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星：社区运动的“社区性”——对现行社区运动理论的回应与补充
http://www.chinainnovations.org/Item.aspx?id=30959 作者：黄晓星 来源：《社会学研究》责任编辑：于中海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09日
提要：在国家强控制、组织发育不良的背景下，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等对社区运动解释式微，社区性成为影响社区运动产生与维系的核心变量。空间、人口、组织三个社区性要素循环互动，促成或抑制了社区运动，同时形塑了程度不一的社区共同体(社区认同感)。内在的社区居民共同体与外在的社会(控制)结构两个社区性维度的互动解释了社区运动的发生与走向。本文认为，只有通过对社区性要素和维度的合理安排与调整，改变政府与居民零和博弈的关系，才能营造出合作、共赢的社区治理局面。
关键词：社区运动;空间性;人口;组织博弈;社区性
*感谢王宁教授、黎熙元教授、王春光研究员、张杨波师兄以及消费社会学同门和好朋友唐亮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在论文成稿过程中，徐盈艳给与了充分支持，对论文的框架及行文有重要的贡献，特此感谢。本文可能出现的责任由本人承担。
冬日的早晨，Z 市信访室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是以业委会主任为首的15名南新花苑①的居民，要求为社区新聘的物业公司备案。②为什么要来这么多人呢?业委会主任陈志强说：“你看那些单个人上访的，就很难排到号接待了，但我们很快就可以轮到，因为我们是群访，性质不一样。”这话不禁让我想起在社区田野的两年多时间里，集体诉讼、上访、与物业公司冲突等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给街道、居委会、物业公司、住建办等相关部门造成了很大压力。
果然，约半个小时后，一名工作人员径直走向陈志强，紧锁着眉头问：“上次不是已经给你们解决了么?怎么又拉了一帮人来?”陈志强回答：“这次问题不一样，你看这个??”说着把事先准备好的资料及诉求申请递了过去，①工作人员翻了两页后不耐烦地说：“这个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得找个领导。”又过了一会儿，有人出来喊号，把陈志强等5人带进了信访室。②
上访结果令他们感到意外，管理小区1年多的的嘉园物业公司居然未在房管局备案。他们来到某餐厅与正在等待的记者及其他小区的业委会主任共同商议如何利用媒体将此事曝光，促使政府合理解决，完善基层治理相关制度。借助媒体、寻求外援是南新花苑居民所熟悉的运动策略。(田野记录，2010年1月12日)
近10多年来，在城市社区管理领域，物业公司、业委会、业主、政府等各方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社区运动此起彼伏，已经成为国内不可忽略的社会现象，从而掀起了社区运动研究的高潮。当前国内社区运动研究主要有三个路径。
一是将社区运动作为因变量置于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情境中。社区运动出现于非集权化的经济改革之后，国家从社会中退出(王达伟、景天魁，2001)，甚至在经济改革的压力下会进一步推行改革，建立与社会的良性关系(Jessop，1990;Migdal，2001;Oksenberg ，2001;Perry &Wong，1985;White ，1993;库利克、段合珊，2002;邓正来，1998，2002;郁建兴、吴宇，2003;祝灵君，2004)。国家的退出使其对社会的纵向控制被削弱，促使了抗议活动的产生(皮文、克劳沃德，2002;Zhao，1997)。按照麦克亚当的政治过程模型(McAdam，1982)，外部的政治机会、内在的组织和认知的解放是社会运动的核心因素。首先，在社会层面上，认知解放是否出现了?虽然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了下一步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是对于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中央政府尚没有明确的表达和安排，社会精英对该问题也存在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公民未能形成一种政治控制松动的普遍共识，更难以有意识地把握这种政治机会。其次，在政府刻意控制和“维稳”的思路下，比社区更具有天然组织优势的地方(如工会、行会等利益集团)并没有出现急剧增加的有组织的社会运动，①社区运动的出现和发展应有更为深刻的原因。第三，在政治机会出现这个共同的结构性背景下，社区运动呈现出了高度的异质性，从环境保护到物业纠纷，并不存在某一解释能够将其全部涵盖。就当下整体的政治制度改革与变迁的事实而言，政治过程理论没有太大偏差，然而将其作为一个核心的理论来解释社区运动却有所欠缺。有鉴于此，本文倾向于将政治环境作为社区运动的结构背景来看待。
