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对敌后战场一些重要战役战斗的具体研讨。在关于敌后抗日战场一些重要战役战斗的具体研讨中，较为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对“百团大战”评价上的拨乱反正。众所周知，因为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是“百团大战”指挥者的缘故，中国大陆学术界对百团大战的评价，曾随着彭德怀政治命运的起伏，经历了一个从充分肯定、基本肯定到全盘否定，再到“失大于得”、“得失各半”、“得大于失”等多元化认识和当前基本上全盘肯定的复杂演变过程。在研讨中，多数学者基本认定：百团大战的发动及其巨大战果，对于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驳斥国民党顽固派指责翠¤、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提高翠¤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在海内外的威望和地位，都具有不容低估的积极而重大的作用。当然，作为一场出动兵力100个团、几十万人的大规模战役，百团大战在军事指挥的某些阶段或者环节上也许还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甚至于如在战役第二阶段进行了与八路军武器装备不相适应的攻坚战及个别战役指挥上的失误；但从总体上看，应该是功大于过，得大于失的。有的学者提出：百团大战发动之初，八路军总部主要是进行正太路交通破袭战，并未计划出动这么多部队。但在战役打响后，一些八路军部队主动投入战斗并扩大了战斗地域和作战成果。有的学者认为：百团大战并不存在“引火烧身”的问题，无论有无百团大战，日军在“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下，都要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而百团大战之前形成了八路军扩军高潮，军、政、民组织在百团大战的战役战斗中得到了巩固和提高，这些恰恰为后来战胜严重困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的学者则不赞同“建国以来许多版本的翠¤党史、中国革命史以及中国现代史教材或专著，采取把百团大战与治安强化运动分开的写法，提出：“在百团大战前，华北日军并非任何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得到，但主要由于对于翠¤力量认识的不足，完全未做准备，因而遭到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百团大战后，日军“加深了对翠¤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反共政策，??开展了对华北各根据地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这对中国抗战局面和翠¤政策的制订均发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学者们还在探讨百团大战结束时间这一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持传统观点的学者认为：百团大战开始于1940年8月20日，结束于同年12月5日八路军总部公布部队战绩，共进行了3个多月。有的学者则主张，以1941年1月24日暨晋西北军民结束反扫荡战斗，共进行了5个多月。
此外，学者们对于平型关战斗中歼敌人数、夜袭阳明堡机场和雁门关伏击战等战役战斗，均展开了热烈研讨，提出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新观点。 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国民党正面战场，主要是指侵华日军推进线上中日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它一般位于中日两国正面军事对峙的大中城市附近、交通线两侧和一些重要战略要地。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了这些战略要地的正面防御作战，故中国大陆学者习惯于将其称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作为与翠¤领导的敌后战场共同抗日斗争的重要军事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国史和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1950——1970年代的近30年时间里，与台湾学术界在国民党翠¤的影响下，极力贬低翠¤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同样的，是中国大陆学术界也极力淡化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的历史及重要作用。在这期间，中国大陆除了在个别回忆录性质的文史资料选辑中偶尔涉及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作战情形外，几乎没有公开出版或者披露过有关国民党
军队抗日作战的史料和论著，学者们即使是偶然涉及到此敏感问题，也是努力描绘国民党军队在其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在正面战场上是如何丧师失地、节节败退的，在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功过上显得极其薄弱并且有欠客观、公正。
自从1978年翠¤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尤其是翠¤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消除台海两岸隔膜的良好愿望出发，展望第三次国共合作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便开始真正正视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抗日作战中的表现，并借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机会，展开了关于抗日主战场的争论，使得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研究成为新时期中华民国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成果较为丰硕、进展极其显著的领域之一。在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专著方面，主要有郭雄等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陈小功：《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马振犊：《血染的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以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后陆续出版的《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荣维木)、《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林治波、赵国章)、《兵火奇观——武汉保卫战》（敖文蔚）、《铁血远征——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田玄)等。在资料纂辑出版方面，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下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3种，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该书共七卷，其中第二卷即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在具体战役的专题史料方面，主要有：翠¤中央党校翠¤党史资料室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1985年内部印行本），武汉市档案馆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1985年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云南省档案馆编：《滇军抗战密电集》，南京市政协编：《中国空军抗战史料》等；回忆录性质的口述史料，主要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之：《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松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原抗战》、《晋绥抗战》、《湖南四大会战》、《闽浙赣抗战》、《粤桂黔滇抗战》、《远征印缅抗战》等多种（均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此外，《历史档案》、《民国档案》、《近代史资料》和重庆市档案局编：《档案史料与研究》等，也先后编辑刊发了诸如：《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一至三次会议记录》、《国民党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有关忻口战役作战指示和各部队战报选》、《武汉会战战况史料选》、《宜昌战役档案史料选》等大批珍贵档案史料。