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不断传来“7楼洗完没有呢”、“冲水啦”之类的话语，上面一冲完，下面就接着洗。在闲聊时，我们向福叔请教一件怪事：我们每走到一层楼，都有人问：“你们找谁呢?”福叔、丙姨听后却不以为然，说：“那当然了，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是认识的，刚搬进来的都是很快就认识了，看到你们不认识，大家自然就这么问了，你们看上去就像是来找人的，但是如果是穿得很不整齐的或者很邋遢的人进了这栋楼，就会有人跟着，看他过来找谁，这样可以保证我们这栋楼的安全。”正如雅各布斯(Jane Jacobs )所记录的，社区自治功能组建了公共监视网，以此来保护自己，发展出一个小范围、建立在日常公共生活基础上的网状关系，进而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社会监控的机制，把不同个体纳入到这种城市生活中来(雅各布斯，2006)。该栋楼虽然缺乏政府或物业公司的强行干预及保护，但却建成了一种类似雅各布斯笔下的相互信任、社会监控的机制，使个体充分融入到邻里生活中来。
“洗楼梯”在入住初期无疑具有一种实质上的功能，但到了后期，这个功能的重要性已经逐步降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尤其是近两年，物业公司开始每个月为楼宇洗楼梯之后，楼梯脏等卫生问题已基本解决，那为什么还会维持原来的习惯，继续洗楼梯呢?
福叔、丙姨很肯定地回答说：“这么多年形成的习惯不容易，如果不洗楼梯，邻里之间的关系就会慢慢地变淡了，这多可惜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习惯维持下去。”其他邻居也认同这一观点，正因为洗楼梯，邻里关系才会这么和睦，而这也是动员邻居参与其他社区活动的基础所在。洗楼梯的工具性在逐步消失，其情感性却在逐步增强，从原来的单纯保持卫生的工具转化为邻里的一种庆祝活动，这种活动形构了南新花苑的楼宇邻里，有别于其他社区。
在单一的楼宇中，邻里被动员起来，并依循传统的邻里逻辑运转，洗楼梯这个看似简单的活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活动逐步从工具性功能转化成为楼宇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中，有组织者、参与者，也有旁观者，但它最大限度地将邻里个体纳入其中，从工具性转化为情感性，进而实现了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邻里。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D 楼形成了稳定的邻里关系，人员的流动率相对较低。68家原住户中只有2-3户将房子卖出，10多户用来出租，大概85%左右的住户依旧住在原处。通过以洗楼梯为主的活动，他们了解了大部分邻居的情况，发展出了一系列具有强烈个人特色的绰号，如丙姨被称为“大声婆婆”等。
在空间性与人口性相互作用下，邻里被动员起来，成为他们进一步参与社区生活的基础。底层“公共领域”的存在是工人阶级得以被动员起来的原因(Somers，1993)，在南新花苑中，底层的“公共领域”是在“洗楼梯”等仪式中所形成的邻里及后来拓展到社区层面的“榕树头”。
“洗楼梯”只是邻里形成的途径之一，但却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这是南新花苑大部分多层楼宇业主共享的集体记忆，在这个经历中大家相互结识，联合起来参与社区生活，为本楼宇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在部分高层楼宇中，虽然没有洗楼梯的经历，但劳伟明、柏叔、耀哥等人亦指出了邻里空间的重要性，如夏天大家集中在门口乘凉，互相认识。邻里的中，首先是社区精英与楼长协商，其次由楼长将问题带回邻里中讨论，再重新反馈回社区。运动一旦发起，这种联系的紧密性则成了社区动员的保证，而运动又给邻里注入了新的因素，加强了邻里之间的互动。①
可见，在邻里层面上，由于前置变量——空间性与人口特征的不同，南新花苑与商品房小区被区分开来，并自然形成了一种邻里的存在，成为自在的、沉默的邻里，陌生的个体被塑造成熟悉的“街坊”，形成了一定的社区认同感;当有外部压力时，自在的邻里则转向自为的邻里，共同抵制外来压力，寻求社区及邻里的共同利益。下面本文从邻里转移到社区层次。空间特征、人口特征、社区组织三个因素在这个层次上紧密交织在一起，拓展了社区动员的深度及广度，进一步推动了社区的形成。
