棍需索酒肉。其弓尺、册纸等费，丈毕，各会甲从实估计，听候本县照数捐给，不许派累小民。(37)
据此，清丈时，除有田业主需给甲弓算等清丈人员提供两次伙食之外，其余材料、工具等费用基本由知县捐廉解决。同时，知县梁凤翔在亲临抽勘之日，跟随人役口粮及马匹草料俱系他自备盘费支给，丝毫不骚扰地方。这似乎体现出一种“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官民协助、公同参与的清丈模式。囿于财力，这大约也是清丈州县需要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的原因之一。由此也表明，丈量与否、丈量效果如何，全在于地方官员的贤能与否，甚至他们是否具有奉献精神。这也使得两湖地区的清丈更多的具有“道德”色彩和“人治”特征。
三 围绕清丈的相关纷争
在清丈过程中，不同阶层与群体由于立场和利益的不同，对于清丈活动持有不同的意见。首先就清廷而言，似乎处于一种两可与两难之间：在战乱之后，地荒丁亡，为了掌握田地的真实数据以便征税，需要进行清丈。但在兵燹之后，民生凋敝，正需要与民休养生息，因而深恐清丈滋扰百姓，失去民心。兹引《清实录》康熙年间上谕一则：
四川巡抚年羹尧陛辞。上谕之曰：四川苗民杂处，性情不一。务须殚心料理，抚绥得宜，使之相安。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为巡抚者，若一到任，即欲清丈地亩，增加钱粮，即不得民心矣。湖南因丈量地亩，反致生事扰民。当年四川巡抚噶尔图曾奏请清丈，亦未曾清楚。尔须使百姓相安，钱粮以渐次清查可也。此为四川第一要事。(38)
以上康熙在给年羹尧的上谕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康熙清醒意识到，倘若清丈以增赋为目的，会不得民心。而且这也与其高扬的“轻徭薄赋”政策相违背。事实上，在顺治年间颁布清丈条例时，清廷即重申了清丈原则：
州县钱粮与原额相符者，勿再纷更。其缺额地方，于农隙时，州县官亲率里甲丈量，上官以次受成，不得差委滋扰。(39)
这个清丈原则的核心就是“不得扰民”。依前揭所引户部规定更可知晓，官府规定只有当赋税缺额、钱粮册籍与原额不符、或淤涨、坍地、荒地等几种情形下才进行必要的清丈。所以清初没有全国性的清丈，而是依据各地区实际情形，按需进行地区性清丈田亩活动就不足为奇了。对于四川、两湖等垦辟荒地较多的省份，康熙帝并非不要清丈，只是要等民力恢复后，再行清丈。而且为了均平赋役，康熙认为清丈还是必须的，这在其与湖广总督郭琇的一段对话中即有所体现：
湖广总督郭琇陛辞。奏曰：皇上命臣选奏丈量地亩官员，有武昌道庄、衡永郴道董廷恩、长沙府知府王益曾三人才堪委任。但湖南民稀地广，所以民或不能完课，遂致逃避者有之。清丈之后，则钱粮似较前差减矣。上曰：约减几何？郭琇奏曰：大约减十分之二。上曰：果于民有益，所减虽倍于此，亦所不惜。若不清丈，以荒田著落他人，征收钱粮，有累穷黎，断不可也。此事甚重，保题丈量官员，尔具疏来，照所请行。(40)
在康熙看来，为了减轻百姓赋役不均之苦累，即便是清丈之后，钱粮减少也在所不惜。可见清初的土地清丈，主要还是以弥补和恢复“原额”为目的，并非
溢额求功。所以在一些州县，尽管清丈之后溢出了大量新垦田地，但政府仍按原额征税。如湖北沔阳州：
户部议覆、湖北巡抚钟保疏言：沔阳州清丈田亩，较原额共增出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一顷五十四亩有奇。请免增赋，按照上中下则，将通属额征摊派起科。又沔阳卫实丈田亩，亦照各则均摊起科，应如所请。从之。(41)
以上沔阳州清丈之后，新增田地一万余顷，但该州总体税赋并未增加，而是将“原额”均摊到新增田亩中去，体现了清丈仅为均平田赋之方针。
正是清廷两可与两难的考虑，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此地官员上奏请求丈量，清廷一般会应允；而彼地官员上疏恳请停止丈量，清廷亦从之。这看似矛盾的背后，其实可能就涉及该地区是否需要丈量的考量和权衡。
其二，该上谕专门提到湖南因丈量而导致民怨之事，可见湖南清丈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荡。其实早在康熙四年（1665），湖南巡抚周召南就已意识到土地丈量所带来的诸多弊端，并提出改清丈为“令隐漏者自首免罪”。兹不妨将其《请停丈量疏》节录如下：
