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精湛的锤揲与切割技术。其圆形金箔上的镂空纹饰，如同一幅均匀对称的剪纸图案，可能使用了相应的模具，精心切割而成。无论是纹饰的整体布局或图案的细微之处，都一丝不苟。其图案可分为内外两层，内层图案中心为一镂空的圆圈，周围有十二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这些外端尖锐好似象牙或细长獠牙状的芒，呈顺时针旋转的齿状排列。外层图案是四只逆向飞行的神鸟，引颈伸腿，展翅飞翔，首足前后相接，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排列均匀对称。整幅图案好似一个神奇的漩涡，又好像是旋转的云气或是空中光芒四射的太阳，四只飞行的神鸟则给人以金乌驮日翱翔宇宙的联想。
原始崇拜是人类由洪荒向文明迈进过程中的一个古老话题，在各种原始崇拜观念中，最广泛的就是太阳崇拜观念了。这主要是由于太阳和自然万物的密切关系，对人类的生存繁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先民们自远古以来就对太阳怀着敬畏崇拜之情，并由此产生了各种崇拜形式。同时由于先民们对太阳与宇宙的观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丰富想像，使得世界各民族中都出现了绚丽多彩的太阳神话。这些以太阳为母题的神话传说，在世界的西方和东方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广为流传，对古代各民族的精神观念和行为方式，乃至整个历史文化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阿波罗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中国古代则广泛传播着具有浓郁东方特色的十日神话，这些都是我们熟知的最为显著的例证。中国远古时代的十日神话传说，不仅与西方太阳神话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展示了东西方区域文明的不同特色。
根据《山海经》等古籍的记述，中国远古时代太阳神话传说中的十日是帝俊与羲和的儿子，它们既有人与神的特征，又是金乌的化身，是长有三足的踆乌，会飞翔的太阳神鸟。如《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有“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海外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东经》也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便是对十日神话传说的记述。《淮南子·精神篇》中说“日中有踆乌”，郭璞注解说“中有三足乌”，则是对太阳为金乌化身的说明和解释。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十日，每天早晨轮流从东方扶桑神树上升起，化为金乌或太阳神鸟在宇宙中由东向西飞翔，到了晚上便落在西方若木神树上，这表达了融化于
神话之中古代对日出日落现象的观察和感受。
十日神话传说在殷商时期长江上游的古蜀王国中十分盛行，三星堆考古发现对此便有充分的揭示。到了后世，十日神话流传的地域更为广阔，我们在各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上，可以看到许多日轮金乌图，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上亦有以彩绘方式表现的一轮画有金乌的太阳，便是先秦太阳神话流传后世的反映。在这些生动奇妙的图像中，最值得关注的便是神鸟和太阳的关系，这可能是先民们描述和展现太阳神话最为简洁也最为有效的方法。在图像语言的发达远远超过文字发展的古蜀时代，先民们自然地盛行采用雕塑和图案来表现十日神话与太阳崇拜观念，这与当时昌盛的祭祀活动相得益彰。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就是古代蜀人心目中一棵具有复合特征的通天神树，既是十日神话传说中扶桑与若木的象征，又是天地之中建木的写照。青铜神树分为三层的树枝上共栖息着九只神鸟，分明就是“九日居下枝”的情景，在青铜神树出土时已断裂的顶部，推测还应有象征“一日居上枝”的一只神鸟。与青铜神树同时出土的还有立在花蕾上的铜鸟、人面鸟身像等，很可能其中的一件便是那只居于神树上枝的铜鸟。栖息于青铜神树上的九只神鸟都长着鹰喙与杜鹃的身子，鹰是翱翔长空最为矫健的猛禽，杜鹃是深受蜀国先民喜爱的禽鸟，将它们的特征融合成这种具有复合特征的神鸟，大概就是古代蜀人想像中太阳精魂日中金乌的形象吧。此外，三星堆还出土有大量反映古蜀太阳崇拜观念的器物与图像，如青铜太阳形器、圆日形状的青铜菱形眼形器、有圆日图像的青铜圆形挂饰、青铜神殿四面坡状屋盖上的圆日图像纹饰、人面鸟身像胸前的圆日图像、金杖上圆脸戴冠呈欢笑状的太阳神形象等等。这些古蜀时代留下的大量器物和图像遗存，真实地反映了殷商时期古蜀王国太阳崇拜祭祀活动的昌盛。
