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买卖契约当中，似乎亦无济于事。在物债二分、物的概念限于有体标的的格局内，它反倒会制造一系列的解释难题：买卖契约之成立，需要具备何种合意?如果合意中仅在关于所有权让与部分存有瑕疵，是否会影响买卖契约的效力?如何影响?如果双方当事人订立买卖契约时，根本未就所有权让与达成合意、甚至明确表示嗣后另行达成所有权让与合意，是否会影响买卖契约的效力?如何影响?既然买卖契约中包含义务负担和所有权让与两项合意，何不干脆将其二者拆分，而非要捆绑销售?负担义务与处分权利两个去向相反的乘客，又如何能够登上同一趟列车?等等。
另外，若是否认物权行为之存在，《合同法》第134条将不可理解，因为在所有权保留中，买受人义务之履行是所有权移转的延缓条件，而事实行为不存在附条件之可能。这意味着，惟有承认独立的物权合意，方可无障碍地解释所有权保留买卖。 [88]
实际上，只要存在明确的物债二分，变动物上权利之行为与负担债上义务之行为的分离便是题中之义，无论立法者的独断意志有多强大，都不可能在承认物债二分的前提下，逻辑周延地否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在此意义上说，中国大陆立法虽然混乱，但物债二分的基本格局已然确立，“任督二脉” [89]隐约可见，未曾打通，只是因为功力尚浅。
(二)财产行为与身份行为
即便承认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分离，亦未必意味着，法律行为概念能够成为整部法典的公因式，因为，从中抽象出来的法律行为，显然是以财产行为为其原型，它在多大程度上能适用于身份行为，尚需检讨。
《合同法》虽然包含大量本属法律行为一般规定的内容，但它明显对成为整部民法的公因式没有兴趣，第2条第2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实际上，即便是德国法上的法律行为，适用于身份行为时，亦存在诸多例外，大者如无分离及抽象原则问题、排除代理、形式自由被大幅限缩;小者如不能附条件期限、错误等瑕疵不影响行为效力，等等。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苏永钦教授建议，将《德国民法典》的括号一分为二，以财产法通则与人法通则分别统领民法的两大领域。 [90]
管见以为，身份行为固有其特殊之处，但基于以下三点理由，仍不妨统辖于法律行为概念之下：其一，法律行为要旨在于，根据行为人意志实现相应法律效果，其所负载的私法自治理念，亦应贯彻于去管制化的身份法以及以身份为基础的继承法领域，婚姻自由与遗嘱自由即其著例。同时，纵使依托亲权或监护而建立的法定代理制度，其实亦诸多与法律行为代理相通之处。若在法律行为之外单独建立身份行为规则，对于私法自治之弘扬，未必更为有利。其二，继承法所处理者，固然多属财产问题，即便是在典型的身份法领域，亦含有大量的财产规范，原则上，有关得丧变更之问题，当然适用财产法的一般规则。其三，在技术上，纯粹身份行为，同样是以法律行为为其原型，如有关行为能力之考量(《婚姻法》第6条之结婚能力、《收养法》第6条之收养能力)，婚姻无效、可撤销的事由与效力(《婚姻法》第10-12条)，收养无效事由与效力(《收养法》第25条)等等。基本上，仍可视身份行为为法律行为的特例，正如债权行为、物权行为皆是法律行为的特例，不必另立门户。
(三)小结
如果把讨论语境抽离，完全可以宣称，物权行为之承认绝非必要，只不过，当立法一方面在物债二分的基础上展开，另一方面却又舍弃分离原则时，其规范体系的捉襟见肘，恐怕也就无可避免了。既然采分离及抽象原则的规范技术更能适应现实社会的复杂性， [91]似乎也就没有理由强将意志自由阻隔于物权变动大门之外。同时，身份行为虽个性突出，但基于去管制化的需要，将其统辖于奉行自治理念的法律行为概念之下，也许亦无不可。本文因而认为，把法律行为作为整部民法的公因式提取，对于中国大陆未来的民法典而言，仍有其可取之处。当然，在此之前，首先需要对既有立法，如《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作大幅调整，以消除已然存在的诸多冲突。
四、结 论
一般来说，适于培植民法典总则编的土壤，至少应该具备自治理念得到足够尊重、训练有素的法律家共同体足够强大两项条件，对此，中国大陆均付诸阙如。即便如此，立法者依然选择了德式总分则体例。管见以为，此举虽有违目的理性，却倒也不必放弃。
奉自治理念为圭臬的法典，不以管制民众行为为目的，毋宁旨在为法官提供尽量精确高效的裁判技术，德国民法典形式理性之追求，端在于此。不过，在科学理性的牵引下，德国民法典在提取公因式时，似难免过度抽象之嫌。本文以为，除法律行为依然不妨维持其总则地位外，其余各部内容，均宜应重做安排：权利主体独立成编，置于法典编首;作为物权客体的物归诸物法;诉讼时效、权利担保、自力救济等落户债法;法典前后增设序章与附则，前者规定权利行使的一般原则及必要的法源规范，后者则处理时间的计算、法典时空效力等附随问题。如此，总则编就势直接改称“法律行为”，位列第二编，居权利主体之后。
注释:
[1]W ilhelm W indelband， Lehrbuch derGeschichte derPhilosophie， 14， Auf，l， Verlag von J， C， B， Mo-hr (PaulSiebeck) Tübingen， 1948， S， 316f，f
[2]参见(德)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26-27。
[3]S， FranzW 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 2， Auf，l， Vandenhoeck& RuprechtG ttingen， 1967， S， 370 (Fn， 76)，
[4]韦伯，见前注 [2]，页28。