二是将社区运动作为自变量来分析。社区运动成为公民社会生产的重要途径，表现为中产阶级的生产、公民权的生产等(沈原，2007;王星，2008;夏建中，2003)。这类似于葛兰西笔下的“公民社会”(葛兰西，2000)的生产，强调存在于国家、市场之外的组织。该路径更多注重国家合法框架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等，忽略了其他社区非正式组织，但这些非正式组织恰好更加体现了制度外、本土化的色彩。此外，社区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关系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在现行体制下，社区运动显然不是公民社会良性运转的结果，完全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公民社会在现阶段政治转型时期仍未能出现。同时，社区运动并不必然促进公民社会的出现。公民社会不仅仅是公民基于地域因素结合以追求自身利益及抵抗政治权力的集合体。健全的公民社会应当是在宪法清晰划分国家、个人权力(利)边界的前提下，公民依据政治信仰、利益倾向及个人偏好而形成的极其复杂、身份重叠的一个自治空间。因此，公民社会和社区运动难以成为直接相关的变量。
三是将社区运动作为过程变量看待，强调社区运动过程中起作用的核心因素。业主对于
媒体和自身资源的运用、业委会的运作体现了资源动员理论所强调的资源性和组织性机制(皮文、克劳沃德，2002;McAdam，1988;Tilly ，1978)。张磊(2005)认为，社区运动的成功需要有维权骨干和积极分子的领导、业委会的建立、有效的动员、适当的策略、业主的丰富资源等核心因素，这5个因素组成了业主成功维权的中、微观动员机制，资源动员理论中的核心因素在其关于社区运动的研究中都是适用的。
泛泛的使用资源动员理论将带来一个严峻的问题：将“资源”这一概念泛化，社区居民的一切活动皆成为一种资源，一切非政治意图的互动(如邻里间的互助行为)要么被有选择性地忽略，要么被强行解释为一种有意识的理性动员过程。在一些社区中，非基于理性计算、非成本收益分析的互动行为的集合为什么会演变为一种高度组织性和利益诉求的运动呢?资源动员理论虽然对群体行为有解释意义，但在社区运动层面缺乏对其整个发展过程的合理解释。
上述三条路径立足于本土社区，运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成熟观点，具有一定适用性。但它们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将社区运动当成普通的社会运动来对待，忽略了社区运动的最基本属性——社区性。社区运动首先是要具有社区性，其次才是社会性，学者们只是简单地将社区运动置于西方社会运动理论框架中来解释，脱离其原有的社区性，有些削足适履。
社区性是社区运动重要的前置变量，表示一个社区所呈现出来的多方面的性质。在以往社区研究中，霍加特(Hoggart ，1957，转引自高春燕主编，1999)以战后工人的社区生活为例，认为区域是社会团结的基础，社区形成需要地域认同(Territorial identity)、阶级意识、居住连续性三个重要因素。怀特(2006)在1943年对美国城市中一个意大利人贫民社区进行研究，认为社区高度的凝聚力和组织性与其社区人口特征有强烈关系。甘斯指出，即使在中心城市内部也有兴旺的邻里社区，“城市村”的社区感源自共同区域中同质的家族人口(Gans，1962)。在社区运动研究中，索莫斯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动员，充分强调工人社区的特征，体现为业已存在的共同体对于阶级动员的作用，其中行动者认同、家庭社区成员背景等是阶级动员的重要因素，精英或平民的公共领域和场所的特征是公民身份运动形成的重要原因(Somers，1993)。卡斯特分析了两个不同国度社区动员的案例，两个社区不同因素的互动导致不同的邻里与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对抗关系，结果虽都以社区运动的瓦解告终，却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社区过程，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社区共同体，后者却分崩离析(Castells，1983)。上述研究体现了社区性不同方面的因素及这些因素互动的过程与结果。
通过文献回顾，本文认为，空间、人口、组织成为社区性的三大要素，邻里和社区是社区性三个要素互动的结果、表现形式。本文将围绕“社区性”三大要素对南新花苑社区运动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剖析，进一步提炼出社区性的两个维度——外在的社会(控制)结构与内在的社区居民能动者(共同体)，二者的互动反过来使社区性趋向结构化。
南新花苑为Z 市1993年开始兴建的解困房小区，被戏称为“贫民窟”，用于解决Z 市当时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共安置住房困难户6000多户。建立初期，以住建办为代表的政府部门对其采取了强控制策略，外在的国家退出、公民社会产生的结构性背景在该社区中不具有典型性;原先社区居民摇珠入住，①彼此互不相识、缺乏组织性，他们带着感恩的心态入住，政府对民生工程的大笔投入让他们体验了从“吃‘快餐’到吃‘鱼翅’的感觉”(2010-JX )，即便是社区层面的认知解放也是欠缺的。但近10多年来该小区却经常发生直指政府(如集体上访、行政诉讼之类)的群体性事件，成为令Z 市政府最头疼的小区之一。对于该社区的社区运动，现行政治过程理论中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与认知解放、资源动员理论中资源性和组织性缺乏解释力。在小区入住初期，社区运动是如何发动的?什么因素导致了他们积极持续地参与到社区运动中来?