康熙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接吏部咨，令在外巡抚条奏民隐，臣即参酌时宜，无如停止丈量一案??臣思一县之中，果有奸猾之民，不过屈指数人，一望而知，其实老幼无倚穷苦无告者成千累万，户户皆是也。恐今日之丈量未必尽清其奸猾，而已先累其穷苦。何以见先累其穷苦？如一县之中造册，纸张数千万，丈地弓手数十百人，写算手数十百人，催督衙役稽查官吏层层逼迫，夫此人工饭食、纸张、算写皆里下穷民摊派倩雇而成事也。如臣痛其摊派而参拿官吏，又无县官自赔饭
食、纸张、工价之例。既急急以勒成其事，而又察以苛刻其细，有是理乎？此穷民之必受其累者也。何以见其狡猾者未必尽清其弊？夫狡猾者谋略多端，一闻丈量，百计弥缝，能倩算手，能倩书手，能倩弓手，此间能必县官心眼俱到、铁面无私、毫无渗漏者乎？如其不然，是狡猾者未必能清，而贫苦者实受其累也。为今之计，欲清豪猾之弊，而苏穷民之累，莫如停丈量一案。丈量一停，一切繁费俱止，钻营俱息。如臣所言，一县之中可以屈指算出豪猾者严令自首免罪，即将首出之田作丈出之田，按亩起科；仍取“尽首无隐，本人与邻里甘结”并县官“稽查甘结”报部。如再蒙混，许邻里举首，臣等访拿参处亦足惩一儆百矣。
周召南于顺治十八年（1661）任偏沅巡抚（即湖南巡抚之前身），康熙四年有感于湖南清丈过程中暴露的种种弊端，如饭食、纸张、工价等费用太高，而奸猾之徒依然得售其奸，贫者受累而奸猾未清，故请求停止清丈。与周召南持相同意见的还有茶陵州彭维新，彭氏为康熙丙戌科进士，先后任翰林院检讨、都察院左都御史、户兵刑三部尚书，协办内阁大学士。在《与朱参议书》一文中，彭维新也极力反对清丈。其谓：
自来清赋之法甚多，何至遽议勘丈。勘丈不善，非惟不能清赋，适以扰民而已矣。夫清赋之法，以镇静为本，以精到为用，以符合为程。而勘丈则一一反是。以监司而自欲履亩，弥滋纠纷。苟冒然一举，弊有不可胜言者。盖用独堕，用众乱，证难凭、多难偏、散难稽、时难待、署雨难麾、供用难给、事绪难终，必使一人之身百役具备而后可。不则，需人不得不众；必使禹皋为官，伊周司书，杨震、吴隐之诸贤充弓手各役而后可，不则，蒙混贿赂必不免；必使王烈、陈实之流为族长、乡保里邻田邻而后可，不则，互相朋比，售其欺谩；更必与地谋，必使田户地亩无多，举目易竞而后可，不则，阡陌交错，识察不周；又必使田地片段止一二处，别无崎零而后可，不则，假借影射，顾此失彼??(43)
彭维新所论甚多，概其所言，主要认为清丈必须具备天时（天气晴朗易于办事）、地利（地亩平直易于测量）、人和（清丈人役正直能干）方才能成事。其中任何一环出问题，则难以达到“以镇静为本，以精到为用，以符合为程”的清丈目标。与周召南的主张相似，他也认为应该先让民户自行丈量上报，然后官府抽丈而已。这一点似乎最终为朝廷所采纳，史料记载：“康熙三十八年，以湖南幅员辽阔，履丈难遍，先令民自丈出首，官查抽丈，如有隐漏，治罪。”(44)
民众对于清丈显然也是有不同看法。在赋役不均的地区，“地去粮存”者，即原有粮田坍塌、经界不清者自然希望官府清丈以解其倒悬。但其他如霸占他人土地、或蒙混渔利之既得利益者，则反对清丈。同时，在赋税不均现象不太严重的地区，民众乐于维持现状，不愿清丈以徒生滋扰。比如在监利县：“田亩自明万历时两次清丈，田粮俱有成数。崇祯末，邑经兵燹，版图毁失。国初起科，多凭报亩。康熙四十六年（1707），邑侯王公奉文清丈，民噪而止。”(45)据此可知，监利县曾欲在康熙四十六年推行清丈，因民众反对而搁浅。
事实上，正因为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不同声音，所以清代的土地清丈活动表现得异彩纷呈，千姿百态，各具特色。有的地区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履亩清丈，而有的地区则完全没有进行清丈，更多的地区则是采用了民众自首、官府抽丈等较为灵活、省事的方式。其实，在笔者看来，只要不拘泥于统计学，而是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只要能达到“均平赋役”的目的，是否实施土地清丈，以及土地清丈是否彻底、全面并不重要。清丈土地终究只是清初整顿赋役不均的手段，而非目的。
四 地籍的编纂：丈量册、归户册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