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知名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也有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矿区形成不久的农民居住地。 管理部门签章 年 月 日
C.当前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水平概述
说明：1.申报者可根据作品类别和情况填写； 2.填写此栏有助于评审。 20世纪50年代后，民主化开辟了非西方国家政治转型的广袤地带，而收获的果实却千差百异，良莠不齐。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者根据不同的认知兴趣、分析框架、参照系统和研究目的，对于民主制度植入的绩效做出了不同面向的解释。其中，寻求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的研究一直是20世纪下半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经典课题。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S．M．Lipset)阐述了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的联系，并提出“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的著名假设后，经济发展与民主的正相关关系被后来研究者发掘的大量材料所证实。尽管，G．奥唐奈尔(Guillermon O’Donnell)曾向李普塞特的“社会经济越发展＝政治民主的可能性越大”这一“乐观的等式”提出挑战，但是80年代后席卷南美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使他的挑战不攻自破。（Tatu Vanhanen，1990）到90年代初，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处于高潮之时，人们开始较为全面地估价经济变量在民主化中的作用。亨廷顿就认为：“在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亨廷顿，1998）总体上看，国外关于民主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国家层次上进行的，如Todd Landman的《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the View from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Studies》（1999）、Robert J．Barro的《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1997）。 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植入的村民自治并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一独特的民主发展路径无疑是检验争论已久的民主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
的绝佳试金石。90年代后，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率先援引这一理论模式，选择特定区域观察当代中国基层民主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得出许多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论断。如美国政治学家欧博文（O’Brien）发现，《村民组织法》的实施情况与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关系，相对富裕的村要比经济上贫穷的村更能成功的进行村民选举，实行村民自治。他说：“我的实地调查研究和中国的报道表明，村民自治达标的村组织主要是富裕的示范村和拥有大量集体企业的村。” 相反，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慕珍（Oi Jean C）却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村级民主规则的执行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种相反的关系。地方政府的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并不必然产生民主改革的热情，关键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的决定通常都由非民主选举产生的官员作出，像党支部，他们控制着地方经济组织，在经济事务中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同时，罗伦丝（Susan Lawrence）根据其在河北农村观察发现,以农业为主比较贫穷的村庄通过村民选举而产生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成了迅速改变村集体经营面貌的动力。由此,她认为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制度创新促进了政治发展(Lawrence , 1994)。邱越伦的分析也支持这种观点,他认为经济落后的地区会更加认真地实行民主选举,以促进经济发展并巩固贫困农村的政权基础(Choate ,1997) 。 而美国学者爱泼斯坦（Epstein）和史天健则认为，民主发展同经济水平是曲线相关,不是简单的反比或正比的关系。爱泼斯坦强调,能够为村民带来物质福利的村民选举,会激发农民参加投票选举的热情,民主发展同经济水平呈曲线相关。史天健以实证研究的方式部分地验证了这个假设( Epstein , 1996),他的分析发现当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时,村民选举有可能是半竞争性的；中等发达的村庄,更有推行自由公平选举的动力。而处于贫困或富裕状态的农村,要么认为选举不能
当饭吃,要么出现经济能人垄断权力的“老板政治”(1999) ,使民主选举大打折扣。史天健还发现，快速的经济发展甚至有可能延搁政治发展的进程，原因就在于在任的村领导可以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为资本，拒绝执行上面所作出的将政策性选举引入到村级的政策。他们还可以利用那些财富同化村民以及使村民更加依赖于村级权威。 此外，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村民选举没有什么关系，其原因很简单，因为村民选举是由上面发动的，是领导人的意愿、行为与策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村民选举政策的实施。 在国内学者中，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也曾经指出村民选举的竞争性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关，在解释竞争性时，他强调的是利益所扮演的角色。他确信与不同利益相联系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影响着选举竞争性的程度。当利益分化时，即村干部与农民有各自的利益时，农民关心的是村里财富的分配问题时，他们就会更加主动的参与村民选举。中山大学郭正林教授根据在广东省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农民的个人收入水平同其参与选举的动机基本不相关,同村民对集体分红的关注程度有明显的关系,而同个人政治面貌和经历显著相关(2003)。 厦门大学的胡荣教授在对福建厦门、集美、寿宁等地进行个案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经济发展程度与村民自治密切相关，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促进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实施（2001）。以上研究有从具体的个人收入指标等经济指标来衡量，有从经济发展的结构来分析，可以大致推断，他们认为农村经济可能并不是推动农村基层民主的充分条件。 何包钢和郎友兴在其《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2002）中较为全面的以经验研究探讨了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间的关系，并得出一般性结论，这是目前在我国
村民自治与经济发展关系上最详尽的文献。但作者只是对浙江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村民选举的引入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通过对浙江省农村所作的实地调查,发现经济发达的村要比经济落后的村的村民选举竞争激烈。一方面,村干部职位报酬有吸引力；另一方面,竞选人之间的攀比拉票,使竞选者和投票者都活跃起来。经济条件好,不仅使村委会选举更加顺利,而且更便于开展日常工作。他们得出了一个很有启发的结论:经济发展对村民选举的影响属于“强相关”因素,而民主是否促进经济发展属于“弱相关”因素(2002) 。 武汉大学刘伟等（1999）在对湖北省钟祥市三镇调查的基础上，探寻了经济因素与村级民主建设的关系，提出在新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下，推进村级民主建设，有五个方面的经济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经济发展状况；市场经济因素；农民负担问题；先富与后富问题。指出这五个方面的经济因素对村级民主建设起着重要的影响。 此外，陶然和刘明兴以国家管制为分析背景，认为上级，特别是中央政府各种管制政策的存在，使得民主发展和收入水平之间就可能出现非线性的关系。即使贫困地区开始了透明的选举，中央的各项管制政策依然要实施，选举本身充其量只能起到在短期内缓解社会冲突的作用。如果不放松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种管制，选举在长期内并不能够真正带来刺激经济发展、监督政府收支的功效。 可以说，在现有政治学和社会学文献中，由于学者所选用的是不同时间与不同地点的个案，他们往往孤立地观察村民直选的具体过程，或者为直选的成功或失败进行简单的经济归因，而不存在一个逻辑上一致，统一，并可以用来同时解释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农村税费负担、农村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因此本研究将扩大样本选点，将尽量多的选取不同省份获取信息以得出更为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