为解答上述问题，笔者在南新花苑进行了两年多的田野调查，与居民互动，期望解释社区运动始末。在认识论上，我采用社会建构论视角：社区运动的现状是各种力量共同建构的结果，而社区居民在实际行动中参与了这种建构活动，研究者到田野中去寻找构成“事实”的材料，本身也在阐释、建构这些故事(Rabinow，1977);在方法论上，我遵循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逻辑，把时间作为重要因素引入社区运动研究中，期望勾画出社区动员机制的变化轨迹，并运用过程—事件方法(孙立平，2000)对事实进行展示。从1996年底社区居民入住伊始，至2010年社区的分化与抗争，南新花苑已有14年的历史。本文从社区入住初期的形态开始，分析社区动员的原初阶段，将社区性置于社区运动中，以弥补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在社区层面的欠缺。
一、社区性的基础要素：空间、人口及组织
从根本上来讲，社区是不同主体(人口、社区组织等)与空间互动的结果。故人口与组织在社区空间中的分布形态是社区性的基础要素，亦是社区运动发生学的第一个问题。空间、人口、组织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社区运动的基础条件。
(一)空间性：社区的生态环境特征
空间性是社区的第一个特征(Castells，1983)，“如果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所在地，那么它也已经成了巨大的对抗的场所”(Lefebvre，1976)。社区运动是
空间中权力博弈的一种现象，空间反过来又是权力关系表达的中介(Guidry，2003)，这使空间成为社区运动不可忽略的因素，但这却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机会理论所忽视(Guidry ，2003;Martin&Miller，2003;Snyder &Kelly ，1979;Zhao，1998)。
赵鼎新认为，空间生态因素在学运中起了重要作用，国家规划导致的各高校及学校本身内部空间密集、宿舍人口密度高等因素是学运产生的重要原因(Zhao，1998)。中国是一个权威治理的国家，与组织发育良好的西方社会有天壤之别，通过组织来发起社会运动的可能性极低，此时人的居住和活动环境及以此为基础的网络关系就成了社会运动发起者惟一可利用的手段(赵鼎新，2006)，因此社会动员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密集空间对于社会运动的促进作用在南新花苑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解困房小区，南新花苑楼宇设计以简单，以实用为主，空间利用充分，住房面积基本介于40-79平方米之间，多为一房一厅、两房一厅的小户型格局，一栋楼共用一个楼梯或一个半宽度不足一米的楼梯，①居住密集。其次，同层同面的两家铁门斜交，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共用空间，两边的家庭就如同一家分两道门进去，为两家住户提供了一个半开放的亲密空间。很多住户为保证家中财产安全，都会在这个三角形公共空间之外的楼梯口多加一道防盗铁门，导致自己家里的“这些门就没什么用了，就是防君子而已”(2009-LS)，这使得两套房子余留的公共空间更密集，相邻两户人家经常串门聊天、聚餐。
空间和社会关系是互构的(Martin&Miller，2003)，空间密度与邻里关系结合在一起，构成社区动员的潜在优势，从单栋开始，楼宇之间进一步联合，最终整合成社区。这与资源动员理论强调的资源性、组织性截然不同，空间性起着很大的基础性作用。当然，物理空间的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在后续的发展中，不同主体构成了故事的主角。
(二)人口：贫困人口的认同与习性
空间性是基础，人口才是社区动员的主体。人口分布区域不同，则可能产生不同的社区行为(Warner et al.，1963)。这是社区性的重要因素，贯穿了整个社区发展过程，邻里形成所需要的三个重要因素(王小章，2002)①无一不与人口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南新花苑中，社区居民流动率低、阶层地位类似、文化接近，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促进了社区运动的产生。“穷人”的认同与文化习性是社区性人口特征的重要体现，它与空间性紧密结合，成为南新花苑潜在的动员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