三、“榕树头”②与“自为”的邻里：社区性三个要素的交织、互动
前述空间性、人口、邻里的逻辑依然适用，南新花苑在社区层次的特征在于：行动者将社区嫁接在本土文化上，利用“反动员”组织不一致所产生的空隙，达成社区动员。空间性、人口特征、社区组织三个社区性要素紧密交织在一起，互动产生了更宽层面的底层公共领域。“榕树头”是社区层面公共领域的比喻，其存在正是南新花苑10多年来社区运动经久不衰的深层原因。本节主要讨论“榕树头”如何在空间、文化、组织的互动中被生产出来及它如何对社区运动产生影响。
(一)起因：物业费纠纷
1999年5月，A 楼居民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钥匙，但大家纳闷的是，入住之时，管理处让每户签署《南新花苑业主公约》和物业管理协议，上面明文规定每月要缴纳1.5元/平方米管理费，而旁边的的商品房小区物业费却仅为1元/平方米，作为解困房小区的南新花苑为何会收取如此高额的物业管理费呢?更令人奇怪的是，在入住后的几个月内，小区物业管理费一再调整，从1.5元/平方米上调为1.7元/平方米，最后升到1.9元/平方米，这引起了小区居民的普遍不满。另一方面，小区房屋质量问题层出不穷，也引起了小区居民的高
度关注。
摇珠进入南新花苑的住户都是中低收入家庭，高昂的物业费使他们难以承受，大家表现出不满，普遍认为这不符合解困小区的客观情况，事后有媒体采访了一些居民：
当初交款购房时，说好每户仅收25.5元/每月，还信誓旦旦安抚我们说：“这是政府的解困房，肯定不会多收你们的”。想不到交了钱，住进来就变，变成每月1.9元/平方米了，上当!
失业多时的谭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我住的房子是在20多层，有73平方米，按每月每平方米1.9元计，则是138.7元，而每月救济金才几百块，这就失去了100多，怎能承担!加上电梯费每月就要约200元，200元可不是小数，我原来在市郊租房住，也才200元，现在是自己的房子，每月竟然还交200元，离谱!(《BJ新报》2001年8月2日)
高昂的物业费对有工作、尚支付得起的单位职工而言都是不合理的，而对于解困社区中的许多失业、待业的住房困难户来说，根本就不可能负担得起。南新花苑小区的失业人员比例很高，2000年在某栋208户人家中，有失业人员的家庭高达60多户，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和低收入家庭证的比例在Z 市也是数一数二。
高昂的物业费促成了大家的行动。1999年7、8月，酷暑，大家在走廊口乘凉，劳伟明、郭老师谈起这个问题，纷纷表示物业费这样收取不公平，他们商量着如何去与物业公司对抗。11月，他们搜集了很多物业费的相关资料，如当时政府的指导价、临近小区物业费的收取标准等，并将这些资料进行总结、概括写在一张纸上，在旁边留白供大家签署意见，签名后张贴于一楼门口，由大家一同讨论物业费标准的合理性，这被称为是“大字报”。
“大字报”迅速在社区中流传起来，引起很大反应。作为解困房社区，大部分居民享受了国家福利，对政府抱着感恩的心理，这是国家在该社区中合法性(王宁，2007)提高的一个重要体现。但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却完全忽略了“解困”的规定，引入政府所控制的公司
作为管理主体，采用所谓政府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价，①但这种利润最大化的收费标准超出了居民的承受能力，引发了他们的联合抵抗。卡斯特尔指出，“邻里成为权力和社会实验的主要场所，成为大部分斗争的组织基础，邻里的斗争往往是为某个特殊问题所触发”(Castells，1983：215)，在这里，特殊问题是与解困房社区不相吻合的高昂物业费。
(二)“榕树头”：社区底层公共领域的形成
“大字报”使劳伟明成为A 楼、甚至整个小区的大红人，在走廊讨论物业费问题的人也越聚集越多，讨论区域从走廊逐步转到了高层楼下还未启用的停车场，最后又转移到A 楼楼下，参与的人群亦从最初的高层楼波及到其他楼层的住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邻里被充分动员起来，“榕树头”开始逐步形成。
在动员过程中，动员者逐步掌握了话语权，进一步将物业费的讨论从高层楼区域推向了整个社区。劳伟明、郭老师、陈志强②、章君扬等人不断复印通知单，派给社区中其他楼宇的居民，约定某个时间在A 楼下讨论社区事务。