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抗日御侮》等，也已成为中国大陆抗日战争史研究者必用的资料。在日本方面出版的资料或者回忆录中，值得关注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译：《满州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长沙作战》、《香港作战》、《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广西会战》、《昭和十七、八年(1942、1943)的中国派遣军》、《昭和二十年(1945)的中国派遣军》、《华北治安战》(这些史料均由中华书局内部印行)，以及《大东亚战争全史》、《冈村宁次回忆录》、《今井武夫回忆录》、《日本侵华内幕》等。比之于1980年
代以前，可供使用的资料已算是非常丰富。从新时期发表的大量论著来看，中国大陆学者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与讨论的热点及其进展，主要集中在下述问题上。
1、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到底有无抗日准备。1980年代以前的传统观点或者对此问题避而不谈，或者认为：一直到西安事变发生以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都因忙于国内的“剿共”和消除地方实力派的“安内”战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动，则坚持所谓的“不扩大、不妥协、不屈服”等原则，直到“七七”事变发生时，都并未做抗日的战略准备。但自从1985年出版的《张治中回忆录》提出国民政府曾有抗日战争的军事准备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此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坚持传统观点的学者继续认定：“在抗战前的长时期内，国民党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抗战几乎没有做任何战争准备”。但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民政府即已着手抗日的准备工作。在组织机构设置上，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几个国防战略区；在军事准备上，进行了诸如实地侦察、修整江海防要塞和建筑国防工事，对军队进行统一整编和重新部署、充实军备，进行针对日军侵略行动的军事演习等；在经济建设上，主要是改进交通运输和后勤补给状况，进行财政、工业、水利等抗日准备，以增强国防经济实力等；并实行了国民军训、加强防空等。而《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和1988年第1期发表的《国民党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也从史料的角度使人们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准备抗日的战略方针、作战指导要领和军事部署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不过，对于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工作及其成效，学者们普遍评价不高。如有的学者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就提出了准备抗日的问题，但大多停留在计划和口头上，只是到1935年底，由于日本侵略者的侵华行动已经威胁到国民政府统治的稳固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才“不得不逐步把抗日准备从口头的幌子变成了初步的行动”。有的学者认为：虽然到了1936年春季，国民政府开始全面修筑国防工事，至“七·七”事变前，江浙、山东、河南、晋绥、冀察等战略区第一期国防工事已基本完成；到了1937年上半年，南京、镇江、虎门等9个要塞区整建完毕。但由于受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的整个抗日准备工作可以说是“计划周密，进展缓慢，魄力有限，功效甚微”。
2、对国民党“持久消耗战”战略方针的评价问题。如前所述，传统的观点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及其军队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只有“速胜论”。对其是否有战略方针以及如何评价其抗日战略方针，却持回避态度而几乎没有研究。而目前多数的中国学者则一般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一个统一的总的持久战战略方针，国共两党在持久战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消耗战”，它的基本内容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大胜”。
对于国民党是何时提出“持久消耗战”这一战略方针的？学者们或者主张1932年说。即：早在1932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就明确写道：对日本要“长期抵抗”。此后不久，蒋介石又更明确地提出：“长期的抗战，愈能持久，愈是有利。”发展至1937年8月，国防会议便正式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或者主张1935年说。认为：1935年春夏间，蒋介石提出了“持久消耗战”这一对日抗战战略的初步构想；至1937年8月7日，由南京国防会议正式决定为抗日作战的基本战略方针；但直到1938月11月，南岳军事
会议时才最终在国民党军、政领导层中形成共识。也有学者主张：一直到了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翠¤才确定了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并将其运用到的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上。如有的学者提出：过去我们对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总是以片面抗战的路线笼统地评价之，认为这一时期的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并无一定的战略指导方针；而台湾的一些史学家又过份强调国民政府与国民党蒋介石早已洞察了抗日战争爆发的必然性。认为：从抗战一开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蒋介石就拟定了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足以准确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抗战初期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持久抗日军事战略有一个形成过程。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淞沪战役期间，国民党及其军队“持久战的思想已有所萌芽”；但是在淞沪战役的指挥中，“我们丝毫也看不出任何持久作战的战略思想，相反，却大有赌国运于一战的打算”。淞沪战役后，国民政府虽然已被迫认识到“战事已转为一场全国规模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但这“并不等于在战略上已经确立了持久战方针，更不等于在具体战役战斗上能正确地运用持久战的战术”。直到南京、上海失陷后，国民党蒋介石才“逐步认识到了主动积极防御的重要性”。台儿庄战役“标志着国民党军事由消极防御向积极防御的某些转变”。在武汉保卫战中，国民党军及正面战场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战斗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军队不仅有节节抵抗的消耗战，也有主动围歼敌人的进攻战。在达到消耗日本侵略军力量和争取到坚持抗战的时间这一战略目的后，国民党军队便主动撤出了武汉，保存了继续坚持抗战的实力。有的学者分析指出：从抗战开始到南京失守，国民党军队虽然实行了“持久消耗战略”，但“实质上是试图用阵地消耗、战役持久，来达到战略速决的目的。”上海、南京沦陷后，国民党才“开始实施持久战战略，并在理论上对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敌败我胜的战争结局作了论证”。
