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认为：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拥护蒋介石一致抗日，比较团结，蒋借抗日之名分割使用各地方军队，或拉拢监视力图削弱。地方势力则进行抵制。（王续添：《试论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五）正面战场与盟国的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战局与盟国对日政策和战略方针的关系，抗战史论着一向对于苏美等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比较关注，对苏美等国援华抗日的活动，包括军火、飞机、派遣空军人员、派遣军事顾问等都有不少论述。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滇缅战场与盟国军队共同抗日过程中，与英美矛盾，从战史或中外关系史角度均有研讨。其间还发生过突出的史迪威事件，它一度是战时中美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
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
在抗日战争的中国军事战场上，一直存在着由中国翠¤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开辟并坚持的敌后战场（简称“翠¤敌后战场”）和由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国民政府名义统帅数百万国军承担对日作战任务的正面战场（简称“国民党正面战场”）两个相互呼应又彼此相对独立的战场。在1950——1970年代，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学者及其论著指责翠¤和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的同时，中国大陆学术界也主要集中研究和赞扬翠¤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场及其对抗战胜利的决定性作用，严厉批判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是如何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否定国民党正面战场对中国抗战的重要作用。如此一来，一场中华民族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全民族浴血抗战，变成了“半边”抗战。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斗争的伟大史迹与主要内容，也由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同领导中国人民坚持对日抗战，变成了翠¤和国民党的“摩擦”作战，而不是反对日本侵略军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样的抗战史研究及其论著，显然不能全面、客观、公正、科学地反映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丰富生动、可歌可泣的真实面貌，也无法以有力的论证使国际学术界承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的重大作用和杰出贡献。故自1978年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大陆学者解放思想，锐意创新，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突破抗战史研究领域内的教条主义禁区，切实加强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及两个战场关系的科学研究，并以1985年、1995年、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50周年、60周年为契机，掀起了研究抗日战争的高潮，出版了大量关于抗日战争史的论著。其中，通史性论著如：龚古今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何理：《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罗焕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3卷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刘大年主编：《中国复兴枢纽》（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王秀鑫、郭德宏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翠¤党史出版社1995年），王真：《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等。从198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大量关于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论著来看，中国大陆学者研讨较为热烈且进展甚为显著者，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对翠¤敌后战场与国民党正面战场关系的深入研讨
1、对中国抗日战争存在着两个战场这一客观事实的正确认识。此点，早在抗战初期，矛老人家等翠¤领导人就曾有过明确的论述。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经过热烈研讨后，大多数学者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将两个战场互相分离和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比较一致地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和翠¤敌后战场都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关系，是相互配合、相互支援和相互策应的关系。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军队共同对日作战，国民党军队是战略防御作战的主体，八路军、新四军主要以游击战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防御作战，双方既有战略上的支持配合，又有战役战斗上的相互配合。这也是国共两党两军合作抗日关系最好的时期。在抗战中期的战略相持阶段，两个战场正式形成，国民党军队主要担负正面抵抗日本侵略军进攻的任务，以一套相对稳定的防御作战线，保卫着西南、西北等大片国土，作为中国坚持抗战的战略大后方。翠¤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战场。在这期间，由于翠¤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空间上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处于脱离状态，双方已基本上不可能再进行战役战斗上的配合，而主要是在战略上相互策应和配合。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民党战场多次出现危局，翠¤领导的敌后战场便成为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主战场。
2、对两个战场相互关系的科学论证。对此，多数学者都赞成“互相依存论”。即认为：抗战期间国共两个抗日战场的关系，就是一种如矛老人家所说的“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互为依存关系。这种互为依存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如果“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作战，便无从顺利开展敌后的游击战争”；敌后游击战争又“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作战”。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强调指出：抗战期间两个战场这种互为依存的关系，不但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过程，而且居于主导地位，是抗战时期中国抗日军事斗争的主流。在1987年7月中国现代史学会等单位联合召开的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有些学者还进一步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抗战时期两个战场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单独依靠哪一个战场，都难以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攻，缺少了哪一个战场，中国抗日战争的坚持与发展都是不堪设想的。对于两个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都不应低估。军博在其《关于宣传全民抗日战争探讨》的文章中也明确提出：“没有敌后战场，日本就可能抽出几十万机动兵力向正面战场进攻，正面战场将难以坚持；没有正面战场，敌人将其全部兵力压向敌后战场，敌后战场也难以承受”。不过，也有学者对“互为依存论”表示了异议，认为：如果“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所受日军压力必定成倍增加，困难自然大得多，但依靠人民群众，抗战能够坚持下去。没有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就无法独力维持。”
