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存亡的打法，往往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令数十万国军将士浴血沙场，英勇牺牲，从而显示出一种慷慨悲歌、与敌偕亡的积极抗战景象。而在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已改变战略指导思想为“持久消耗战”，在战役的指挥和作战方式上表现得较为理性了，不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有时，为了保存实力和避免更大的无谓牺牲，甚至采用对日避战态度，这就难免给人以消极抗战的印象。其次，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始终是抗日与反共并重的政治、军事方针。在抗战初期，因为日本侵略者大兵压境，将主要进攻目标指向国民党正面战场，迫使国民党军不得不以全部力量用于对日作战，而无力兼顾其积极的反共活动。但在抗战中后期，一方面是日军需被迫分散兵力来同时对付国民党正面战场和翠¤敌后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所受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压力日益减轻，使其越来越来越有更多的力量从事反共活动。按照矛老人家等翠¤领导人的观点，国民党反共活动方面越积极，其在抗日方面就必然会越消极。另一方面，中国翠¤及其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和人民军队力量的逐步成长壮大，特别是“百团大战”后国民党蒋介石了解到八路军已发展到几十万人，便心生疑惧，为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与翠¤争夺中国的统治权，便越来越注重保存实力。尤其是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英美对日宣战，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中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更是把战胜日本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英盟军和外援上，在对日作战中更加重视保存实力，其消极抗战和对日作战时“避战”、“逃战”的倾向亦更加普遍和愈益严重。但国民党正面战场这种消极抗战的作法，与其一直未停止对日和平交涉一样，并不意味着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就必然地具有向日本人妥协投降的意图。
（2）、对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地位和作用的不同看法。概而言之，主要有四种看法：第一种意见是基本否定态度。即认为，在抗战相持阶段，因国民政府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在对日作战中“极力避战”，虽然其军队在某些具体战役中取得了一些小胜利，但总的特征是“避战”、“逃战”和节节溃退，并且还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妨碍和破坏坑战的作用。第二种意见是主张分成两个阶段评价。第一阶段是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基本上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反共高潮；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也对日军发动了“冬季攻势”，并在正面战场抵抗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这一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可谓功过参半。第二阶段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依靠外援（主要是依靠英美），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在这时期，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更加腐败，大批将领投降，部队失去战斗力。虽然在正面战场也有过某些局部战斗，并派部队出国作战，但又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失败。所以，在这个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对中国抗日战争在政治上、军事上基本上都是起消极作用。第三种意见认为：自“七·七”事变到1940年，日军始终以国民党正面战场为进攻重点。1938年11月至1940年，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比较坚决地抗击了日军的进攻，给日军以较为沉重的打击。这时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把对华作战重点对准翠¤领导的敌后解放区，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作战呈现消极避战状态。第四种意见对于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否地位日益下降持质疑态度，认为：“无论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前，还是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和翠¤敌后战场，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 （3）、对1944年国民党正面战场若干战役的重新评价。1944年初，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豫湘桂战役（日军大本营自称曰“一号作战”），企图打通平汉、粤汉