对于“持久消耗战”战略方针的内容，学者们分析指出：它主要是由“持久战略、消耗战略、单纯防御战略、以阵地战为主运动战游击战为辅的战略”等组成。其核心的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即：在中国抗日战争艰苦战斗的历史进程中，将会丧失一些国土，但可以由此用“空间”的损失来换取持久抗日作战所需要的“时间”，以逐步耗散敌军兵力，积蓄自身的抗战力量。“持久消耗战”战略的具体实施方略是“积小胜为大胜”，即：通过若干小的战役战斗胜利积累而成大的战役战争胜利，由局部的对日作战胜利扩展成为全国的彻底的抗日战争胜利。“持久战与消耗战是同一过程的战争发展趋向，持久说的是战争的时间，消耗说的是战争的内容”。
至于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持久消耗战”战略方针及其效果，中国大陆学者多数者主张“二重性说”。即使是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认为：一方面，这一方针的提出，表明“国民政府统帅部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日两国的国情及其军事力量的对比，认为抗战是长期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通过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力量的过程，从战略退却转到战略反攻，去争取抗战的胜利”。按照“持久消耗战”的作战方略，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战略防御的态势下，应当努力对日作战，但又要极力避免与日军进行战略决战，保持军队主力不被敌军消灭，同时迅速扩建和加强军事力量，将坚持抗战的重心移向西南与西北地区，使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不能得逞。但是在另一方面，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战略方针也包含着诸如：其持久战战略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企图依赖外力援助
取得抗战胜利，消极防御的战场作战方式，以阵地战为主辅之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争形式不适合当时敌强我弱的战争形势等错误因素。而且这些错误因素还“随着战争的延续和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倾向的日趋上升，”在不断地发展着。同时，由于国民党在“持久消耗战”战略指导上的这些错误，造成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初期过快、过多和过大的损失，在抗战相持阶段其消极抗战倾向的逐步上升并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了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严重失败。有的学者指出：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理论，“对奠定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格局、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但它又“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因而不能制定合乎中日战争特点的具体战略战术，而且在实战过程中，国民党往往背离持久作战的宗旨。”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的持久战思想始终是不完全的”，“实际上只是指狭义的军事作战行动战略”。例如，在淞沪会战中，国民政府统帅部就有了“持久消耗战略”的作战指导思想，但由于参战军队采用的是错误的“消极防御”和固守阵地的阵地战战术，使得这一战略指导思想不能取得切实有效的战果。还有的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国民党持久消耗战战略应该包括战略目标和战略运用两个层面的内容。动员全中国社会的最大力量与日本侵略者持久地拼消耗，以坚持在敌强我弱的状态下抗战到底，争取抗战胜利，是其战略目标；而“以空间换时间，以时间换空间”则是其战略运用。国民党正面战场对这一战略的运用，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因其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作战、阵地战等战术所带来的明显局限性。相比而言，翠¤人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和“外线速决战”的作战方针，充分地把握了持久战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就要明显的持高一筹。
3、对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若干问题的研讨。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是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初期暨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防御阶段。在这期间，国民党军为了抵御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先后进行了平津战役、淞沪会战、忻口战役和太原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但这些战役最终都以国民党军力战不支、撤守退却而告结束。因此，持传统观点的学者每当提及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时，多以“丧师失地”、“腐败无能”等词语贬抑之。但从1980年代以来，多数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和热烈讨论后，开始对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作出比较积极的评价。认为：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中国军民的战略防御，大量地消耗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关于中国‘不堪一击’的政治宣传??中国军民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的防御作战，使敌人损失兵力七十多万人，在军需补给上也发生了严重困难??打破了日本侵略翠¤在中国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使其侵略计划屡屡落空”。对于这一时期国民党战场努力抗战与节节败退交织交存的现象，学者们或者指出：“努力抗战是值得肯定的主流，丧师失地惨败溃退则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或者认为：抗战初期，国民党一方面由不抵抗主义转变到比较努力抗战，但另一方面，又因为因循苟且、战争准备不足、消极防御、片面抗战、，内部派系不协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而造成丧师失地局面，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或者指出：中日国防力量和技术上的差距，也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溃败的重要原因。
对于这一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若干战役的具体研讨，学者们主要围绕下述问题，展开了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