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与传统左翼运动（劳工运动）和新左翼运动（新社会运动）的联盟与整合。不仅如此，他关于“红绿之争”的理论分析以及“Red-Greens”和“Green-Greens”的概念性划分，虽然很容易造成“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之类的概念性误解（尤其是在中国的学术与政治语境下），但对于“红绿政治”概念的进一步拓展还是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进入21世纪后，尽管内部依然存在着诸多的派别及理论歧见，“绿色左翼”政治理论或思潮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较为明确涵指的概念：在哲学价值观上，它大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与矛盾分析方法和充分尊重人类自身价值及其利益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认为生态环境难题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性弊端（同时在制度与政策层面上）；在现实政治立场上，它坚持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批判与反对态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制度框架内不可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但与此同时，它也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环境政策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保护实践持一种总体批评态度。因而，在笔者看来，“绿色左翼”政治理论或思潮可以大致概括为西方左翼政治人士在后现代背景下试图将左翼政治传统与生态主义思维相结合的一种理论努力。具体地说，它应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自治市镇主义）、包容性民主理论、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左翼绿党政治理论、环境正义运动理论、生态公民权理论、激进绿色国家理论等众多的学术与政治支派，并与“深绿的”生态区域自治主义（生态无政府
主义）和“浅绿的”生态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资本主义）等其他环境政治理论相对立。 二、主要理论流派及其进展
鉴于篇幅限制，本文对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新进展的回顾与评述将集中于如下五个支派，即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和包容性民主理论，而在时间跨度上则集中在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段，即2006—2010年。
1．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
虽然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不容置疑的差别，并且现实中“北美学者领导生态马克思主义、欧洲学者引领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难否认的客观现象，但是，就“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与基本内涵而言，我们的确难以将其作为两个独立的学术流派来看待。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杰克逊（James Jackson）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界定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严厉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民主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与自然的保护不相容的’。在马克思看来，解决环境恶化难题和工人悲惨境遇的唯一出路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概念是与他对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来克服人类与自然分离的思考相联系的。‘要想摆脱人类的异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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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控制与自然的物质代谢’，而这种目标只有在根除资本主义之后才能实现。”如果对照戴维·佩珀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四要素组合”的经典性界定：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形式，对引起生态危机原因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分析，社会变革走冲突与集体行动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未来处方与绿色社会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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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差异只在于，“生态马克思
主义”更加侧重马克思及其他经典学者相关著述的理论来源及其方法论意义，而“生态社会主义”更加强调一种未来绿色社会制度的设计及其战略。因此，像维基百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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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此也统称之为“生态社
会主义”，并将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来对待。
“生态社会主义”，也可以称之为“绿色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生态学”，从政治理论层面上说包括两个密切关联的组成部分：一是生态环境问题性质及其成因的理论分析，二是构建或走向一种新型绿色社会的道路与战略。就前者而言，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态环境问题首先表现为一种由社会弱势阶级或群体来承担恶果或代价的社会问题，而导致其产生和不断加重的根本原因则是主宰现代社会与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后者而言，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未来绿色社会的基本特征应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市场体系）与政治体现（自由民主制）的消除，而实现这样一种根本性社会政治变革的道路与途径既不能仅是单纯文化价值意义上的，也不能指望通过国家权力垄断或政治专制。基于此，尽管其内部存在着大量的政治与政策主张方面的争论，生态社会主义既批评主流绿色政治（绿党与温和环境运动及
其生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技术手段的依赖和迷恋，批评生态无政府政治（生态区域自治运动及其深生态学意识形态）对个体价值变革和自主自发意愿作用的过度推崇，批评其他社会生态运动（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和包容性民主）对于社会结构和国家变革作用的相对忽视，同时也批评“现存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而且未能允许发展“萌生状态的环境主义”和生态学，批评一般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及其生产的积极价值和工人阶级自发环境意识的过高评价。
作为一个学术流派，虽然我们可以追溯到马克思、莫里斯等的相关理论著述渊源（比如马克思的“物质代谢断裂”、“反对自然生态的私有权”、“改进后的自然环境传承”等思想和莫里斯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原则），生态社会主义主要是它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发展的结果，并且可以大致划分为以90年代初为界的前后两个阶段。而且严格说来，尽管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比如英国和德国的“红绿政治”/“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团体正变得更加活跃，尤其是“国际生态社会主义网络”于2007年在巴黎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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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2004年担任主编后的《资本主义、
自然、社会主义》更加成为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球性中心，我们似乎依然缺乏充足的理由断定，21世纪以来的生态社会主义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自2005年以来，生态社会主义研究方面较为重要的著述包括，一是英国“绿色左翼”主要理论家和活动家德里克·沃尔2010年出版的新作《绿色左翼的兴起：一种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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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他继2005年的《巴比伦及其以后：反全球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和激进的绿色运动的经济学》之后的又一重要著作，致力于阐明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视野与国际向度。在他看来，全球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性生态环境灾难，正在促成一种世界性“红绿”政治变革运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全球性蔓延，同时威胁着人类的未来与自然，因而，旨在消除与替代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生态社会主义行动与实践才是真正合理有效的政治选择。似乎可以说，德里克·沃尔已经成为继戴维·佩珀、泰德·本顿（Ted Benton）和萨拉·萨卡（Saral Sarkar）等之后欧洲新一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中的领军人物。此外，笔者编辑出版了《作为政治学的生态社会主义：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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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同一主题的2008年国际学术会议的最终成果，是东西方学者之
间首次进行的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学术对话。
二是萨拉·萨卡与布鲁诺·科恩合著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和英国“绿色左翼”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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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一个宣言主要侧重于对资本主义不可持
续性的理论批判与生态社会主义政治选择必要性的学理阐述，那么，后一个宣言则更加强调“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是制止或逆转资本主义“生态自杀”实践的唯一战略抉择。应该说，这两个宣言是乔尔·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