铁路，掌握中国大陆交通线，同时阻止美空军利用中国浙、赣、闽等地机场空袭日本本土。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均以“大溃败”来概括国民党军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并在肯定国民党军爱国官兵浴血奋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的同时，指责国民党翠¤的腐败造成了正面战场的这场大溃退。但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也相继有学者分析指出：日本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并没有达到摧毁美空军基地和压迫国民政府投降的战役目的，“对1944至1945年初中国战场的形势，不能因一个豫湘桂的失败，就得出局势恶化了的简单结论”。有的学者则认为：由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将主要力量运用于滇缅战场和打通中印公路的战役，才导致了豫湘桂战役的失利。有的学者在评述国民党军豫湘桂战役的全面溃败时，对衡阳保卫战、洛阳战役、灵宝战役、桂林守卫战等，也给予了补充研讨和积极的肯定。例如，对于常德会战，学者们即指出：参与守城的国民党军第57师与敌血战，指挥员伤亡率高达95%，后勤兵员亦上战场作战，一直战至城内部队全部牺牲，其战况惨烈无比。日军也因伤亡严重，而被迫全线退却。又如：衡阳保卫战，国民党军第10军在军长方先觉率领下，孤军守城达40多天，直战到弹粮皆绝才被迫弃城。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提出：1944年的中国国民党正面战场事实上形成了“东守西攻”的战略态势，且随着滇西战场的胜利，中国战场摆脱了遭受日军两面夹击的局面，为1945年东线战场的反攻奠定了基础。因此，全面衡量和深入分析中日双方的得失，1944年的中国抗战还是“互有攻守，各有得失”，而中国方面则“得大于失”。 此外，学者们还对抗日战争中后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南昌战役、上高战役、中印缅作战等具体战役战斗及其胜败得失，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论述，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这些研究及其成果，启示我们：一场持续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是由许多重大战役以及更多的大、小战斗所组成的。对这些战役战斗的具体实证研究，是科学、全面而公正地评价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地位、作用的重要基础。
5、关于国民党地方部队抗战表现的研究。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地方部队参加抗战的兵力达百万人以上，国民党军一些战区如第二战区即以地方部队为主力军。但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桂军、东北军、川军等国民党地方部队参加抗战的史实及其作用研究较少，而较为注意揭露一些地方实力派将领参与反共磨擦、进行对日妥协活动的问题。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和不断深入，对国民党地方部队在抗战中的军事活动及其作用的研究，亦日益成为研究国民党正面战场军事活动的重点内容之一。从发表的论著来看，新时期中国学者侧重于以大量的史实说明国民党地方部队积极参加抗战并作出重大贡献的情形，强调指出：国民党地方部队几乎参与了正面战场所有的重要战役，在广大的抗日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英勇牺牲，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研究国民党地方部队的参加抗日战争并英勇奋战的史实及重要贡献，是研究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说明中国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伟大意义。
6、关于正面战场海军与空军作战问题的研究。这是1990年代以后，才引起中国大陆学术界重视并开辟的新研究领域。从已发表的论著来看，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关于中国海军抗战，因1997年著名的“中山舰”在沉没60年后被打捞出水而引起了中国大陆学术界的重视，并掀起了研究热潮。目前，学者们主要集中研究中国海军以长江为主要战场的江海防对日作战问题。对此，有的学者将中国海军抗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
长江下游配合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进行了江阴要塞保卫战。第二阶段，为配合武汉保卫战而参与了长江中游的马当、湖口和田家镇保卫战，并以自沉军舰堵塞长江水道来阻击日本海军溯江而上的攻势。第三阶段，在抗日战争中后期，于长江中游以水雷封锁长江航道来拱卫陪都重庆，同时在长江下游开展敌后布雷游击战斗。并且提出：抗战期间中国海军先是在淞沪会战中为了配合陆军作战而采取攻势防御，准备协同陆军攻击由海口登陆之日军，并围歼长江口内的日本军舰，但因汉奸出卖，围歼日舰计划未成，于是转而实行守势防御，主要采取沉船阻塞、水上袭击、水上封锁、布雷游击等作战形式，配合陆军的防御作战。就战术而言，这也是国民党军持久消耗战战略在海军作战中的具体运用。
对中国空军抗战史的研究，学者们指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在敌强我弱，实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坚持与处于绝对优势的日军殊死搏战，涌现出了高志航等一批著名抗战英雄。后在“战果与消耗俱增”的艰难窘境中，先是于1938年与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联合，在武汉、南昌、兰州等地与日本空军展开大规模空战，并远征台湾，轰炸松山机场；太平间战争爆发后，又与美军“飞虎队”联合，与日军争夺中国西南地区的制空权，轰炸日军在越南、泰国和中国境内的机场。至1943年鄂西中日大空战后，中国空军取得了空战主动权，并由此转入了战略进攻态势。在研究中，学者们除了着重记述中国空军英雄血战蓝天的壮烈史实关对一些史事及细节做必要的考订外，也对苏联志愿航空队、陈纳德领导的美空军“飞虎队”的在华对日抗战史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充分肯定。
另外，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配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活动，还出版了一些关于中国海空军对日抗战的专著和历史文学。它们既有助于普通民众了解中国海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和战斗事迹，也为研治抗战时期中国海空军对日作战情况，提供了一定的历史线索。 四、几个争议较大问题的激烈论辩