此外，有的学者则从“整体观”的视角论证了两个战场互相配合、共同抗日的有机联系。提出：中国抗日战争是“整体的民族战争”，是中日两国间的战争，只能把中国看作是交战的一方，把日本看作是交战的另一方，决不能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割裂开来，看作是两国三方的战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是在总的持久战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的整体战争互相关联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军队作战地域的划分，是不能割裂的。
对于两个战场互相配合的内容，学者们总结指出：它们是在总的持久战方针指导下的整体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有战略统一行动的配合，也有战役、战斗的直接支援；有八路军配
属友军进行作战，也有友军配属八路军行动”。在抗战前期，多是战役、战斗上的配合；在抗战中后期，则主要是战略上的配合。有的学者还从实证研究出发，或者论述了抗战初期忻口战役中国共两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的事例，或者以“百团大战”期间，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卫立煌、阎锡山等部署国军配合、策应翠¤及八路军的百团大战为例，论述了国民党军队配合八路军抗日作战的情形。
学者们还进一步论析了国共两个抗日战场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重大意义，指出：这是阶级利益对立的两种力量在与共同民族敌人作战时的一种特殊合作形式。正是通过这种大敌当前、联合抗日的两个战场的相互配合，不但在军事上保证了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一场符合中国抗战利益的持久战，而且在政治上也保证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不致破裂。这就说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在主要敌人一致的情况下，阶级利益对立的政党和集团不但可以合作，而且合则两利。在反抗强敌入侵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有机联系，游击战和正规战的互相配合，是中国抗日战争能够“苦撑待变”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有的学者提出：两个抗日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配合，共同对日作战，“是中国翠¤倡导和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的成功体现，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大特点，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两个战场对抗日战争进程和结局，乃至战后中国政局中国前途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注意到了两个战场相互配合、相辅相成、有机联系的同时，有的学者也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区别，指出：两个战场因执行两种不同的抗路线、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即：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执行消极防御方针和进行正规战；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深入敌后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于是就出现了在“战场选择、战略战术和作战方式等方面”均不相同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并且分析道：两个战场的出现和形成，“起因是抗战一开始就确定了国共双方军队的分割指挥”。其次是“抗战开始后战局的演变及国共双方对战地的不同选择，使得两个战场以不同的方向平行地扩展”。其三是“国共两党各自选择的不同的战场和不同的作战方式对日作战，是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和集团的利益所决定的”。其四，“当时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也决定了八路军、新四军不能在正面战场进行正规战，而只能进行游击战”。有的学者认为：两个战场的出现，是由敌我力量对比所决定的，是统一的持久战战略方针（以空间换取时间而达到持久，在持久中消耗敌人而争取最后胜利）下的合理分工。
3、两个战场有无统一的总的抗日战略方针？对此，一些学者继续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主张“速胜论”，翠¤主张“持久战”，故双方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总的抗日战略指导方针。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持久战战略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和全国大多数人的共识，暨承认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有一个统一的总的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的。其具体情形是：抗战爆发以前，中国翠¤人率先提出并向国民政府建议实行持久战的抗日战略方针。在翠¤和要求抗日的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将领的努力下，1937年8月召开的南京国防会议一致通过决定，以“持久消耗战”作为中国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学者们指出：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所共同主张和实行的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既有颇多相同之点，也有若干不同之处。从总体上看，相同点是主要的，但其差异和分歧也不可轻视。 国共两党在抗日持久战战略上的相同点主要表现在于：一是在确立持久战战略方针之客观依
据上的一致性。即：以矛老人家和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两党及军队领导人分别在其著名的《论持久战》和“以空间换时间”、主张持久消耗战的论说中，都对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四个基本特征进行过全面的论述，大家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但国民党蒋介石因忽视抗日战争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翠¤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等进步因素的存在，而对持久战战略的认识程度不如矛老人家和翠¤深刻。二是在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主要特征暨对其长期性认识上的共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战略，其实质就是要通过长期战争逐步消耗日本侵略者的力量，最终实现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战略目的。对此，翠¤主张通过长期抗战，积小胜为大胜，积蓄力量，争取由敌强我弱转变为力量平衡、再发展到我强敌弱，最后取得战争的主动权。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在抗战中几度幻想依靠外援，主张速胜；但从其在整个抗战过程中的表现来看，也是认为必须抱定3、5年如一日的精神，在持久抗战中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三是在实行持久战战略的军事目的上，国共两党及其领导人都是为了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对此，学者们特别强调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内虽然出现过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散布“亡国论”并最终走上汉奸道路的现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也长期与日本保持着和谈渠道并多次出现妥协倾向；但其主导方面是主张坚决抗战到底的，广大国民党官兵在抗战中也以其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精神和行动，为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四是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战略思想，是在中国翠¤的推动和帮助下形成的。如国民政府军委会总参谋长白崇禧把矛老人家的《论持久战》精神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以军委会的名义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就是一个较典型的例子。
