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场四书疑一道、经义一道，次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考吴伯宗《荣进集》所载其本人参加洪武三年乡试、四年会试的题目即是如此。明末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二所列洪武四年会试三场题目，亦是如此。未有四书义，何来八股文？明代后来通行的取士之制是在洪武十七年重开科举时制定的，此时刘基已辞世多年，如何与太祖制定试文格式？ 洪武说。朱元璋初因科举虚文无用而旋废，终因找不到适当的替代办法而不得不于洪武十七年重开科举。其中重要的改革就是四书义代替了四书疑，这是四书文首次登上历史的舞台。这一次对科举文字格式也有了规定，洪武二十四年“命科举、岁贡，当定程式”，“诏祭酒胡季安与翰林院学士刘三吾议定以闻。上命礼部颁行天下学校”。此次所定《程文格式》共四条，与四书文相关的第一条即是：“凡作四书、本经义，破承之下，便入大讲，不许重写官题；其余文字，并以原定格式。”⑩黄子澄元墨《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行文尚涉颂体，通篇一对到底，岂止八股？这确是四书文出现之后第一篇备受关注的文章，然而并非八股文。 永乐说。杨慈墨卷《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一节》文，题目出自《中庸》：“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我们将全文援引如下，看它是否八股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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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圣人能继先业以成武功，故能得声誉之盛，而备诸福之隆也。(破题)
夫前人之所为，后人之所当继也。(承题)
苟不能然，则名且不足，尚何诸福之有哉？古之人有行之者，其有周之武王乎？(起讲)
自今观之，大王肇荒作之基，王季勤王家之事，则周之王业，固始于此矣；
文王诞膺天命之隆，以抚方夏之众，则周之王业，已创于此矣。
然大王、王季虽为王业之始，而其功则未成也。所以继其业者，非武王乎？
文王虽有造周之名，而大勋则未集也。所以承厥志者，非武王乎？
武王于是因累世缔造之功，而为一旦放伐之举，牧野之师方会，而前徒已倒戈；华阳之马既归，而天下遂大定。则前人之业于是而始成，而前人之心于是而始慰矣！ 夫以武王伐纣，宜若失其名也。然人皆知其为应天顺人之举，而无利天下知心，则武王之名于是而益显。 当是时也，四方攸同，皇王维辟，则天下之民，莫非其臣，其尊又何如？
东西南北，无思不服，则四海之地，莫非其有，其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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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
由是而祀乎其先，则假哉皇考，绥予孝子，莫不以格而以享；
由是而传之于后，则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莫不是继而是承。
则声誉之盛，诸福之隆，武王一身萃而有余矣。虽然，自非其能继先业以成武功，又何以臻此哉！(小结) 夫武王能成燮伐之功于天下未定之时，周公能制典礼之懿于天下既定之后，武王以武，周公以文，其为继述则一而已。噫！莫为之先，后将何述？莫为之后，前将何传？夫以大王、王季、文王既有以作之，而武王、周公又有以述之，吾于是不惟有以赞武王能成之孝，而文王之所以无忧者，亦于是见矣。(大结)(11)
通观全文，确有八个对句，有论者据此以为永乐间就出现了成熟的八股文。然而这篇制义，起讲之后，先写三王创业两股，然后“武王缵绪”两股；“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这两句也在题目之中，从整体而言并没有处理为对句；后面“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两股，“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又两股。也就是说，这篇制义的八个股对并非“接连而八”，也未将题目的内容表述完整，大讲部分正如顾炎武所谓的“或对或散，初无定制”。文后高嵣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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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之评曰：“此明文始基，一代作者正变源流之法，靡不包孕，其文炳蔚，确有开国气象。”因此说，这只是八股文的始基之作，对八股文的出现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它本身并非八股格式。
笼统言之，经义、四书文和八股文基本是一回事；而精确言之，即从文体学意义上讲，三者则有明显区别。经义在北宋出现，王安石科举改革，废诗赋而兴经义，确为八股文之前驱，在南宋演化成较为固定的格式，有所谓破题、接题、原题、大讲和结尾等名目，题目出自五经和《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明初沿袭元代旧规，犹用四书疑校士。洪武十七年以后始以四书义代替四书疑，体制略仿宋元经义，题目出自朱子《四书集注》；而八股文则在成化年间出现，是一种特殊的四书文，其明显的体制特征是文章主体部分接连而八的对句。
二 八股文定型于成化十一年乙未科会试
前揭顾炎武《日知录》关于八股文在成化定型的经典论述固然获得了较多的认可，但其说也失之于笼统。成化年间举办过八科会试，到底是哪一科呢？顾炎武所举的第一篇例文是成化二十三年的，这是否是八股文出现的时间上限呢？现代学者试图给出一个具体的说法。陈东原在《中国教育史》中认为《责难于君谓之恭》一文乃谢迁成化十一年会试之作，并以此为据，认为八股文出现于成化十一年，而非顾炎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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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成化二十三年(12)。美国汉学家艾尔曼则认为顾氏所说的成化二十三年就是八股文定型的上限(13)。今按，《日知录》所援引成化二十三年《乐天者保天下》一文，乃是此科会试主考吴宽所作程文，全文如上所示，确是标准的八股文。此科会试，吴宽还有另一篇程文《考诸三王合下节》一文，亦是标准的八股格式。会试主考的两篇程文都是八股格式，说明八股格式至迟在成化二十三年已经得到官方的认可。
顾氏所举第二篇例文，即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一文，也是标准的八股做法。今按，此文是成化十一年乙未科会试第三名、殿试状元谢迁所作，但并非成化十一年会试之墨卷，而是弘治九年会试之程文，谢氏为此科会试主考(14)。陈东原正是据此文认定八股文在成化十一年定型，很可惜，他找错了证据。
那么，成化二十三年是八股文定型的时间上限吗？当然不是，因为成化十一年会试会元王鏊的元墨《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就已经是严整的八股格式了。题目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全文如下：
论古之圣人，除天下之大害，成天下之大功。(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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