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的消极抗战倾向为标志；或者主张以1943年春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作为两个战场形成标志等多种意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此问题的研讨，各种说法皆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缺乏强有力的说服力。要真正确定一个明确而又能够被多数学者接受的时间或事件作为两个战场形成的标志，尚需要学术界做更深入而细致的思考与论证。
5、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主次关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传统观点认为：翠¤领导的敌后战场从始至终都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它抗击了多数日本侵略军和全部伪军，是抗日战争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但自1980年代以来，多数学者基本上赞同：在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承担了抗战的主要任务”。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但两个战场的“主次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抗战初期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对抵抗日寇的入侵起了主导的作用，抗战后期翠¤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抗战对夺取抗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有的学者具体论证说：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由于日本侵略军把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为主要军事进攻方向，翠¤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力量较为弱小，不可能承担起正面迎击日本侵略军疯狂进攻的战略防御任务，而只能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执行从侧背打击日本侵略军的作战任务，而翠¤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尚处于正在开辟与形成的过程中，还不被日本侵略军所重视，故国民党正面战场便成为了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作战渐趋消极和翠¤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日本侵略军逐渐感到了翠¤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的威力，于是把敌后游击战场视为主要打击目标，敌后战场因此而逐步成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主战场。至于敌后战场何时成为中国抗日主要战场的？学者们虽然提出了“1939年底”、“1940年”和“1940年解放区局部反攻”等多种说法，但其论说或者过于简略，或者一篇文章中多说并存，似乎有进一步具体而深入研讨之必要。
另外，有的学者还从日军侵华战略和中国抗日战争中战役、战斗的作战规模来考察后，尖锐地提出：国民党正面战场始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则处于次要地位。持此种意见的学者强调指出：即使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也没有完全放弃正面进攻，在正面战场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重大战役，其作战规模远远超过了敌后战场。因此，“在中国战场上，对日作战的主要战线就是正面战场”。对此，反对者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的积极作战成为延缓日军正面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侵略军的主要作战目标被迫转向推进线的后方，因此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日的主战场。有的学者提出：不能以作战规模的大小来评判敌后战场作为中国抗日主战场的作用，而应当是看其实际的作战效果；或者认为：“两个战场抗敌的比例，经常有些变化。数字的计算，因学者们各自的方法不同，自然略有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敌后游击战争已经奠定了基础，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二、对翠¤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战场的更深入探讨
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抗日战场，是自1950年代以来，就一直为中国大陆学术界所高度重视并且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者持久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不过，在1950—1970年代期间，该课题因被包含在属于政治学的翠¤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之范畴内，故出版的资料和论著等成果虽然较为丰硕，但在基本观点和材料的运用上多大同小异。比如，在论点上，多数论著都
着力于论证和强调：翠¤领导下的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它抗击了多数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敌后战场因为坚持了全面抗战路线，采取了正确的游击战战略，实行了人民战争，代表着中国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正确方向；敌后战场包括了对日、伪、顽三个方面的斗争，翠¤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后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越战越强，不断发展壮大，不但对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为抗日战争结束后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积蓄了革命力量。客观地说，这一时期关于敌后战场的研究也的确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绩，为新时期敌后战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即：研究者思想比较保守，学术视野较为偏狭，在众所周知的客观环境及时代条件局限下，研究和论说时往往比较片面地强调翠¤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政策，比较强调和关注翠¤与国民党在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斗争，而对于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合作抗日的方面，对于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之间的战略、战役配合，研究和宣传得就稍显不足。另外，受当时客观政治形势的影响，对于国共两党、两军一些重要而敏感的人物与事件，亦未能给以客观、公正的评说。自1978年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学者们逐渐突破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若干学术禁区，使敌后战场的研究不断得以深化，不断地迈上一个又一个的新台阶。近2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大大超过了前30年的数量和水平。