在他们的发动下，到1999年11月底，A 楼下聚集的人数倍增，他们来自不同楼宇，展开了以物业费为核心、涉及其他社区公共事务(如治安、卫生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A 楼下成了舆论发起地，社区居民畅所欲言。当劳伟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总是笑眯眯的沉浸其中。他是这个运动的发起者，社区动员从A 楼开始，逐步波及其他楼宇。A 楼下被称为“革命根据地”，亦被称为“榕树头”，大家对这个称呼津津乐道。
“榕树头”的争论是开放的，虽偶尔吵得面红耳赤却不会大动干戈。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对手促使他们形成社区共同体。起初的动员是围绕着空间的，发起者是社区中的精英，如劳伟明、陈志强等人，并最终形成了围绕着某一个物理空间的社区动员。初期，共同体以某一栋楼为中心向外辐射，并努力将其他楼宇纳入其中。“榕树头”将不同的邻里慢慢联合，空间性与组织性结合，形成了具有整合力度的邻里组织，这既依赖于单栋楼宇业已形成的邻里空间，亦突破了束缚，走向更大的社区空间。“大字报”成为社区舆论转向的工具，逐步转化为与物业公司、政府部门争夺舆论空间的固定策略。
“榕树头”的骚动引起了住建办的注意，林辉亲自登门与劳伟明详聊，期图舒缓其对抗情绪。这一次会面以减免劳伟明的物业费及拉拢其进业委会为谈话内容，但双方话不投机，
不欢而散。在后续的上访及诉讼过程中，由于矛盾直指住建办等市级单位，街道、居委会只能充当协调者的角色，而未能体现出其独立性。另外，住建办通过教育局、电台等业主所在单位劝说参与者，消解了部分动员能力，但这种方式的作用对于存在大量体制外行动者的南新花苑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住建办等代表市一级力量的社区组织发挥的作用终归有限，他们不可能对所有社区实行严密监控，但正因为其对南新花苑的干预，削弱了街道、居委会作为属地管理单位的直接控制能力。
“榕树头”反映了社区居民文化习性的作用，他们借用本地文化，将其转化为社区动员的平台，以获得更多人对社区运动的认可。这种非正式文化还体现在他们聚集的另一空间——南新酒家南山房的早茶中，这是社区居民的第二个聚脚点，喝早茶的习惯成为社区动员的载体，社区居民共同创造了另一个根据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步加深对社区的认同，赋予了“榕树头”更深的含义。“榕树头”将物理空间成功地塑造为社区的公共空间，承担起社区动员的任务，成为该社区的重要特色之一，亦是底层公民社会形成的重要基础(Somers，1993)。公共领域表示了一个具有争议的参与场所，“榕树头”成为宣传权利意识、推动社区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人口特征、空间性、组织性等因素互动的结果，成为南新花苑社区性的最重要特征。
社区性将沉默的个人重新培育成为积极的个人，归根到底，积极的个人才是社区运动得以生生不息的源泉。“榕树头”的动员方式在后续的社区运动中逐步被结构化，成为南新花苑社区运动的模式，而社区运动又进一步推动了“榕树头”的发展，它将社区嵌入于多重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体现为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后续社区个体不断重新界定自己权利的过程。
“榕树头”是社区性三个要素交织、互动的结果，与“洗楼梯”一起，呈现出南新花苑社区性与社区运动的关系。“榕树头”本是物理空间，却被建构成为充满意义的公共空间，成为社区共同体发育的载体，推动了社区运动发展。在该过程中，高昂的物业费触犯了“穷人”的承受底线，共同的集体认同及文化习性使他们更容易联合起来，体现了人口特征与空间性的结合;住建办、街道、居委会等组织与“榕树头”非正式组织进入博弈环节，政府期望控制、维稳，更加激化了三方彼此之间的矛盾;邻里组织把握了政府不同部门自主性之间的空隙，取得社区动员的话语权，将矛头直指住建办，推动了社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论与讨论：“社区性”的三个要素与两个维度
综上，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等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社区运动(至少在南新花苑这个典型社区中)的初期状况。这里资源、组织性欠缺，邻里的结合本身亦非资源动员理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