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厂彩陶制作比较粗糙，装饰纹样中第一次出现符号式的动物形。此种符号式的动物形，甚至人形，也在制作更为粗糙的辛店彩陶上出现。这些符号式的形象代表了朴素的认识现实的能力。 编辑本段艺术特点 追溯绘画的渊源，首先会想到史前时期那些画在陶器上的纹饰。正是由于器表绘有精美的纹饰，考古学家把这些陶器叫作彩陶。这些彩陶制作的年代在大约距今3000年至5000年间。它们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最集中的地区是青海、甘肃，陕西南部和河南北部。彩陶大多是红色陶质的盆、瓶、盘、豆一类盛器，原始艺术家用一种刷笔，醮了黑色、白色以及红色画在器表上。彩陶纹有两大类，一类是抽象的图案，一类是具象的人、动物或昆虫一类的形象。 彩陶装饰纹样 图案类的纹饰数量很大，种类也非常多。常见的有水波纹、旋转纹、圈纹、锯齿纹、网纹等十几种。线条画得规整流畅，图案的组织讲究对称、匀衡、变化，疏密得体，并有一定的程式和规则。在甘肃省马家窑一带发现的被称之为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上，大都描绘水波纹、旋转纹图案。这些图案匀称、流畅，十分精彩，看上去真有行云流水之感，使人觉得轻松活泼，平和而亲切。面对这些五千年前的历史遗存，我们很容易想象到历史中讲述的原始氏族社会的情景：男人耕作，狩猎，捕鱼，女人从事家务或采集。没有剥削，没有奴役，一幅平等和谐的社会景象。稍晚于此的半山类型和马场类型彩陶的纹饰则发生了变化，那些锯齿纹、四大圈纹以及蛙纹等显得大起大落，粗犷狞厉，甚至怪诞神秘。当时原始社会行将解体，社会发生变革，战乱、动荡等不安的情绪也在图案中流露出来。由彩陶纹图案所引发的联想并不是浪漫主义的主观臆想，在历代图案和图画中，都或隐或显地折射出当时社会风貌的基调和时代的主要精神。这一点，在以后不同时代的美术中我们还会看到。 那些具象的彩陶纹饰更令人瞩目。在西安半坡村遗址发掘出的彩陶上的动物纹虽然非常简练，但表现得很生动：自由自在游动着的鱼，奔跑的鹿，站立吠叫的狗，好象受到惊吓。从中显示了远古艺术家捕捉动物瞬间特点的才能。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的一个陶盆上，画着五个跳舞的人，手牵手连成一排，既是一幅描绘舞蹈的图画，又是一个适应纹样的图案。
彩陶装饰纹样 半坡村的原始艺术家已经开始把具体的物象变形成装饰性的图案，并在其中注入某种观念。他们把一条鱼的侧面分割为鱼头、鱼身、鱼鳍几部分，用直线、孤线、三角形和圆圈等来表现，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创造。半坡的彩陶盆上还有一种人面鱼纹图形，把人面和鱼形纹样结合在一起，并且组织成很有规则的图案，旁边有一条鱼在游动。这幅构成严谨又略带神秘感的图形，颇使考古学家费解。他们猜测，这不仅仅是美化器物而已，很可能与庆贺春天到来，祈祷丰收的祭祀活动有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就是艺术史上最早带有原始宗教意义的艺术作品了。 编辑本段艺术类型 马厂型彩陶的装饰纹样 常见的马厂型彩陶的装饰纹样有折线纹、回纹，而以人形纹（或称蛙纹）最有特色。有人认为这是作播种状的“人格化的神灵”。这种纹样不同时期的表现也不同，大体是从繁到简。锯齿纹逐渐消失。旋纹发展为简单的大圈纹，其中网纹最具特色，往往画上几十根上百根线，线条流畅规整反映当时熟练的描绘技术。马厂型彩陶盛行陶衣，即在陶器表面涂一层泥浆。器皿上的浮雕和捏塑也很发达。马厂型彩陶具有简练、刚劲的风格。它的装饰不及半山型精致，显得粗犷、庄重、豪放，注意大效果。黄河上游的彩陶工艺，在马家窑、半山、马厂型的发展之后，还兴起了齐家文化，但时间已经较晚，基本上和夏代相始终。这里的彩陶不多，装饰纹样以菱形纹、网格纹为最多。器形则以双耳罐和马鞍口式的陶罐为典型。 彩陶装饰纹样
此后，又产生了辛店文化，彩陶工艺再度兴盛起来，时间已相当于商周。辛店型的彩陶工艺，在双大耳罐上常绘以双钩纹，并往往在双钩纹的中间，饰以人物、小狗或太阳，罐颈饰以回纹，装饰手法几乎千篇一律。过去，在说明我国古代文化发生发展的渊源问题时，学术界长期持一个中心（即黄河流域）向外扩展、蔓延的观点，随着这些年考古发掘成果的涌现，这种观点被提出质疑并开始动摇。特别是1995年，考古人员在青海省同德县巴沟乡团结村宗日遗址发现了一件双人抬物纹彩陶盆和一件不同于1973年大通县出土舞蹈纹的舞蹈纹彩陶盆。前者图案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后者构图生动，线条洗练，服饰新颖，动态鲜活，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时值公元前3300年至前2050年，可以认为基本上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期。