在专著方面，除了在关于抗日战争史的通史类著作中，对敌后战场的论述占了很大比重外，值得注意的专题性论著有：张廷贵等著：《翠¤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张国祥著：《山西抗日战争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王淇主编：《砥柱中流——抗战中的解放区战场》，刘家国著：《浴血奋战——抗日英雄八路军》，田玄著：《铁军纵横——华中抗战的新四军》，乐思平著：《鏖战华北——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以上诸书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王辅一著：《新四军简史》(翠¤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东江纵队史编写组：《东江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琼崖武装斗争史办公室编：《琼崖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由中央军委组织编辑出版的大型军史丛书之《八路军》、《新四军》（分别由解放军出版社于1987年、1988年出版），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编：《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翠¤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辑：《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共10卷16册，翠¤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等翠¤抗日部队战史；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论著有：南京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研究会编辑：《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10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魏宏运、左志远著：《华北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谢忠厚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稿》（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师文华主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晋绥抗战》、《山东抗日根据地》、《牺盟会和决死队》、《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等翠¤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史或者史料集多种。据有的学者分析统计，仅在1978—1998年的20年间，即发表了关于敌后战场的论文300多篇。这些论著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即：一是从正面概述敌后抗日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战略方针、历史地位与作用者，如何理：《论抗日游击战争及其历史地位》，《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期），李惠：《敌后解放区战场在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中的决定性作
用》（《党史研究》1987年第5期），魏宏运：《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的几个问题》（载于该氏：《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李蓉：《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向沦陷区发展》（《翠¤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刘家国：《论抗战初期八路军的战略举措》（《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等；二是对敌后战场某些战役、战斗或具体史事的考述和评价，如朱大礼等：《关于新四军建军等几个历史时间的考证》（《党史研究》1986年第6期），徐则浩：《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董振平：《关于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平型关之战的称谓》（《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等；三是对敌后战场一些问题的讨论和争鸣，如索世辉：《百团大战应充分肯定》（《翠¤党史研究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沈长生等：《新四军新军部是何时成立的》（《党史研究》1983年第5期）等。从这些论著来看，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敌后抗日战场的研讨，主要聚焦于下述几个问题上。 关于敌后抗日战场内涵的科学界定问题。在传统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观念中，敌后抗日战场，又称为“解放区战场”。后一种称谓源始于矛老人家在翠¤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同时，朱德在翠¤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也直接名之曰《论解放区战场》。此后相沿成俗，中国大陆学者便习惯地将“敌后抗日战场”与“解放区战场”两个名称交互使用，专用于指翠¤领导下的抗日战场。但自1980年代以来，也不断有学者对此传统说法提出质疑。学者们或者认为：敌后战场应当包括敌后抗日军事战场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主张把二者“合二为一”，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加以研究；或者认为：虽然从历史事实和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武装斗争、根据地和党的建设”三位一体的“红色武装割据”理论来看，敌后抗日军事战场与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客观上存在着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但是为了使研究的内容与范围不致于过份宽泛和便于从军事学的角度加强对敌后抗日战场的研究，还是应当划分为“敌后战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两个彼此相对具独立性的课题。另外，学者们对于如何看待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暨是否应将其包括入敌后战场的范围之内，也有着明显的分歧和争论。关于此点，我们将在后面撮述，此不赘言。
2、对于敌后战场抗日战略方针的研讨。关于翠¤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敌后抗日战场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或者“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点，中国大陆学术界基本上没有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一方针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传统的观点认为：1937年8月22—25日召开的洛川翠¤中央政治局会议（亦名“洛川会议”）正式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分散的山地游击战这一抗日战略方针。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早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政治局会议上，翠¤中央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坚持游击战的抗日战略方针。还有学者认为：直到翠¤六届六中全会上矛老人家的游击战战略方针被全党接受之前，翠¤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略方针仍然是以正规战为主。对此，有评论者认为：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一个战略方针从提出到形成直至为翠¤党和军队的多数同志所接受，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瓦窑堡会议在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时，也初步提出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历史任务和未来红军作战方针的一些设想。其后经洛川会议而进一步深化和走向成熟，至翠¤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而终于成为了全党的共识。
与此相关，针对传统观点将从“洛川会议”起翠¤党内围绕抗日军事战略方针而展开的争论
和存在的意见分歧视为“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由翠¤中央党校等单位组织有关学者利用档案史料，对洛川会议、十二月会议、三月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等抗战初期翠¤中央几次重要会议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基本认定：在抗战初期，翠¤党和红军领导人围绕开展游击战，还是进行正规战、运动战这一抗日战略方针的抉择，的确曾有过不同意见和争论，但这只是正常的工作和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与争论，后经过讨论取得了一致的共识，并非什么“党内尖锐的路线斗争”。对于“左”倾教条主义思潮影响下，人们曾将游击战与运动战绝对化的对立起来而提出的一些偏颇之论，学者们指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是中国翠¤人在抗日战争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和作战形式，是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所必须；但是它也不排除在形势有利时，适当地集中兵力以运动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敌人。尤其是在抗战初期的华北战场上，八路军要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防御作战，这样的作战形式和战机也是不少的。所以，当时在翠¤党和军队领导层内部对军事指挥和兵力运用有某些不同意见和思想认识也是完全正常的，不能动辄就上升到“路线”的高度来看问题。