[5]Gustav Boehmer， Grundlagen der bürgerlichen Rechtsordnung， II 1， J， C， B， Mohr (Paul Siebeck)Tübingen， 1951， S， 72，f
[6]F， A，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Routledge &Kegan Paul， 1982，
[7] HorstHeinrich Jakobs， W issenschaftund Gesetzgebung im bürgerlichen Recht： nach derRechtsquellen-lehre des 19， Jahrhunderts， Ferdinand Sch ningh， 1983， S， 10，
[8]易继明访谈：“学问人生与人生的学问———访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教授”，载易继明主编：《私法》(总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39。
[9]苏永钦：“社会主义下的私法自治———从什么角度体现中国特色?”，载氏著：《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91。
[10]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页9(熊谞龙)。
[11]参见苏永钦：“民事立法者的角色———从公私法的接轨工程谈起”，载氏著：《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28。
[12]苏永钦，见前注 [9]，页91;朱庆育：“物权立法与法律理论”，《中外法学》2006年第1期，页8以下。
[13] 苏永钦：“现代民法典的体系规则”，《月旦民商法杂志》第25期， 2009，页9-10。苏教授的较早研究则可参见：“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从功能法的角度看民事规范的类型与立法释法方向”，载氏著：《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1以下。
[14]Hayek， Fn， [6]， Vo，l 2， p， 31，
[15]F， A， vonHayek， DieVerfassung derFreiheit， 2， Auf，l，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83， S， 45，
[16]Hayek， Fn， [6]， Vo，l 1， p， 114，
[17] Gustav Boehmer， Einführung in das bürgerliche Recht， 2， Auf，l， J， C， B， Mohr (Paul Siebeck)Tübingen， 1965， S， 78; Zweigert/K tz，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 auf dem Gebiete des Privatrechts，3， Auf，l， J， C， B， Mohr (PaulSiebeck) Tübingen， 1996， S， 143f，f
[18]“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2005年10月1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物权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页30。
[19]王胜明、魏耀荣、杨振山：“中国民法典制定中的重大问题”(魏耀荣发言)，载王卫国主编：《中国民法典论坛(2002-2005)》，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35。
[20](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270。
[21]相应地，在法律理论方面，霍布斯亦是“命令论”的先行者。在他看来，“法律是一种命令，而命令则是通过语言、文字或其他同样充分的论据发布命令的人之意志的宣布或表达”。霍布斯，同上注，页210。
[22]光绪33年(1907年)，大清政府决定编纂民律。在“编纂民法之理由”中，首先被提及的是：“凡私法上之法律关系须用法律明示，使人民知之与使人民由之也，不然则易生无益之争议而害及国家之秩序矣。”参见张生：《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1901-1949)》，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65。
[23] S， ThorstenHollstein， Die Verfassung als“AllgemeinerTeil”： Privatrechtsmethode und Privatrechts-konzeption beiHans CarlNipperdey (1895-1968) ， MohrSiebeck Tübingen， 2007， S， 66，f
[24]Justus W ilhelm Hedemann， Die Erneuerung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in： Zur Erneuerung desbürgerlichen Rechts， C， H， Becks' che VerlagsbuchhandlungMünchen und Berlin， 1938， S， 7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