1、中国抗日战争有无战略反攻阶段。这个问题是1990年代中期学术界研讨较为热烈的问题，它包含：中国抗日战争有无总的战略反攻阶段，敌后解放区战场有无战略反攻和国民党战场有无战略反攻3个具体问题。
（1）中国抗日战争有无总的战略反攻阶段？自矛老人家发表《论持久战》，将中国抗日战争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后，中国抗日战争曾经有一个战略反攻阶段似乎已成无庸置疑的铁定事实。但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学术界对此问题展开发讨论，并产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一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也没有出现战略反攻态势，其理由是：从理论上说，所谓“战略反攻”，一般是指战争的一方在战略防御的最后阶段，对进犯之敌实施战略攻势行动，是一种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过渡形式。在性质上，战略反攻带有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从敌强我弱向我优敌劣形势转折的意义。但从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体形势来看，从中日双方力量对比状况而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和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前，敌强我弱的中日力量对比格局也未能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抗日战场并不具备战略反攻的条件，战略反攻阶段也就没有能够到来。从历史实际来看，抗战后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势行动，在性质上属于战役、战斗的进攻，而不是战略进攻。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和蒋介石即决定依靠英美盟军力量战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加上在雅尔塔会议上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便放弃了依靠自己力量反攻的打算。后来，国民党了也曾制定了号称“白塔”的反攻计划，但始终没有战略总反攻的行动。
有的学者提出：长期以来史学界依据矛老人家的《论诗久战》，认为抗日战争存在一个战略反攻阶段。但是，当1944年解放区战场转入局部反攻时，国民党正面战场正面临着豫湘桂大溃退，所以从全国抗日战场的整体形势来看，中国抗日战场并没有进入所谓的战略反攻阶段。至1945年8月中国军队开始全面反攻前，日本政府已决定投降，并发出了投降通知。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存在一个战略反攻阶段，而是在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在外部力量的支援下，急速转入胜利。”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战场即使有反攻行动，其时间也只有从1945年8月9日矛老人家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至日本签字投降这20多天时间。 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则主张：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至少可以从1944年算起。因为从国际形势来看，从1943年下半年起，同盟国即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同时展开战略反攻，至1944年同盟国的战略反攻已进入到大规模进攻而且胜利在望的阶段，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同盟国的重要成员和“四大强国”之一，也于1943年下半年开始，即在敌后战场发动了战略反攻，1944年通过在印缅战场上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的胜利，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反攻。至于中国抗日战场的战略反攻开始时间，则有1943年下半年、1944年初、1944年夏、1945年春和平共处945年8月等多种说法。有的学者还提出：我们不能简单而教条地理解战略反攻，战略反攻应当是包括总反攻与局部反攻两方面。局部反攻即标志着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从这个视角来看，1944年，中国军队在敌后和西南的滇缅两个战略方向开始了已部反攻。西南方向反攻胜利后，1945年春，中国军队又制定了桂柳反攻计划，同年5月的湘西会战及其胜利拉开了东线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反攻作战。5—7月，中国军队开始战略大反攻，相继收复了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从总体上看，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具有两个特征：一是由于海空军力量薄弱，不像其他盟国反攻作战时那样具备渡海作战、打进日本本土的条件，而只能在极其困难的情形下，收复失地和配合盟军作战。二是中国战略反攻虽不像欧洲战场、苏联战场那样进行大兵团的进攻作战，但也与盟国的战略反攻一样，具有对侵略者攻势增多增强、向城市交通要道进攻、攻势猛烈等特征。
另外，中国抗日战争包括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两个部分，要说清楚中国抗日战争是否有战略反攻阶段，就必须分别对解放区敌后战场的战略反攻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做具体剖析和论辩。对此，学者们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