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与图像材料，对此亦有充分的反映。比如金沙遗址铜立人像头戴的旋转状的奇异冠饰，就有祭祀者头罩太阳光环的寓意，说明对太阳的敬畏崇拜是古蜀时代一个十分突出的主题观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考古发现还揭示了古代蜀人有崇鸟的信仰，并以鸟为图腾，尤其是凤鸟与太阳神鸟在古代蜀人精神观念中占有特殊地位。而古蜀族的崇鸟观念与鸟图腾，又与太阳崇拜和太阳神话相互交融，两者通常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对此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中国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许多神话传说中，帝俊和黄帝都是世界东方的大神，具有类似古希腊神话中最高神祗宙斯一样的煊赫身份。如果说中原传世文献中记述的黄帝是黄河流域远古先民们心目中掌管天庭和人间的最高统治者，那么《山海经》等古籍中记载的帝俊就是中国南方文化系统中主宰宇宙和世界的天帝了。帝俊不仅与羲和生有十日，还和常羲生了十二月，同娥皇生三身之国，此外还有许多后裔，例如《大荒东经》说“帝俊生中容”、“帝俊生帝鸿”、“帝俊生黑齿”，《大荒南经》说“帝俊生季”，《大荒西经》说“帝俊生后稷”，《海内经》说“帝俊生禺号”、“帝俊生晏龙”、“帝俊有子七八人，是始为歌舞”等等。这些记述构成了一个具有浓郁南方地域特色的帝俊神话传说体系，其中帝俊的后裔都特别崇尚神鸟，大都有“使四鸟”的习俗。据袁珂先生考证，实际上帝俊也就是南方文化系统中玄鸟的化身，因“帝俊即殷墟卜辞所称‘高祖夋’者”，从字形看夋在甲骨文中是一鸟头人身的象形字，可知“帝俊之神，本为玄鸟”。这同黄河流域“玄鸟生商”的传说含义是一样的，表达了是殷商和古蜀等古代部族都有强烈的崇鸟的信仰观念。正因为帝俊是中国南方神话系统中玄鸟的化身，所以帝俊的子裔都和神鸟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出土资料看，这种崇尚神鸟的信仰观念，在古蜀族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铜鸟，便是很好的说明。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上面刻画了绕日翱翔的四只飞鸟，就是《山海经》中所述帝俊之裔大都“使四鸟”的生动写照。太阳神鸟金箔饰的制作者和使用者，可能以此来表明他们都是帝俊的后裔，同时也表明他们和十日的亲缘关系以及对太阳神的崇奉之情。
这里我们还应提到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是与太阳神鸟金箔饰有着同样丰富内涵的珍贵器物。这件有短柄的青铜有领璧形器，整体为圆形，
中央是圆孔，圆孔周围有凸起的高领，器上的扁平矩形短柄由于较短不能握手，可能起插件的作用，应是插在基座上或连接某件器物的榫头。该器的尺寸为：直径10．24—10．36厘米，孔径4．03—4．31厘米，领高 2．9厘米，边轮宽2．67厘米，短柄长2．26厘米，厚 0．2—0．33厘米，重量为280克。令人注目的是在该器宽平的边轮两面，均铸刻有相同的飞鸟图案。其图像纹饰以边轮外廓的两圈旋纹为边栏，围绕着璧形器的圆孔布列着三只首尾相接、展翅飞翔的神鸟。采用阴线刻画的三只神鸟，手法简练，线条流畅，想像生动，栩栩如生。形态上，三只神鸟同样颈向前、鸟腿后伸，作腾空飞翔之状。同时还细致地刻画了飞鸟的钩喙圆眼、华丽的长冠和飘逸的羽毛。同太阳神鸟金箔饰相比，这件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不仅尺寸大小相近，而且在图像纹饰所表达的象征含义上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周围有凸起高领的圆孔，不就是圆日的象征吗?三只神鸟所表现的不同样是托负着太阳在宇宙中由东向西飞行的情景吗?很显然，这件器物同样是古蜀时代昌盛的太阳神话传说和太阳崇拜观念的产物，是古蜀族以太阳崇拜为母题的祭祀活动中的一件重要器物。