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及其领导人在对抗日持久战战略的理解和实践上，也有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不同之处。其主要表现：一是国共两党在实行抗战持久战战略路线上的根本分歧。国民党奉行的是一条单纯依靠外援、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翠¤实行的是一条依靠、动员、组织和武装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全面抗战路线。主张全中国人民都积极参加到抗日战争中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文化知识出文化知识。二是在对“持久战”战略的理解上的差异。“翠¤主要着重于政治，而国民党则着重于军事”。“翠¤的持久战战略方针基本是政治战略方针，多注重政治和民众的动员”。“国民党的持久战多从军事上着眼，注重政府和军队的行为，相对比较忽视对民众发动，而且国民党的整个政策还有限制人民群众的倾向”。三是在作战原则上的明显不同。翠¤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以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相结合的积极防御来实现持久战。强调的是防御中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和灵活性、主动性、计划性等战略思想。而国民党军持久战的核心思想与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表现在作战技巧上，就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设防，处处据守”“深沟、高垒、厚壁”。它在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拖延战术和消极防御战略。尤其是“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虽然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对于保存中国抗日战争的军事力量，延长战争时间，分散和消耗日军兵力等，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国民党军队以保存实力、消极防御为其抗战的指导思想，未能在对日作战中实行以运动战为主大踏步前进与后退的作战方略，“以空间换时间”竟成为某些国民党军队和将领或丧师失地，溃败奔逃；或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退的逃跑主义在理论上的托辞。四
是以矛老人家、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两党领导人对抗战战略相持阶段意义理解上的重大歧异。矛老人家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需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并强调指出：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蒋介石则把中国的抗日“持久战”分为“防守时期”和“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两个阶段，否认需要经过一个艰苦而长期的战略相持阶段。矛老人家等翠¤领导人认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这种否认战略相持阶段存在的理论，实际上“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了‘持久战’的外衣罢了”。五是国共两党坚持持久抗战的表现与趋向不同。国民党及其军队虽然自抗战一开始，就确定以“持久消耗战”为其战略指导方针，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对日作战也比较积极努力，但其在抗战初期的基本战略指导思想还是“速胜论”，至武汉失守特别是1939年的“冬季攻势”受挫后，才真正确定了“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但又把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际援助上，所以在军事战略指导思想上多是以“保存实力”、“消极等待”、“苦撑待变”为战略指导，在行动上，则自战略相持阶段起，逐步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并多次出现拟与日本侵略者妥协的倾向。而翠¤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则始终如一地坚持抗战到底，并从战略相持阶段起，逐渐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和主力军，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砥柱中流和决定性作用。六是国共两党在实行对日持久抗战的基础上的不同。翠¤的持久战战略是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的；而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则是建立在依靠外援的基础之上，存在着侥幸取胜的心理。七是国共两党主张对日持久抗战的政治目的不同。国民党主张持久消耗战，争取中国抗战胜利的目的在于恢复其旧的统治秩序；翠¤坚持持久战战略的主旨在于：从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有机结合出发，通过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与解放。
当然，对翠¤的持久战略与国民党持久消耗战战略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别？上述概括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学者们尚有不同看法。但多数学者也都认识到：只有通过承认国共两党在持久战战略指导方针上的一致性，来论证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一个统一的总的战略方针，又细致辩析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在持久战战略的理解与执行上的差别，“这才合乎历史实际”。才能使该问题的研讨逐渐走向深入。
4、关于两个战场形成时间的讨论。1944年6月22日，叶剑英在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中首先提出：“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两大战场。”次年，矛老人家在翠¤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时又再次提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此后，这一观点作为权威结论，不但普遍地存在于1980年代以前的翠¤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论著与教材中，且至今仍有不少学者继续坚持此传统说法。但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在抗日战争刚开始之时，中国只有国民党正面战场一个战场。对于翠¤领导的敌后战场之开辟暨两个战场形成的初始时间，学者们或者主张以1937年8—9月间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战场为标志；或者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分为两个战场的最早时间只能从1938年秋后算起”。 还有的学者在具体考察了八路军、新四军各部挺进敌后作战的历史过程和敌后战场战略作用之发挥情况后，提出：两个战场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1939年初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或者主张以1940年初国民党战场出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