（2）、敌后战场有无战略反攻阶段？对此问题，学者们也是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持否定意见者认为，判断敌后抗日战场是否有战略反攻的关键，是要看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中，是否出现了我方大体取得优势，呈现出我强敌弱的战争态势。而在事实上，“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前，不论是整个抗日战争，还是解放区战场，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状况并没有改变，战略反攻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因而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也就没有到来”。“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的作战，在性质上不是战略反攻，而是战役、战斗的进攻”。至于日本投降后敌后战场的大规模反攻作战，实际上是日军拒降与八路军受降之战。这种“八路军同日军的受降之战”，实际上是国共两党之间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将其称为战略反攻“似乎不太恰当”。
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则认为：抗日战争中后期敌我力量对比中的日强我弱并不是绝对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抗日战争中日力量对比及其变化，一定
要将中国抗日战场放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形势下来分析，才说得清楚。从国际形势来看，1943年下半年起，日本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军事力量的对比已经处于左支右绌的明显劣势，处于被动境地。即使是在中国战场上，日军的所谓军事优势也是相对的，中国抗日战场在一些地区尤其是解放区战场已经取得了局部的优势，具备了战略反攻的条件。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抗日解放区战场的战略反攻，主要表现在：一是敌我力量的变化，有明显的反攻形势；二是解放区军民有明显而积极主动的战略反攻行动；三是有显著的反攻战绩。但这些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对于敌后战场战略反攻的起点，又众说纷纭。或者主张以1943年秋解放区战场转入局部反攻为标志，或主张以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为标志。并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3）、国民党正面战场有无战略反攻阶段问题。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没有实施战略反攻”。并且指出：1945年春，国民政府亦曾决定于同年秋开始对日军发动战略进攻，然而，日本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使国民党正面战场遭受重挫，喘息未定，反攻还“未及部署就绪，日本就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方面的‘大攻势计划’，未及实施”而只能停留在构想上。
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则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也出现过战略反攻阶段。如1944年初，中国军队与盟军在滇西缅北的反攻并打通中印公路，即是中国军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收复失地、配合盟军的局部反攻作战。并且强调指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局部失败，“不能掩盖中国军队同时期反攻胜利的事实”。至于国民党军正面战场战略反攻开始时间，学者们同样是各持己见。或者主张以1945年4月的湘西会战为起点，或者主张以1945年春夏老河口、湘西两大战役为战略反攻开始的标志，进入8月后，则进入大反攻阶段，并且一直持续到同年10月甚至年底。
关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场的讨论与意见分歧。按照传统观点的说法，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抗日战场只有翠¤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对于活动于敌后的国民党军队，中国大陆学者虽然也承认其客观存在，但强调那只是国民党和蒋介石为了反共才部署到敌后战场去搞“摩擦”的，而否认其抗日作战的性质。但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也有中国大陆学者提出了抗战时期还存在着一个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场的问题，并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持肯定意见的学者认为：抗战时期国民党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形成了一个敌后游击战场，应当是一个客观事实。并且论述道：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就已经注意到了运用游击战术的问题，提出了“应多运用柔性游击战。避实击虚，务保持战斗持久力为安”的对日作战策略。1937年9月，第一战区主力调往晋东时，即命令吕正操、孙殿英、李福和等部留在河北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投入敌后的主力军队有30个师30多万人和地方军队30万人，并建立了冀察、苏鲁两个战区等敌后游击战争指挥机关。有的学者提出：国民党自南岳军事会议后，即开始全面实施开辟敌后游击战场的行动，“设立了冀察、苏鲁两个游击区，配置了12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共20万兵力，另外在第一、第三、第五、第九战区设立了7个游击区，配置了大量国民党正规部队，总计国民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兵力约在50万人以上。这些游击化了的正规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极大地威胁着日军的后方基地和补给线”。有的学者根据何应钦的军事报告指出：国民党军在八年抗战期间，其投入敌后游击作战的军队1938年多达80万人，1940年底减少到60多万人，以后由于大批伪化和整编精简，呈逐年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