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革命”，而这其中作为“工人的环境主义者”或作为“环境主义者的工人”及其阶级斗争概念理应拥有其相应的地位。
在“绿色工联主义”研究方面，近年来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丹·雅科波维奇（Dan Jakopovich）的两篇文章。第一篇题为《团结起来赢得胜利：劳工环境联盟》，发表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2009年第2期；另一篇题为《绿色工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于《综合/革新》2007年春季号（总43期）。
[27]
前者重点分析了在（反）全
球化背景下劳工运动与环境运动政治联合的必要性及其意义，“环境主义者对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的关注、对生态可持续性与资源保护的关切，表明了其劳工运动天然盟友的地位，而劳工运动可以利用其动员手段与能力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尽管二者依然存在组织风格、行动战略和成员期望等方面的差异，“利益取向的”劳工运动与“价值取向的”环境运动应该在一种新的基础上实现政治和解与政治联合，以反抗共同的敌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后者在回顾了“绿色工联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以澳大利亚悉尼建筑工会致力于保护古典建筑和美国“地球第一”创始人朱迪·巴里（Judi Bari）组织的伐木工人与环境主义者联合行动为代表的“绿色禁止”（Green Ban）运动。在他看来，这些实例充分表明，“作为产品与服务生产者的人是物质上最有力量的”，“而这些来自工业部门的直接行动要比那些游说和象征性行动对于保护环境更有效”。因而，一个关键性问题是，环境主义者必须自觉认识到工人
阶级的利益关切与政治愿望，尤其不能采取将环境保护的代价没有任何补偿地置于工人阶级肩上的战略，并实现二者之间的主动联合。 此外，罗宾·哈尼尔（Robin Hahnel）在《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2007年第2期上发表了《生态地区主义：一种建设性的评论》一文。在一个由“市场社会主义、民主计划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经济”组成的资本主义经济三维替代方案框架下，他主张一种“民主参与型计划经济”模式——不仅承认地方社区自治的重要性，而且强调地方社区在更高层面上的合作与联合（社区联邦），因而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自由市场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命令式计划，也不同于生态地区主义偏爱的基层社区自我管理。而且，无论是在社区层面上还是社区的联邦层面上，其核心都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组成的自主自由联合体。 3．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一个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试图将“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相结合的社会政治理论与运动。其基本理念是，女性在现代家庭、社会中的从属性和受压迫地位与自然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归根结底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导致或促动的严重不平等的经济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观念。而对于当代生态女性主义者而言，她（他）们更倾向于把当今世界描绘成一个由“资本主义父权制”主导的、由“南方、女性和自然”组成另一方的“三位一体”。
[29]
[28]
玛丽·梅洛（Marry Mellor）、玛丽
亚·麦斯（Maria Mies）、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卡
罗琳·梅昌特（Carolyn Merchant）、艾瑞尔·萨勒（Ariel Salleh）等
[30]
，是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
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信条之一是，男性对土地的占有导致了一种统治性的文化或“父权制”，突出表现在食物出口、过度放牧、“公地悲剧”、人际剥削和土地滥用等方面，这其中土地和动植物仅仅被视为经济资源。就此而言，自然生态的日趋恶化与女性对土地掌控能力的不断弱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性关联，而这在资本主义时代变得尤为尖锐突出。比如，印度生态女性主义者范达娜·诗娃（Vandana Shiva）对此明确指出，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重新阐明社会如何错误地理解女性与自然的生产能力和主动性，从而使得她们被不正当地使用。
[31]
另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更强调妇女与土地被压迫
之间的语言表达性关联，即往往把自然描述为“女性的”或“野性的”，反之亦然，比如“自然母亲”、“蹂躏土地”、“驯服自然”和“获得自然的馈赠”等。还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侧重于批评西方国家的生活消费方式与风格，比如反生态的进口食品和高能耗物耗的体育休闲活动。
值得提及的是，女性主义者和社会生态学家詹妮特·比尔（Janet Biehl）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反思生态女性主义政治》一书中激烈批评生态女性主义的“唯心主义”倾向，认为其过分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却忽视现实世界中女性的实际生活条件。
[32]
但时至
今日，大多数第三代生态女性主义者已经不再简单坚持这种神秘性联系或“本质主义”思维。相反，像艾瑞尔·萨勒等唯物主义的生态女
性主义者非常关注现实经济与政治议题
[33]
，并且最多只是象征性地使
用“大地母亲”或“盖娅”这些术语。
具体而言，“生态女性主义”还可以依据其“女性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视角分成不同的分支流派。首先，以范达娜·诗娃为代表，“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公开承认，妇女与自然间的特殊联系不仅是由于受父权制社会剥削压制的共同经历，还在于女性相比男性对自然的更积极认同，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从生物学意义上加以解释。在她看来，妇女在维持生计的经济中，与自然合作生产和再生产物质财富，是天然的整体主义者和自然生态过程知识的专家；但是，这种选择性知识技能并未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充分理解与尊重。其次，“女性主义的环境主义”基于性别在日常工作与职责分工中的区别，来研究不同性别在自然资源与加工过程中的角色差异。再次，“社会的生态女性主义”侧重于女性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不同作用，分析男性和女性与经济体制的关系及其维持可能带来的影响。再次，“女性主义的后结构主义”则致力于分析性别和环境的关系与身份象征性因素比如年龄、阶级、种族等的相关性。最后，“自由主义的女性环境主义”集中于把女性作为环境保护与生态保持项目中的积极性角色。此外，艾伦·戴蒙德（Irene Diamond）和格劳丽亚·奥林斯坦（Gloria Orenstein）在1990年编辑出版的《重构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兴起》一书中
[34]
，将“生态女性主义”分为三个维度：一
是强调自然环境的安全健康必须与社会正义相结合（社会向度），二是强调地球本身的神圣性（精神向度），三是强调人类生产生活方式
的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向度）。这些分支流派尽管在上述立场与观点上存在具体差异，但仍然共同构成了“女性主义的政治生态学”，并成为更为广泛的“红绿”政治理论与运动的一部分。
2005年来，在“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著作方面，主要有艾瑞尔·萨勒主编的《生态足量与全球正义：女性论政治生态学》（London and New York：Pluto Press，2009)、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当物种相遇时》(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2008)、玛蒂·黑尔（Marti Kheel）的《自然伦理：一种生态女性主义观点》（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8）、巴巴拉·库克（Barbara Cook）的《妇女论自然：女性主义视角》（Lanham：Lexington Books，2007）、卡塔琳娜·莱帕内（Katarina Leppanen）的《埃琳·瓦格纳的警钟：战争间歇期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Lanham：Lexington Books，2007）、玛丽·雷斯（Mary Ress）的《拉丁美洲的生态女性主义：来自边缘妇女的声音》（Maryknoll：Orbis Books，2006）、洛伦·科德(Lorraine Code)的《生态思考：关于知识源泉的政治》（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埃里卡·卡德沃思（Erika Cudworth）的《构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差异的复杂性》（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海瑟尔·伊顿（Heather Eaton）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导论》（London：T&T Clark International，2005）、罗斯玛丽·鲁特尔(Rosemary Ruether)的《综观生态女性主义、全球化和世界宗教》（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