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酒、或者请客或者向私人做出某种承诺等。我们调查到的陕西省一个山村，那里人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一碗羊肉就能换一家人的选票！于是“拳头大的”人通过貌似合法的选举走向村庄政治的前台。在没有资源没有油水的村庄，人们对当村干部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人们更愿意摆脱村干部的职务羁绊出去自由打工7。
另外，在“候选人产生”一题中，选择“乡镇党委政府指定”与“现任村支部、村委会确定”的有47.5％，使“民主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原则在实际选举中大打折扣；同时也造成只有普选没有竞选的村级民主的现实，与“选举的竞争性”原则向背。8村民自治中的民主选举既是确保村民选出信任的村级组织并实现村干部有秩序更替的法律保障，同时也是村级治理组织合理合法运作的制度约束。正因为上述现象的存在，收入水平与选举过程虽然测量到呈正相关，但其可信度较低。（见表4）
表4 家庭人均收入与选举过程相关性检验
CorrelationsV6家庭年人均收入1.000.879.027.230730V村民选举过程.027.2307301.000.735Spearman's rhoV6家庭年人均收入V村民选举过程Correlation CoefficientSig. (1-tailed)NCorrelation CoefficientSig. (1-tailed)N 在收入水平与“村民民主意识”和“选举过程”的相关分析中，
7
见山东省阳谷县W村、安徽省利辛县W村调查报告。 8
[美]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虽然相关系数不大，同时显著性系数较高，但是仍然可以确定的相信收入水平与两者之间分别呈正相关，可以判断，村民民主意识的提高与选举过程的逐步规范会随经济发展呈良性发展态势，经济发展仍然构成这两项民主指标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3．政府积极影响——推动与规制并行
家庭收入与政府对村级民主的积极影响两个变量在2尾检验的基础上二者呈正相关的可信度为100％，可见二者呈正相关的完好性。（见表5）经济状况越好的村民，政府的积极影响就越大；在选取政府积极影响的次级指标上考察了国家出台的主要相关法律政策的影响，由此可见法律条文对经济状况好的村民更有影响力，这和收入水平与村民民主意识呈正相关也是一致的。尤其是在一些提前免掉农业税费的地区，政府的积极影响在短期内收到明显成效，政府的转移支付减轻了农民支付村委会运行的负担，农业补贴在中央强力推行下落实到农户手中；经济发达地区的“招商引税”政策给村庄带来重要的经济来源，我们调查到上海Z镇一村一年的招商退税收入达170多万9。
“村民自治对生活改善”的测量中，有76.8％的村民选择了“效果不明显”或“不能，毫无改善”；在“村民富裕与否”的影响因素中65.4％的村民选择了“国家政策”一项；很多村民在做该题目时都表示“上面政策是好的！”村民自治对村庄而言是一项政策输入，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以确保村民自治政策的贯彻落实。尤其是取消农业税费后，政府的财政汲取方向发生改变，由使村干部辅助完成国家农业税费上缴变为确保反哺农业的改革成果通过村干部落实到农民头
9
见上海市Z镇T村调查笔记。
上，而不是出现村庄利益在村级管理组织中内化，在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形成新的分化。我们调查到的上海郊县（已免除农业税费三年）的农村有农民发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当两年干部就富了呢？”从现实的农业农村政策改革过程中，政府必须大力发挥积极的作用使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与公共财务的管理规范化。
表5 家庭人均收入与政府的积极影响相关性检验
CorrelationsV6家庭年人均收入1.000.879.123**.000828V村民政府的积极影响.123**.0008281.000.833Spearman's rhoV6家庭年人均收入V村民政府的积极影响Correlation CoefficientSig. (2-tailed)NCorrelation CoefficientSig. (2-tailed)N**.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有海外学者对中国村民自治得出这样的结论“村民自治是政府主导的，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关系”，从我们取得的调查结果来看，村民自治政策在农村播种后，它的成长依然与农民经济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可臵信度为100％。（见表5）当然，在个别的村庄政治影响凸现，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源地）的村民普遍认为他们的富裕程度与国家对他们的拨款等优惠政策有关10，该村的民主指数在我们考察的39个村庄中排第四，为7.12；而经济指数在调查村庄中排在倒数第六位，为2.21。村民自治对于我国绝大部分村庄与村民而言是外部政治作用力的结果，但村民自治的成长还是需要与一定的土壤相联系。
10
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乡小岗村调查报告。
4.村民自治效果——调整与探索并进
表6 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与村民自治效果相关性检验
CorrelationsV6家庭年人均收入1.000.879.108**.004691V村民自治的效果.108**.0046911.000.695Spearman's rhoV6家庭年人均收入V村民自治的效果Correlation CoefficientSig. (2-tailed)NCorrelation CoefficientSig. (2-tailed)N**.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收入水平与村民自治的效果在96％的臵信度上呈正相关（见表6），虽然相关系数不大，但是调查结果足以质疑“越是贫穷的村庄越容易搞民主”、“越富裕的村民越没有民主意识”等论点。从总体上看，村庄经济发展有利于村民自治的实施，既便是我们调查到的精英治理的村庄，村庄的发展与现任村庄领导人关系密切，即使大家心知肚明现任村干部的某些行为与村民自治不相符合，但又没有其他人选能挑战现任村庄权威；另外，现任村干部给村庄和村民带来的实惠也使村民对他们形式化选举产生的这些干部继续任职。
财务公开是村民自治的核心要求，是体现村务民主管理的重要方面，但在调查的村庄中，有的村庄根本就没有财务公开（陕西省、山东省、上海市都存在此类村庄）；或者有的村庄一本糊涂帐，税费的收取就凭村干部张口一说，或是拿着盖着村委会红章子的纸条就去村民那里收钱，可以判断这种情况下的村民自治无效果可言，发展中的村庄、落后的村庄都有这种情况。在所有调查的村庄中，有40.6％的
村民选择了在“公开财务的真实性”一题中选择了不真实，42.7％的村民选择了“不知道是否真实”。同样在对“村民自治对实际生活的改善”的考察中，19％的被调查人选择了“不能，毫无改善”，57.8％的被调查人选择了“效果不明显”。从这些调查数据来看，我们一味颂扬村民自治是不负责的做法，村民自治如何更好的推进？农村治理中新的路径何在？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5.村民民主与经济发展的检验
村民民主指数来源于选取的四项村级民主指标的指数，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与这四项民主指标成正比，所以自然得到收入水平与村民民主指数成正比，并保持了相当高的臵信度为98.3％（见表7）。
表7 家庭人均收入与村民民主指数相关性检验
CorrelationsV6家庭年人均收入1.000.879.099*.017573V村民民主指数.099*.0175731.000.574Spearman's rhoV6家庭年人均收入V村民民主指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Sig. (2-tailed)NCorrelation CoefficientSig. (2-tailed)N*.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