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横若干
北横若干
直若干
如遇截形，先将正形横直填写，后写截横若干。
截直若干。(53)
以上鱼鳞图册所载和前揭衡山县丈量册内容大体相同，包括税粮、图形和四至的距离。但这只是某一块田地的面积和税粮，而一户往往有多处田地，官府是按照每户进行征税。因此田亩全部清丈完毕后，需要将所有该户的田亩统一到该户名下，以户为单位征税，如是就有“归户册”的编纂。就清代赋役制度而言，鱼鳞图册为“经册”，所重在土地的地理位置和产权归属；归户册为“纬册”，所重在税收。
孝感县人户和田地亦有分离之情形，如“田在东隅而粮寄西图，或米系赵甲而户具钱乙，以致李代桃僵，久之田荒户逋，民累赋亏”。故梁凤翔在丈竣之后亦进行了田地税粮归户的工作，据其所言：
今科粮已毕，除一面造具块册，详报上宪外，诚恐居民辽阔，其本身名下山地丘田，并科米数目不能悉知。本县仍行捐备纸张，印发小单，户给一纸，以凭查据。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五乡各会甲人等知悉。本县现在捐发刊刻印单，分散各业户收领查照。俾家喻户晓，了若指掌。(54)
据此，梁凤翔自己捐备纸张，发给花户一纸赋役清单，将该户名下所有的山地丘田和科米数目开载一起，使之能清楚明白每户名下所拥有的田亩和应缴纳的税粮。而梁凤翔对于归户册亦有界定：
则壤科粮，撮田从户，会各一册。开载业主、花户田地若干，正米若干。阖邑秋粮数万石，归之烟民数万家。如众壑支流之归海也，故曰归户册。(55)
按，归户册其实就是将全县的赋税按照以“撮田从户”的方式，一一细分到每家每户，以便于每家知晓并照此缴纳赋税。在鱼鳞册和归户册之后，梁凤翔还在孝感县推行独具特色的田赋册籍——“块册”，据其《块册序》云：
第归户之后，田有交易，人有迁移。恐相沿日久，户册既有纷更，鳞册必致弁髦。若不永定规式，为善后之策，安知不有猾胥豪右，如囊时之飞诡并兼而为无畴者耶。查孝邑五乡二十三里一百七十八会，以里统会，大者五六会为一里，小者十数会为一里。以一会为一块造册，各二本，胪编花户的名田粮确数，总散分合，务期相符。存县一本，每里选德行一人为耆约，给一本，使收掌之。俾编氓周知，自某年始订立章程，如树之根不可动摇。后有交易者，但缴知单，更换姓名。田坐、处所不许那移。总使此会之田不得跳入彼会，此块之米不得飞入彼块。以人从田，不以田从人。即有豪强凭何兼占？即有奸究从何欺隐？每年终，将授受开收之户，另造更名析户册各二本，收掌如前例。俾内外划一，历年不替。虽百世以后，溯流穷源，可按籍而考也。节岁开征，各会发单一张给里约，使里约传催会甲，会甲传催烟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不烦差比，人乐输将。此周礼均土之法、同井之意，故曰块册。(56)
这里的“块册”是建立在鱼鳞册和归户册之上，为了杜绝以后土地买卖过程中产生的人户与田亩、田亩与税粮混淆的局面，而采取按区域攒造册籍，其关键之处在于“以人从田，不以田从人”，实行“一会一块也，一里一块也，一乡一块也，一县一块也。扩而极之，天下一大块也”。据此，今后征税，就地问粮，而不论其地上之人户变动如何，以此来杜绝各种飞洒之弊端。此种“以人从田”的编纂原则基本是与清初摊丁入亩的赋役改革相适应的，即征收依据由人丁向田地转移。
以上清丈之后编纂的丈量册、鱼鳞图册等赋役册籍应该是比较接近真实的，并且在康熙之后成为地方基层社会征收赋税的重要凭籍之一。因为有证据表明，这些编纂的册籍在清末民初依然为湖南各县市沿用。据民国二十年代地政学院对湖南田赋问题的调查，其基层田赋征收的册籍如下：
查各县田赋征收处原用之征收册籍，大抵为前清康熙五十三年编纂之蓝花册籍。印刷之格式用蓝色，详载花户姓名，故曰“蓝花册籍”。每本共有二百五十页，每页载一户、地名、按亩科银、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等条目。(57)
以上史料明确指出，其征收的册籍“蓝花册籍”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所编纂，结合前揭湖南在康熙年间所进行的土地清丈和册籍编纂活动可知，这些“蓝花册籍”大抵就是丈量之后编纂的地籍。“蓝花册籍”登记的内容和前揭康熙年间湖南《衡山县丈量册》记载的内容大体相同，只是增加了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等条目，这也是在以后土地买卖过割环节中必然出现的情形。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清康熙年间进行的土地丈量与地籍编纂，为嗣后两湖地区基层赋税征收提供了一套实征册籍。
五 结语
清初的土地清丈活动，就官府而言，主要目的是恢复原额、均平赋役。如此说来，土地清丈只不过是政府用来调整和整顿赋役的手段，而非目的。因此丈量与否，抑或是变通方式丈量，更多地表现为不同地区、不同情形下的一种地方性选择。考察清代土地丈量的实际情形当在地方基层社会。
两湖地区因濒江、滨湖地区田亩易于坍塌，亦因战乱导致众多赋役册籍被毁，或胥吏营私舞弊，致使赋役征收体系混乱。更因移民大量涌入，开垦荒地较多，荒熟混淆，征不足额。凡此种种，使得该区成为清初土地清丈的重要区域之一。就本文考察的若干清丈事例来看，在部分贤能州县官员的大力支持倡导下，制定详细的清丈条规，并依靠既有的乡里组织，以及动员包括族长、户长、湾长等乡土社会资源，许多州县的确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田地丈量。当然，这期间由于立场、观点和利益的不同，从朝廷、地方官员到基层民众，不乏反对的声音。唯此，也使得清丈活动呈现一种不拘泥于陈规、因地制宜的区域性特征。
就已经进行全面清丈的地区而言，一般清丈之后都进行了丈量册、鱼鳞册、归户册等赋役册籍的编纂。这些册籍的攒造，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原有田界不清、赋役不均的混乱局面。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弥补了旧有册籍丢失或脱离实际情形之不足，建立了一套相对符合田地实际占有情况的赋役册籍。这些地方编纂的丈量册、鱼鳞册、归户册、块册等，由于更接近田地的真实情形，嗣后也被两湖地方社会长期作为赋税征收的实征册使用。如果说清初全国性编纂的赋役全书是指导性、原则性的赋役册籍，主要是确定田赋征收的额度——在清代就是维持明代万历原额。那么清康熙年间以丈量册等为代表的实征册籍，就是将赋役全书所确定的税额落实到实处，确定该向谁征收赋税的重要凭籍。
注释：
①杨国安：《主客之间：明代两湖地区土著与流寓的矛盾与冲突》，《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②〔美〕赵冈：《简论鱼鳞图册》，《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
③〔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42页；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87页。
④光绪《沔阳州志》卷四《食货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47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第148页。
⑤《清高宗实录》卷六五，乾隆三年三月丁丑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8页。
⑥同治《石首县志》卷三《民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45册，第98页。
⑦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1—169页。
⑧同治《通城县志》卷一二《职秩?善政附》，《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