以上三句，是指爲了比較兩隊孰爲殊勝，因此在田獵之後陳列擒獲之獵物，加以清點，結果是我方所獲實在比較優异。
《鑾車》是描寫主、賓雙方田獵相競技之事。作這樣的理解，可與前文所論“ 四馬”、“六馬” 暗示有兩位等級不同的君主參加田獵相呼應。駕六馬者是周天子，四馬者即秦公。
十、 《吳人》
吳（虞）人（憐-慎）亟，朝夕敬 □。（載）西 （載）北，勿竈（召）勿代。□而出□，□獻用□。□□□□，□□大祝。□曾受其（庸），□□
（設）寓逢（篷）。中囿孔 □，□鹿□□。
（吾）其□□，
□□ =（申申），大□□□，□□□□。求又□□□□□□□是。
此章殘泐較多，觀其大意，似田獵後對於有功者如虞人等官員論功行賞之事。 “吳（虞）人（憐-慎）亟。”“憐”可讀為“慎”，有陳劍先生多年前指點給我的一個例子為証：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吳伐越”章“ 刑不粦”，整理者讀爲“刑不慎”[11]。據此，金文所見“庶有粦”（ 四十三年逑鼎、毛公鼎、牧簋、簋等）即《書·立政》“庶獄庶慎”之“庶慎”。 [12]
兩“載”字作虛詞，意思是“暫”，與前“乍邍乍□”之“乍”意思相同 。[13]“勿竈（召）勿代”， 竈讀為召，代訓為替。句謂：因虞人極爲謹慎敬業 ，到處奔忙，忽而在西，又忽而在北，所以秦君示意任他去忙 ，不召其來朝見，也不廢替其職。
“□曾受其（庸），□□（設）寓逢（篷）。”句意大概是虞人在野外爲秦君設立臨時寄寓的帳篷，即軍旅之帳舍，因此秦君增授其功庸，可能委派大祝前去虞人之處，有所賞賜。
徐寶貴先生認爲該篇“”、“逢”、“”皆押東部韻。今按：“”字之“東”旁為意符，其聲符是“田 ”，在古文字中皆讀“申”類音（真部），未聞有東部讀音。因此徐說以“”與“”、“逢”為韻，根據不足。
結語：石鼓文的年代
綜合上述，本文所論與前人的主要不同之處，是指出石鼓文提到六馬與四馬兩個等級的車制，認爲參加者田獵有周天子和秦公兩方。下面想綜述十鼓之內容，來討論石鼓文的年代。
裘錫圭先生認爲，“從字體上看，石鼓文似乎不會早於春秋晚期，也不會晚於戰國早期，大體上可以看作春秋戰國間的秦文字”，又指出：“按照石鼓文稱天子、嗣王等內容來看，其年代必須合乎兩個條件：一、在當時秦應與周有密切的關係。二，當時的周王應該剛剛即位不久。郭沫若主要就是根據這兩點把石鼓文的年代定為襄公八年的。”裘先生因爲同意石鼓文的字體晚而又認爲內容早至秦襄公，所以倡導羅君惕所提出“石鼓文所刻之詩是早於石鼓文時代的作品”的想法，以調合石鼓文“內容與字體的矛盾”。[14]
按照裘先生的看法，石鼓文內容的年代與字體的年代，應該分作兩個不同的問題來研究。這一點我完全同意。所謂內容的年代，仍可再分爲兩個問題：1、所記事件發生的年代，這關涉到歷史事實；2、作詩的年代，這關涉到詩作所反映的語言和詞彙。所謂字體年代，是指刻石年代。以上三者的發生順序依次是：游獵、作詩、刻石。
學界的研究現狀，可按這三方面倒過來説。刻石年代，從馬幾道、陳昭容、王輝、徐寶貴等先生所列石鼓文與各時代秦文字字體對照表來看，已經基本可以肯定爲春秋晚期，這是游獵和作詩的時間下限；詩作的語言和詞彙，有唐蘭先生指出其中第一人稱代詞“吾”以及語助詞 “殹”的時代特徵較晚，王輝先生根據唐蘭說 “吾”已屬較晚的語言現象，又指出石鼓文中的稱謂“公”應指刻石之時的秦公，難以指秦襄公[15]；石鼓文所記這場游獵的年代，在研究者中間尚未達成一致，裘錫圭先生主張內容與字體時代相分離，其所記事件時代從郭沫若說定爲襄公；而王輝先生則主張內容與字體的時代相統一，其所記事件的年代 最可能在秦景公時。
王輝先生認爲，《而師》“天子□來”是指周天子來秦，石鼓所記是秦公與周王同獵。這一事件雖然不見於文獻記載，但他舉出了秦公一號大墓出土編磬銘文中的“天子匽喜、共桓是嗣”句及紀年“ 四年八月初吉甲申”，證明當時秦景公曾燕喜來秦的周天子。我同意王輝先生的意見。下面按照我的理解，列舉出石鼓文自身的證據，將王先生的部分看法重新論證一遍。
首先説田獵的地點。石鼓文中所提到地名“汧”（今千河下游）與“（鹵，今甘肅崇信縣）”都是秦地。《霝雨》： “汧殹洎洎，=（萋萋）□□，舫舟囪（從）逮。□□自（鹵）”説明（鹵）邑與汧河相聯係，與《汧殹》鼓所講“汧殹沔沔，承彼沼淵”、《鑾車》“徒馭孔庶，（鹵）□宣搏”合觀，説明漁於汧河上游，而獵於相去不遠的
（鹵）地。這些地點都屬秦。
學者都認爲，十鼓是有一定次序的長篇叙事詩。人們早就注意到石鼓文中出現“天子”、“嗣王”這些不尋常的稱謂，但除了王輝先生以外，研究者似乎都認爲，在石鼓文所叙事件中，“天子”、“嗣王”僅僅是因爲受到尊敬、祝福而被提及的稱號，並不是就在“汧”、與“（鹵）”這現場、參與田獵的人物。這種看法，從本文釋出“駕六”和“六馬”這兩個詞來看，似乎已經開始動搖。