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样
庙底沟型彩陶的典型具象纹样是鸟纹，这时对线的把握已显得很有信心，并由半坡的直线发展为活泼流畅的曲线，直线与曲线相结合，在器物的腹部形成一条连贯的装饰带。纹样并没有一定的程序随意写来，形成天真自然的图案。在图案的构成上似乎找到了一定的方法——如先定点后联线，绘成黑白相间的效果。这些视觉效果强烈的装饰纹样很难分析出他们要表达的意思，但是纹样所显示出的节奏和韵律中似乎可以使人感受到原始人的生活气息。
编辑本段各类纹饰
人面纹
人面纹在仰韶文化早期和中期就出现。人面多作圆形，眼或睁或闭，眉以上和人中以下为黑底白纹，中间为白底黑纹。这种黑白黑的对比增强了装饰效果。在头顶和太阳穴、嘴等部位装饰有鱼纹或向上弯的钩
彩陶装饰纹样
纹，异常奇特。眼以上涂成黑色或空白的三角形，耳部或作向上的弯钩，或饰鱼纹，嘴用两道相交的斜线表示，两边也各饰一条鱼纹。值得重视的是，人面的头顶，画出半圆状的束发，并有横插的发笄。还有特殊的一例，在鱼头形的轮廓里面，画出一个人面，具有“寓人于鱼”
的意义。它很可能是原始人在水中捕鱼的真实描绘：人在水中只露出头部，捕到鱼后或衔于口或系于头上，以便再腾出手来继续捕鱼。它也很可能是缘于早期原始的动物崇拜。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遭到水的威胁，在洪水泛滥和水中作业时，溺水致死的事常会发生。于是人们深感人比不上水中的鱼，希望自己有鱼的本领甚至希望自己变成一条鱼，这些想象便自然产生对鱼的崇拜。
鱼纹
仰韶文化阶段，彩陶艺术逐步走向繁荣，于是，诞生了古朴而精美的各类图案。其中时代最早、频繁使用的图案就是鱼纹。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及有关中华文明史的电视专题片中，经常可以欣赏到西安半坡遗址的鱼纹彩陶盆：在红色陶盆的内壁或腹外，黑色线条勾勒出的形态各异的鱼儿栩栩如生。最为称奇的是，神秘的人面纹与鱼纹巧妙地组合在一起，令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有学者认为，这反映了仰韶先民对鱼的崇拜，鱼是他们的图腾；另有学者以为，鱼的繁殖较快，鱼纹寄托着先民们繁衍后代的希望；还有学者则认为，图案中鱼的人面是史前巫师的形象。无论如何，仰韶文化的鱼纹不仅具有令人折服的艺术魅力，而月蕴含着深邃的研究价值。鱼纹彩陶盆既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陶器，又是中国灿烂的史前文化的象征和标志物之一。
鱼纹是仰韶文化早期最为常见的彩陶图案，一直延续使用到仰韶中期，时间长达千年之久。在仰韶中期之后的各支彩陶文化中，鱼纹就只是零星或偶尔出现了，不再作为主题图案。它大多绘制在盆形器外壁的中上腹部，个别使用在圜底钵、瓶形器及器盖上。盆形器上的鱼纹图案均规整有序，颇为固定，器物一周一般绘有两条鱼，头尾相接，头右尾左，有时两条鱼纹之间的空白处填充一条小鱼或其他花纹，既弥补了绘制过程产生的缺陷，又整体图案显得更加匀称而生动，其他器物上如王家阴洼的瓶形器、高寺头的器盖上偶见的鱼纹，虽然数量很少，却极富魅力，显露出了史前画工的卓越技艺。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了大量的鱼纹彩陶，其中以秦安大地湾最为丰富，该遗址完整和可复原的鱼纹盆达30余件，还有千片以上的鱼纹残片、不仅如此，这些鱼纹数据构成了完整的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序列。根据它们所处的地层以及上下叠压的关系，我们大体掌握了鱼纹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一规律甚至可以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分期断代的标尺。