当然，太阳神鸟金箔饰与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这两件器物图像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比如托负太阳展翅飞翔的神鸟，太阳神鸟金箔饰为四鸟，青铜有领璧形器为三鸟，在象征含义上是否有某些微妙的不同?是否反映了远古神话传说中相同母题内的多种内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探析和弄清的问题。
从古籍文献中的记载看，《山海经》中曾有多处关于帝俊之裔“使四鸟”的记述，如《大荒东经》中说“有葛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晏龙??食黍，食兽，是使四鸟”；“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大荒南经》中说“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等等。据袁珂先生考证，使是役使之意。“使四鸟”或“使四鸟：虎、豹、熊、罴”可能是说役使的既有四鸟，也有四兽。而只有帝俊的后裔，才有这种役使四鸟与四兽的能力。在这些神话色彩很浓的不厌其烦的传说记述中，除了十日神话与崇鸟观念，似乎还反映了一种驱使和驾
驭太阳神鸟的想像，太阳神鸟金箔饰上刻画的四只驮日飞翔的神鸟，与“使四鸟”的记述显然并非是简单的巧合，可能就包括了多重含义。
《山海经》中又有关于三青鸟与五彩鸟的记述，同样是非常奇妙的神鸟。如《西山经》说“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 《大荒西经》说，大荒之中，西有王母之山，“有三青鸟，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骛，一名曰少黧，一名曰青鸟”；又说“有五彩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海内北经》说“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这些记述中的三青鸟与五彩鸟都非同凡响，也是古代先民崇鸟观念的反映。《山海经》中虽未见“使三鸟”之说，但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已含役使之意，而且三青鸟与五彩鸟皆是三只。袁珂先生认为，通过这些记述可知，“三青鸟者，非宛转依人之小鸟，乃多力善飞之猛禽也”。金沙遗址出土青铜有领璧形器上的三只神鸟，那华美的冠尾和矫健的飞翔之态，是否也与上述的神话传说有关呢?
值得提到的是，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鸟，在宋本中作“三足乌”。 《史记》载司马相如《大人赋》中也说“亦幸有三足乌为之(西王母)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还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河图括地象》中也说“有三足神乌，为西王母取食”。所以郭璞认为三青鸟即为三足乌。袁珂先生亦持相同看法，认为此说有理。我们知道，《淮南子·精神篇》中说的“日中有踆乌”，即为三足乌，又称为阳乌或金乌，被认为是日之精魂。古籍《洞冥记》中则又说三足乌是羲和役使的日驭。由此可知，它们实际上都是太阳神鸟，属于十日神话与太阳崇拜观念母题范围内的不同传说。这里附带要提到西王母神话传说的起源传播，其中浓郁的巫术色彩、复杂的精神内涵(如魂归天门观念、升天成仙思想、龙虎座透露的图腾崇拜意识和信仰习俗，以及三足青鸟的特殊象征含义等等)，都与古蜀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三足乌究竟是什么形态，因古籍中并无记述而不得其详。求诸出土资料，我们在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可以看到许多关于三足乌的描绘，有的在圆日中刻画一只飞翔的金乌，有的将圆日刻画在阳乌的胸部作展翅翱翔状，还有的则将三足乌雕刻成有三条鸟腿的奇异模样立于日轮之中。这些描绘丰富多样，并无统一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