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回避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1989年之后，由于“六四”事件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使中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等国际会议上面临很大压力，无法对人权问题继续采取“鸵鸟政策”，所以，199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人权情况》白皮书，提出了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一些论点。后来，在1993年3至4月于曼谷举行的联合国世界人权会议亚洲地区会议上，中国联合一些亚洲国家发表了《曼谷宣言》，推出了“亚洲观点”，与被称为西方价值观的《世界人权宣言》的观点相对抗。“亚洲观点”的要点，是置生存权、发展权和集体权利于个人权利之上。这一“亚洲观点”受到了一些发达的亚洲国家政府的排斥，例如，日本与会代表Seiichiro Otsuke就声明对《曼谷宣言》有许多保留，他说，“日本认为不应为了发展而牺牲人权”。所以，“亚洲观点”最终未被1993年6月的联合国世界人权会议所接纳。
中国官方的人权观强调，“生存权是首要人权......是其他人权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则无从谈起。同时，生存权既是个人权利，也是集体权利，它包括人的生命和国家民族独立两个方面”；中国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是“伟大的奇迹，是中国政府保障人民生存权的最惊人、最突出的成就”。[8]
把生存权列为首要人权，这一标准似乎太低了。首先，人与动物不同，动物没有思想言论，有了食物它就可能生存；而人类的正常生存不仅需要食物，也需要有思维、表达的权利，不能把人类的生存需要降低到动物的需要那种层次。《世界人权宣言》所强调的，不仅是人类与动物相
似的获得食物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人类作为人本应享有的自由思维、表达的权利，也即基本人权。既然中国人民的温饱已经不再是问题了，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享有言论、结社、选举等原本应该有的自由和权利呢？
其次，给予老百姓物质上的生存权，并不代表着制度的重大进步。远在奴隶社会后期，奴隶主就不再任意杀死奴隶、而给予奴隶物质上的生存权。从近代社会开始，除了少数极权政府外，世界上并没有哪个政权敢于公开否认民众的生存权的。既然几乎每个国家的老百姓都有生存权，中国的老百姓在这点上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自豪的；唯一可以稍感满意的是，过去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中国老百姓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改革以后能有温饱了。这种进步是相对于过去的严重错误而言的。出现过这种错误本身正好说明，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民众的生存权并未得到保障，相反却曾经受到了严重威胁，这种局面及其制度根源值得深刻检讨。
言论、结社、选举等基本人权究竟是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特定产物，还是跨越不同的文化和价值系统而为各民族及国家的民众所共同认同的呢?中国所签字的《世界人权宣言》持后一种理解。人权的概念起源于西方，但决不是西方的专利。东方和西方的民族同为人类的一部份，有着人类社会的共同性，也有普遍适用的最起码的人权标准。载入《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各项基本人权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公认的共同标准，该宣言并未因各国国情不同而承认世界上有某些国家可以排斥基本人权。
在该宣言上签字的国家都是接受这一标准和观念的，如果一个签字国对《世界人权宣言》的人权标准完全不认同，无法接受《宣言》的理念，就应该宣布撤销签字、不承认这一国际文献。否则，一国政府在《世界人权宣言》上签字这一国际性行为与它所坚持表达的人权观念就应该是一致的，不应当言行不一。
如果以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为理由，而否认基本人权在中国的适用性，也是缺乏历史常识的。在二十、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期之间的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老百姓就曾经有过一定程度的言论、结社、出版等方面的基本人权，虽然比不上西方国家，但毕竟不是一无所有。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权利，左翼文人才能在国统区私人办报、出版书籍，发表他们想表达的一些意见，帮助中共扩大了在国统区的影响，争取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大大改变了中共的成员结构；由于老百姓有游行、结社、示威的基本权利，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才能在城市里发动“反饥饿、反内战、要和平”的示威，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而游行示威者也不用担心军事镇压；也因为有了这些权利，才出现了一些民主党派，使它们得以独立于执政的国民党、倾向于在野的中共，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被称为“民主党派”的这些团体，基本上都是中共执政前就合法成立了的。这一史实说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并不排斥基本人权。
其实，排斥基本人权的不是国情、而是政情。一些亚洲国家的政府以发展经济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籍口，压制和剥夺人民应有的自由和权利，这种背离《世界人权宣言》宗旨的做法所反映的是执政集团的需要。
1998年5月印尼总统苏哈托在强大的学生运动的冲击下倒台，就是又一个“亚洲神话”的破灭。它再次说明了，只强调发展经济、不推行政治变革，听任权力被垄断、官僚肆意腐败，为了保护执政利益集团而通过压制基本人权来防范可能的社会反弹，是不可能实现长期、真正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如果一定要把这种执政道路称为“亚洲模式”，那么应该说，这种模式的来源并不是亚洲国家的民众不要基本人权，而是亚洲一些国家的执政利益集团比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更迷恋权力的独占和垄断。
鼓吹“亚洲观点”的《曼谷宣言》认为，应当“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及不利用人权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这种说法把一个国家违反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的问题解释为本国内政，从而得以把任何对该国人权状况的谴责和批评视为干涉该国内政。对那些本国人权状况不佳的国家领导人来说，这一说法是他们抵御外界批评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试图设立一个不让国际舆论监督的“禁区”。这种做法其实表明，他们实际上已经变相地承认了本国人权状况不佳，经不起国际舆论的监督，只好用“内政”来作“挡箭牌”。
既然《世界人权宣言》宣布了基本人权是各国人民都应当拥有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而这些视人权问题为“内政”的政府也签字认同这一原则，那么，国际社会对各国基本人权的关心就体现了超越国界的、对人类社会共同理念的追求，和关心全球环境等问题一样，对每个国家有益无害。美国宪法学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路易·亨金说过，“若人权全
属国家管辖下的事情而永不是外界以任何形式来关注的恰当问题”，那么《联合国宪章》的条文、《世界人权宣言》、国际社会所采取的各种保障人权的工具和联合国的诸多行动，“都会是滤过性的病毒了”。[9]
事实上，国际社会对一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从来都是有利于该国老百姓的利益的，而唯一受到损害的只是该国的统治集团。当这样的统治集团在签署《世界人权宣言》时，它表现出来的是要代表该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但一旦该国因老百姓的人权状况不佳而受到国际社会批评时，统治集团所关心的其实只是自己的集团利益，而把老百姓的利益完全置之度外了。所谓的“内政”说，充份反映出了统治集团视国家为“私”有、以国事为“私事”、漠视民众利益、把统治集团的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国家主权的心态，因此它们把任何外界对统治集团行为的批评都理解为对国家的批评、是对国家主权的干涉。这样，他们一方面侵害老百姓的基本人权，居然另一方面还以老百姓的利益代表自居，向外界宣称，国际社会对本国人民基本人权的关心违反了这些人民的利益。
三、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相互关系
与《世界人权宣言》密切相关的，是联合国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政治权利公约》，这两个国际公约将两类人权加以区别。第一类人权是公民、政治权利，它可被称为原始性的、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你不要它、它也存在”。这类权利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具有可审判性（justiciable），全世界有同一标准，而且是可以立即实现的。这类权利要求政府的只是“有所不为”，也就是英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