大地湾鱼纹均为鱼的侧视图，惟独胸鳍的画法例外。胸鳍本在身体两侧，从侧面只能观察到一侧的胸鳍，大地湾先民却改为上下对称的一对胸鳍；无论鱼纹如何变化，尾鳍的画法始终不弯。从鱼鳍的画法来分析，表现的鱼类属于淡水鱼。显而易见，地处内陆地区的仰韶先民只能描绘他们日常熟悉的鱼类形象。根据器形和纹饰的不同特点，我们将大地湾鱼纹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具有浓厚写实风格的鱼纹，此时的陶盆形制均为圜底侈口，因口沿部系用泥片重叠加厚，可称之为叠唇盆。鱼纹形象生动，尤其是椭圆形的眼睛以及位于眼眶偏上部的眼珠，将鱼表现得活灵活现。鱼鳍不全，无背、腹鳍。但口、眼、鳃、身、尾俱全，鱼的形象一目了然。
第二阶段：器形仍为叠唇盆。鱼头部分开始变长且图案化，复杂多变的画法使得鱼头细部令人费解．大多以直边和弧边构成的近三角纹填充头部，鱼身则变得更为完美，大多数鱼纹的胸、腹、背、尾鳍样样俱全。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鱼头各类线条所体现的具体含义，学术界尚无一致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抽象化的画法自此开始引入鱼纹之中。
第三阶段：鱼纹仍然仅在叠唇盆上使用，但盆的口径逐渐增大，腹也变浅了。这一阶段最为显著的变化和特点是，鱼头部分变得极为简单而抽象，仅由上下相对的两条弧形纹组成，既扁且长。龟鳍的画法则由斜三角纹变为直三角纹，画法更为规整。
第四阶段：使用鱼纹的器形由叠唇盆改变为卷沿盆，这类盆仍然为圜底，但口沿外卷，因此称为卷沿盆。它们是当时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的陶器之一，经常于房址和窖穴中。这时的鱼纹整体简化为一种十分稳定的图案。胸、腹、臀鳍三者合一，与拉长的背鳍上下相对，尾鳍前部出现隔断线。鱼的上下两部分完全对称，线条变得流畅柔美。在编号为F1的房址中，了两件口径超过50厘米的鱼纹大盆，曾多次作为彩陶精品送到境外展览；
第五阶段：仍使用在卷沿盆上，此时的盆口部由侈口改为直口，卷沿愈甚。该阶段已跨人仰韶文化中期。大地湾虽未发现此段的完整器物，但根据大地湾的残器可以推测复原后的器形和纹饰。参考属于同一时期甘肃合水、陕西岐山王家嘴遗址的同类器，我们的推测与复原是符合器形、纹饰发展规律的。鱼纹更为简化，头部以一圆点表示，鱼身简化为四条弧线，上下鱼鳍皆略去不画，仅保留较为夸张、舒展的尾鳍。
自仰韶中期以后，鱼纹逐渐消失。不过，有的学者将马家窑文化中出现的由圆点引出弧线的图案视为鸟纹或鱼纹，这些图案与仰韶鱼纹相比过于抽象，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其实，马家窑文化的圆点弧线鸟纹更像水中游动的蝌蚪。
上述大地湾鱼纹盆的五个发展阶段确立了鱼纹的演变序列，从中我们得以掌握其演变规律。首先，要重视的是器形的变化，鱼纹最初是描绘在叠唇盆上的，然后将其弃之不用，又转为卷沿盆；越迟的卷沿盆，口沿越卷，器体愈大，腹部越浅。当我们遇到鱼纹盆口沿残片时，尽管图案残缺不全，但根据以上规律，依据口沿特征，大体可确知鱼纹盆的早晚。在收藏和鉴赏彩陶时，不能仅关注—纹样而忽略了器形，两者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仰韶彩陶因时代早，物较少，完整器更是难得，所以某些利欲熏心的造假者为了骗取金钱，也在仿造仰韶鱼纹盆。他们往往使用马家窑文化的素面盆，作为鱼纹或人面鱼纹的载体，有时竟然迷惑了某些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收藏者。第二，鱼纹的发展变化总体趋势是不断地简化，自然形态的鱼纹经概括和取舍逐渐凝练为固定化的图案，写意的表现手法逐渐取代了写实的风格。最早的鱼纹颇富个性，每件作品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和创意，展现出了自然状态下鱼的万种风情。其后，从头部开始，继而鱼身、鱼鳍，不断地简化，最终成为几乎一成不变的固定图案。搞清纹饰的演变规律，对于目前乃至今后的考古研究工作大有裨益。在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面对大量残碎的彩陶片时，仅凭借鱼纹残片的局部纹样，便可判断出比较准确的时代，其奥妙就在于掌握了纹饰的特征和变化规律。
近年来，随着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深入开展，许多新的发现不断涌现，关于仰韶鱼纹盆的报导也是层出不穷。我们惊喜地发现，在一个相当大的地理范围内，鱼纹有惊人的一致：甘肃境内最西端的发现是陇西二十里铺的属于第四阶段的变体鱼纹，最南端的发现是白龙江流域的武都大李家坪遗址的属于第四阶段的鱼纹，西汉水流域西和宁家庄遗址的第二阶段鱼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