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组织应急反应机制研究
人对立引发多群体对抗，具备“一根导火索点燃几个火药桶”的多米诺反应。由于突发事件是利益冲突长期斗争的结果，穿插着错综复杂的利益纷争，协调各方利益需要长期性的工作，解决利益分配不均、公权私利对抗等根本问题，需要在国家的高度推进机制体制改革，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加强建设。基层党组织权力有限，只能进行协调处臵，往往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存在“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因此，多数地区的突发性事件极易反复，持续时间较长。
从紧急程度上看，事件的破坏性和处置的紧迫性并存。突发性事件具备极强的破坏性。自然灾害和大型事故灾难波及千家万户，造成群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给地区和国家带来巨大经济损失。而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性群体事件，是一个地区各方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各类矛盾的集中体现，如若处臵不当，必定会扰乱社会秩序，妨害社会稳定，危害党和政府的威信，动摇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是，在各地应急处臵的具体实践中，由于突发事件爆发的骤然性、问题的连锁性和过程的过激性等因素综合作用，应急处臵的最佳时间只有“黄金4小时”。要在最短暂的时间内安抚最广大人民群众，调和最激烈的矛盾冲突，开展最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涉及处理部门多，组织协调难度大，任务十分紧迫。
在准确把握突发性事件基本特点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清醒认识到，由于国内外自然社会大环境的综合作用，国内突发性事件呈现三大发展趋势：一是自然灾害频繁出现。全国天气变化多端，极端天气频繁，冰雹、雪灾、洪涝、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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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灾、低温冰冻等灾害多发并发。特别是四川、贵州、重庆、云南等西南地区历经雪凝灾害、大旱、暴雨洪涝袭击，灾情严重程度历史罕见，对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群众生活和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二是群体性事件规模不断升级。当前，国内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不同群体间的相互联系和依存愈加密切，同一阶层间的共同利益在竞争性利益分配机制下显得更为一致，维护共同利益的决心更强，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参与者扩大到整个群体、整个阶层、整个地区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加快，群众参政议政的意识觉醒，谋求以集体行动形式引起社会注意，通过集体的声音表达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国内外敌对势力兴风作浪，煽风点火，频频制造事端。三是解决难度越来越大。建立基层党组织应急反应机制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受国际国内大环境的综合作用和制约，面临五大问题的挑战。即“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影响，应急反应面临的压力逐渐增大；“新矛盾与老矛盾”相互叠加，引发的群众性事件逐渐增多；“境外敌对势力与境内不法分子”相互呼应，渗透破坏活动逐渐加剧；“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作用，网络媒体对社会管理的干预逐渐加深；“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互交织，基层党组织应急反应的难度逐渐加大。
三、基层党组织应急反应的正反典型案例分析 在社会经济结构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由于少数地区的基层党组织应急反应机制不健全，应急处臵能力不足，全国各地突发性事件频发，数量增多、问题更复杂、聚焦度更高。认真分析基层党组织应急反应案例，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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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瓮安事件应急反应案例分析
2008年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女学生李树芬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其中少数不法分子乘机打砸抢烧近7个小时，导致150余人在事件中受伤，43万人的户籍资料等重要文件付之一炬。瓮安事件起因偶然，升级剧烈，失控迅速，后果惨重，四个“机制不健全”是根本原因。 一是信息预警和风险排查机制不健全。从6月21日到事件爆发，整整7天的事件萌芽期中，死者所在村、镇的基层党组织和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既没有对死者的家庭进行慰问走访，认真组织风险排查，促使事件良性转化；更没有针对死者亲属情绪波动较大、事件可能失控的危机向上逐级报告，进行预警。在整个事件的酝酿、激化阶段，面对干群、警民对抗的严峻形势，当地县委、县政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正确估计事态的严重性，没有及时向州委、省委反映危机情况，信息预警和风险排查机制的不健全，造成矛盾激化，小事变大。
二是领导协调机制的不健全。瓮安事件的事态之所以会迅速扩大，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协调机制不健全，没有建立应急处臵的牵头机构，没有明确各级党政干部和各个职权部门在应对突发性事件中的责任义务，导致全县各部门、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群龙无首，等待观望；没有建立领导干部靠前指挥的领导机制，党政主要领导不敢担当，不及时主动地站出来“挑担子”，围观群众数小时“等不来一个领导说话”，民怨逐步升级。县委、州委在“黄金4小时”内召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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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层层请示，层层开会，延误了宝贵战机。 三是信息公开机制的不健全。该县主要媒体无所作为，舆论引导不力，丧失了舆论主导权。而“奸杀说”、“官二代报复说”、“公安机关包庇说”等网络流言铺天盖地，攻占了各主要网络论坛，凭借现代传播手段在瓮安县城四处散播，网络谣言和现实舆论交织在了一起，形成了不信任政府的舆论浪潮。但瓮安县委、县政府既没有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公开辟谣、以正视听，也没有雷厉风行地查清传谣源头、惩治造谣分子。甚至在事件爆发后，不主动和群众进行信息沟通，反而试图采取全县断网、封锁进城道路等方式“遮丑”，造成党和政府的威信扫地，让群众的质疑和不满达到了顶峰，最终酿成了群体性事件。
四是应对处理机制不健全。在应急反应的基础准备上，没有超前制定一套完整的应急反应预案，应急反应准备工作不足，公安、消防人员不能在关键时刻介入和控制事态。在应急反应的队伍建设上，没有建设一支现代化、专业化的应急反应队伍，反而动辄“把公安机关推上一线”，导致警民对立。在应急反应的能力提升上，对应急反应知识宣传教育不够，没有对各级各部门开展针对性的应急反应培训，更没有在全县层面进行应急反应演练，各级领导干部缺乏力挽狂澜的能力和素质。在应急反应的快速处臵上，没有建立配套的快速反应机制、矛盾冲突控制机制、冲突双方沟通交流机制、责任分担和问责机制，不能有效开展危机公关，进行应急处臵。
（二）贵州绥阳县煤电一体化征地拆迁项目“零上访”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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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阳县煤电一体化项目是贵州省重点发展的18个循环经济示范项目之一，建设规模包括8个子项目，总投资69亿元，建成后预计年生产总值达57亿元、利税15亿元以上。项目需要征地2500多亩，搬迁农户近500户，涉及2600多人。在新的发展时期，征地拆迁存在一系列困难。绥阳县以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发展为目标，以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创建为总抓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管理功能和服务作用，妥善处臵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探索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应急反应机制，在短短16天时间，完成项目征地搬迁任务，没有出现一例上访，实现了上级满意、业主满意、群众满意“三满意”目标。
一是调研先行，建立健全风险排查机制。绥阳县委将抓好民意调研作为基础环节，超前开展项目风险排查。项目启动前，要求工作人员坚持白天工作，晚上逐户走访，排查潜在风险。依据排查出的群众意见，先后5次与业主协商，优化项目布局，将搬迁对象从815户减少到441户。在制定方案前后，反复征求意见修改，由县委常委会审定通过，使方案更加周密、更加合理、更加体现群众愿望和更具有操作性。在征地拆迁工作中，涉及村党支部严格落实干部包户制，建立“一对N”联系机制，始终掌握全村被拆迁户的思想动态、利益诉求，确保群众利益不受损失。
二是组织有力，建立健全领导协调机制。成立以县委副书记任指挥长的征地拆迁指挥部，制定了一整套应急反应方案，明确了各级职责，征地拆迁指挥部、银行、公安机关、镇党委、村总支等各级各部门协力配合，县、镇、村各级党组织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在征地拆迁各项工作中争唱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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