3、关于敌后战场形成的时间和标志问题。前已述及，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两个战场的形成问题。对此，传统观点一般都根据矛老人家、朱德在翠¤七大上所作政治、军事报告中的说法，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分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和翠¤领导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但自1980年代以来，不时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他们提出：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只有国民党正面战场一个战场，当时八路军还将主要作战目标定位于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上；并且基本认定：中国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正式形成之最早时间应当是1938年秋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有的学者论述道：抗战初期，当国民党军队进行内线防御作战，处于敌进彼退状态时；八路军则逆日军进攻方向而进，向华北敌后挺进，在日本侵略军的后方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在这个意义上，把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视为敌后抗日战场的开端，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实际运作时，八路军3个主力师是在太原失陷后，才在华北敌后分别实行战略展开，建立晋察冀、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战场才初具规模，在江南，新四军是在1938年向苏南敌后进军，创立抗日根据地作为华中敌后战场的开端。而即使是在这时，敌后我军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在很多情况下仍处于比较多的犬牙交错状态。“所以，真正形成互相独立的两个战场则是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以后”。这就说明：翠¤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的形成应有一个过程，且华北、华中、华南三个地区敌后抗日战场形成的时间也并不一致。从八路军出师华北，到太原失守后八路军主力战略展开在山西周围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再到翠¤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巩固华北”战略方针，八路军3个主力师挺进山东、冀中、冀鲁豫，到1939年初，“华北解放区战场在斗争中形成”。华中敌后抗日战场的创建以1938年4、5月间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建立茅山根据地为标志，到1939年上半年新四军在皖南反“扫荡”斗争取得胜利，第四、五支队开辟津浦路东西根据地以及新四军江南部队北上和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华中战场初步形成”。“1939年春季以后，华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日趋活跃”，则标志着华南敌后抗日战场的形成。显而易见，这种观点是立足于对敌后抗日战场战略作用的考察，即：直到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翠¤领导的敌后战场的独立战略作用才比较明显而且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4、关于敌后抗日战场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评判，实际上涉及
到前述两个战场究竟谁是抗日的主战场这一敏感问题。传统的观点如前所述，即强调翠¤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能够艰苦支持并争取到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自1980年代以来，多数中国大陆学者仍然坚持这一意见，并且更进一步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上，对之进行了更充分而全面的科学论证。如有的学者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惨败溃退与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特殊作用进行比较论析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战是对付敌人最有效的战略和战术”。“似乎可以说，正是在国民党的阵地战遭惨败后，游击战术的威力和作用更加显示出来。国民党正规军队作战，总是大军云集，把队伍平行摆开，列阵而待。更糟糕的是在华北战场上，把战斗力低劣的队伍配置在第一线，把战斗力较强的队伍放在第二线。日军凭借其优势的武器，以迂回和中央突破的战术，击破一点，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多是一触即溃，望风而逃。于是华北大片国土沦亡、政权瓦解，百姓涂炭，??正是在这危急时刻，八路军以游击战术插入敌后，??它最大的功绩是把日本占领的中国大部分领土变成了战场，使日军不得不回过头面对无时不在的大大小小的挑战，从而陷入了类似两线作战的窘境”。“如果没有游击战争牵制，吸引日军的大量兵力，中国的大西南和西北，就会遭受敌骑的践踏，就有沦陷的危险，那末日本就可能宣布，它征服了中国”。有的学者根据统计数据提出：在八年抗战中，侵华日军共伤亡133万人，其中，翠¤领导的敌后战场共歼灭日军52万人，占全部被歼日军人数的40%；歼灭伪军118万人，几乎100%。从歼灭日军绝对数字来看，国民党军多于我军；但如果以作战军队的人数比例来看，翠¤军队在抗战开始时约5、6万人，抗战胜利时为94万人；国民党军在抗战开始时有陆军170多万人，抗战胜利时为440万人。则翠¤领导的敌后战场人均歼敌数是国民党军队人均歼敌数的2倍。有的学者则分别考察了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纵队、东北抗日联军等翠¤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后，提出：“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不仅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而且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战争的形势，有力地推动了战争胜利的进程，在整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发挥了无以估量的垂范作用”。或者称赞：新四军是“华中抗战的中流砥柱”。“华南敌后战场，不仅配合了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的抗战，而且还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也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战场的对日作战”。有的学者则总结提出：“在我国进行抗日战争的主要力量不是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而是翠¤领导的人民战争才坚持八年之久和取得最后胜利的”。因此，翠¤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成了坚持持久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力量”。敌后战场“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可磨灭的贡献。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解放区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是民族战争条件下的农村包围城市，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但如前所述，也有学者从日军侵华战略和中国抗日军队的作战规模等方面考察后，提出：即使是在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国民党军正面防线的军事进攻，国民党军也在正面战场上与日本侵略军先后进行了诸如“三次长沙会战”、“宜枣会战”、“昆仑关大捷”等多次重大战役，其每次战役所投入的兵力和战斗规模，都远远超过了敌后战场，因此，“在中国战场上，对日作战的主要战线就是正面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也并非少数，且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研究的蓬勃开展和不断深入，持此种意见的学者还有逐渐增多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