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民主传统与社会主义自治传统相结合，提出一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的未来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方案，而它对直接民主、市镇自治主义、废除国家和市场经济理念的坚持，使之具有相当程度的无政府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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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最先由希腊政治哲学家塔基斯·福托鲍洛斯
（Takis Fotopoulos）在《走向一种包容性民主》（1997）和《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2005）等著作中加以集中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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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
《包容性民主国际学报》（前身名为《民主和自然》）杂志及其作者群体得以不断阐发和完善。依据福托鲍洛斯本人的解释，包容性民主是一种“新型民主”概念，“以民主的古典界定为基础，进一步拓展为直接政治民主、超越市场经济和国家计划限制的经济民主以及在社会领域的民主和生态民主。总之，包容性民主是一种将社会与经济、政治和自然重新统一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概念来自于对古典民主与社会主义两大传统的综合，同时也吸纳了激进绿色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和南方国家自由运动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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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民主计划（ID Project）的理论起点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正面临着一种多重性危机：经济的、生态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这种危机是由权力日益集中在少数各类精英的手中引起的，而这种集中趋势是过去几个世纪中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制度、代议制民主和其他形式的等级制结构的必然结果。因此，基于权力在各个层面上平等分配的包容性民主，不仅不是一种乌托邦，而且还是克服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依据上述民主概念，公共领域并不局限于政治领域，就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
（Cornelius Castoriadis）和默里·布克金等所主张的那样，而是还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等领域。政治领域是政治权力及其决策发生的领域，而经济、社会、生态领域则是相应的其他权力及其决策发生的领域。因此，不同于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涵盖着其决策可以集体和民主地做出的所有人类活动空间。相应地，未来的包容性民主制应包括四个核心要素：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前三者构成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框架，从而保证相应权力的平等分配，并有效消除目前的人类间统治，而后者将构成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新型制度框架，从而消除人类企图主宰自然世界的做法，并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具体而言，包容性政治民主的核心是创建一种能够保证权力在所有公民间平等分配从而使得各种决策可以由全体公民本人集体地做出的适当制度，并通过各个方面（知识技能、健全性格和公民意识等）的公民教育培养一种支持支撑这种政治民主的公民文化或政治空间——显然，无论是代议制民主还是前苏联式民主都不符合这样一种要求。包容性经济民主指的是基层民主自治单位旨在保证经济权力平等分配的经济决策机制。所有涉及到经济整体运行的“宏观”政策，比如整体性的生产、消费和投资、工作与休闲的数量、需要利用的技术手段等，由这一公民机构亲自和集体地做出，而那些“微观”经济决定仍然由个体的生产与消费单位通过一种“凭证”机制来做出。包容性社会民主是经济与政治民主概念在社会领域中的自然与合理的延伸，比如工作场所、家庭、教育与文化机构等等。权力在这些机构中的平等分配与自我管理，将通过创建由其中的所有参与者组成的大会（比如
工人大会、学生和教师大会等）来实现。包容性民主理论下的“生态民主”概念，则整合了反资本主义、激进民主和生态关切的思想。史蒂文·贝斯特（Steven Best）认为，福托鲍洛斯所理解的生态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框架，它旨在消除人类试图统治自然的任何企图，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致力于重新统一人与自然的制度。这意味着超越目前的‘工具主义’自然观：仅仅把自然视为权力无限集中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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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尽管与早期的《民主与自然》(1992—2003)相比，塔基斯·福托鲍洛斯及其主编的《包容性民主国际学报》较少直接面对生态环境议题，包容性民主理论对于“激进非集中化”的预设和对“生态民主”的强调，都依然包含着强烈的生态主义色彩，因而它仍然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红绿”生态政治理论与流派。而这一理论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找到一个全球化资本主义（伴随着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制的扩张）向包容性民主变革的公众政治社会动员的突破点或契机。 2005年以来，包容性民主理论的进展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包容性民主国际学报》的相关文章或专著。二是其他杂志发表的关于包容性民主主要议题的文章。就前者来说，虽然明显表现出了对全球经济政治现实比如2008年以来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特别是希腊危机的关注，它还是发表了许多包容性民主理论具体阐述与现实分析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史蒂文·贝斯特编辑的专辑《全球资本主义与左翼的死亡：以包容性民主革新激进思想》（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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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06年第2期的“关于生态村落的对话”专栏、2007年第1
期的“生态危机与反增长争论”和“社会运动”专栏、2007年第3期的“生态危机与‘生态恐怖主义’”专栏、2008年第4期的“增长经济与生态危机”专栏等，也都很有特色。至于后者，《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先后刊发了3篇明显与包容性民主理论反对“增长意识形态”和“市场制度全球化”主旨相吻合的论文。其中，彼得·纳斯（Petter N?ass）和卡尔·霍尔（Karl HΦyer）在《皇帝的绿色新装：增长、解构和资本主义》一文中，评述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环境可持续性与增长的理论争论和挪威关于可持续经济增长与消费的战略措施，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持续经济增长是与长期的生态可持续性不相容的”；贾斯明·西迪（Jasmin Sydee）和莎伦·比德尔（Sharon Beder）则在题为《地球庇护所与以市场为基础的保护》的文章中，以澳大利亚的“地球庇护有限公司”（ESL）为例，分析了动植物私有化保护所带来的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比如管理主义地对待自然生态所引起的生态立场问题和私有化使得缺乏社区公众参与所导致的平等主义原则问题；而斯蒂芬·安德里亚森（Stefan Andreasson）则在《为什么积累和增长》一文中强调，基于一个“发展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的无限增长与积累信念不过是“现行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行性”，也就是说，少数北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与风格几乎肯定不可能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而如果我们现在坚持不肯面对这一关于发展的事实并采取激进的变革，那么终将不得不面临更为艰难的选择，比如来自边缘国家和基层的革命。 三、简短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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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上述对西方“红绿”政治理论主要流派及其最新进展的评述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或者说，我们应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和评价进入21世纪以来的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呢？就实践层面而言，我们必须承认，无论从民主政治制度的视角还是从新型民主社会运动的视角来说，欧美“红绿”的社会主义激进政党/绿党左翼和全球性运作的民主、生态新社会运动/团体，都还难以构成对现实主导性经济政治（国际制度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实质性挑战。政党层面上“红绿政治”的弱势地位毋需赘述——严格意义上的“红绿”政党在国内和超国家层面上都不足以构成一种“第三种力量”，而在社会运动层面上，2009年底哥本哈根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公众抗议与参与即使可以描述为一种“红绿政治”的明确体现，那么，哥本哈根的无果而终所凸显的正是社会运动相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不对称性、脆弱性和有限性。目前广泛宣传的各种形式的生态城市/社区、可持续城市/社区、绿色城市/社区、低碳城市/社区等试验（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推荐的世界可持续示范城市鹿特丹、杜塞尔多夫、马德里、阿雷格里港、杭州等），都至多是“浅绿”而不是“红绿”和“深绿”意义上的，因为它们都没有触及或导致经济政治制度本身和价值观生活方式层面上的根本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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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戴维·佩
珀曾专题研究过的西班牙“红绿”经济合作社，则更像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绿色孤舟”，而不是足以扩展成为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连他本人也怀疑其未来的绿色变革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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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这一
点绝非意味着，资本主义化的经济与政治及其蕴涵的对环境的吞噬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