先從《鑾車》說起：“□□多賢，（陳）禽□□，（吾）隻（獲）允異。”“多賢”與射禮用詞相同，說明這次田獵有競技性，既是競技，必有主、賓兩方。
次談《吾水》：“公謂大□：金（今）及如□□，害（曷）不余（友）？”照我們的解釋，是秦公向“大□”發出結伴邀請。從其語氣可以看出，“大□”不是秦國官員。
《吾水》篇先講“（吾）水既瀞（清），（吾）導（道）既平。（吾）□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寍（寧）。”然後叙述獵前準備。這其中的“天子”，若非這次事件的直接參與者，則“天子永寍（寧）”一語就顯得過於突兀。但 照我們的看法，該篇下文出現“駕六”一詞，則正與前文所稱“天子永寍（寧）”意義相應，說明天子直接參與了田獵活動。
最後說“四馬”和“六馬”。表示“四馬”的詞，在文中出現三次：《吾水》“四翰
”、《田車》“四介既簡”、《鑾車》“四馬其寫”，而表示“六馬”
的詞出現兩次：《吾水》：“駕（六）□”、《鑾車》：“趍趍（六）馬”。在石鼓文現存的文字中（據徐寶貴統計，石鼓全文原應至少有717字，今綜合各種拓本最多見存551字。），這兩類詞的相對比例不能不算高。這恰可説明主要參獵者的身份有兩個等級，分別對應周天子和秦公。
上述情況，均可與《而師》“天子□來”句以及秦公磬銘文 “天子晏喜”句相比而觀。此外， 秦公一號大墓出土編磬銘文中的曆日“四年八月初吉甲申”，可以與《吾水》“日唯丙申”對觀，由甲申至丙申歷12日，時間很可能是相接的。這都是周天子曾來至秦地並參與這次田獵活動的證據。所以，雖然傳世文獻沒記載這件事情，但石鼓文與秦公磬這兩種出土秦文字資料的記事，可以互相證明周天子在場，這足以構成證據鏈，説明在秦景公四年周天子來秦這一事件確實存在。
這個周天子是誰？王輝先生指出，秦景公五年（公元前572年），周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秦景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45年），周靈王崩，子景王即位。靈王或景王即位前，都有被稱爲“嗣王”的可能。因此，他傾向於把石鼓文的年代定爲秦景公四年至三十二年之間（他還提出“可能性很小”的秦厲共公元年至八年對應周元王、周貞定王說。本文對此說不作討論）。王輝先生說：“周靈王在秦景公四年，即靈王在即位的前一年，有可能被人稱做‘嗣王’。退一步說，即
使沒有這種可能，靈王在秦景公五年即王位後總可稱嗣王，而此時的周秦關係肯定還是好的，靈王可以來秦游獵。”
我認爲，“天子”與“嗣王”是同一人，據秦景公四年磬銘，均宜定爲周靈王泄心，幷不需要作游移不定之論。
黃奇逸先生認爲，“天子”與“嗣王”對文，説明“天子”與“嗣王”不是同一人。 [16]王輝先生不同意黃奇逸此說，他舉出中山王方壺銘文“以儆嗣王” 句，此為太子可稱嗣王之証。此外，《尚書》中多篇提到“嗣王”，多指剛即位的時王，又《禮記·曲禮下》說“外事曰嗣王某”，是已即位仍可稱嗣王之証。
不過，黃奇逸先生想區分這兩種稱謂的看法，我覺得仍是有啓發性的。此處仍需區分事件、作詩、刻石三者之間的時間先後關係。泄心在秦景公四年來秦參加慶典幷游獵，此時尚未即王位，可被稱爲“嗣王”即太子。他代表了周天子而來，因此可使用周天子之鴐六車馬。第二年靈王即位，因去年靈王至秦曾共同宴樂遊獵，秦人甚感榮寵，所以寫作磬銘、石鼓詩幷刻石以爲紀念。詩作於靈王即位之後，為追述前事，在《而師》鼓交待了泄心來秦時之身份仍為“嗣王”，在其他各鼓，則使用作詩時的稱謂“天子”。這類根據後來的稱謂以記敍前事的記事手法，在史書中是很常見的。
上面證明周天子（嗣王）靈王泄心來過秦地。在這個前提下，才可以討論他爲什麽來秦。王輝先生據秦公磬銘“共桓是嗣”、“??宜政”句認爲，靈王泄心來秦目的是賀秦景公之冠禮。我覺得這是很有道理的。從禮制來説，石鼓文隆重記載周天子與秦公在秦地同獵競技，還可能賦予了此事一些巡狩的色彩。
《尚書正義·舜典》：
《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17]。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衛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蒐”是獵之名也。王者因巡諸侯，或亦獵以教戰。其“守” 皆作“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