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赋兼考的，明代则一概抛弃诗赋，使士子的诗赋才能无处发泄，不得不变本加厉地发泄于经义之中。本来经义、论在南宋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格式，明人还是嫌它不够精粹，再次反顾唐代，引入试帖和律赋的排偶之法，其结果就是所谓“八股”的出现。
(二)举子与试官的互动。
作为举子，一举得中是其最大理想，因此，会竭力将自己的才华展示出来，如何展示呢？主要是靠诗赋。顾炎武尝言：“今南人教小学，先令属对，犹是唐宋以来相传旧法，北人全不为此，故求其习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日知录》卷一七“北卷”)这正好说明了明代八股文的名家几乎都是南方人的原因。王鏊以为单靠经义，不能全面考察人才，故经义行之百五十年，“卒未闻有如古之豪杰者出于其间，而文词终有愧于古。虽人才高下系出于时，然亦科目之制为之也”。所以他主张像唐宋那样设臵制科，以待非常之士，“必兼通诸经，博洽子史、词赋，乃得与焉”(《制科议》)。其实所谓制科，以博洽见闻，尤重文采，诗词歌赋都要精通才行。虽然王鏊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但我们从中可以窥见王鏊之所以能成为制义大家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其自身有很好的诗赋修养，援诗赋之法入制义，最终奠定八股文的基本体制，也确立了他八股大家的地位。 作为考官，判卷需要效率，也需要标准。丘濬尝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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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试举人，往时入场者极多不过两千人，今则积多已逾四千矣。……今制自初八日入场，至二十日以后揭晓，不过十余日，卷多日少，恐不能无遗才。”(《皇明贡举考》卷一)而成化间会试之同考官不过十余人，以此十余人考校四千多人三场之试卷，判卷压力可以想见。因此，一个行之有效的标准是十分必要的。考察历代科举考试的演变，除了墨义之外，唐代进士科特重诗赋，而诗赋则是文人墨客显露才华的领域，风云无定，最易见其个人的才思。而考试则需要有一个标准，而标准一定，才学之士也不得不敛才华入矩矱。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三一云：“省题诗自成一家，非他诗之比也。首韵拘于见题，则易于牵合；中联缚于法律，则易于骈对；非若游戏于烟云月露之形，可以纵横在我也。”(26)可见早在唐代的试帖即已讲求法度。此外，律赋也有所谓八脚韵的规定，都是于烟云无定之中去确立规矩，使人有法可依也。宋代自王安石改革科举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争议，究竟科举是用诗赋，或是经义，其中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考试的标准问题。支持诗赋者如杨察在王安石科举改革之前就说：“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27)苏轼反对经义的理由之一就是：“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28)刘挚也说，经义之文，“无所统纪，无所隐括，非若诗赋之有声律法度，其是非工拙，一披卷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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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也”(29)。显然，主张科举用诗赋者，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诗赋较经义论策易于考校。既然决定要用散体的经义来校士，那就不妨借鉴诗赋考校的经验，把规矩引入经义论策。《四库提要》在论述宋代论的演变时说：“其始尚不拘成格，如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自出机杼，未尝屑屑于头项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后，讲求渐密，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而越。”(30)于是，在散体的经义论策之中逐渐出现了格式化的倾向。对明代的四书文而言，其格式化的体现就是文章主体部分排比对偶、接连而八的股对。对此情形，钱穆亦有平情之论：“(唐宋)诗赋出题无尽，工拙易见，虽则风花雪月，不仅可窥其吐属之深浅，亦可测其胸襟之高卑。”后来废弃诗赋，又于四书文中演出八股，认为如此“乃可见技巧，乃可评工拙，乃可有客观取舍之标准，此亦一种不得已”(31)。这些意见揭示了四书文走向八股排偶化的内在原因，给我们启发良多。
举子展示才华，考官追求效率，两者的交集即在于诗赋之排偶。成化十一年会试王鏊于风檐寸晷之中应之以八股格式的四书文，而主考丘濬亦默契于心，于程文回应了这种格式。随着会试录的刊行，八股文遂一纸风行，成为四书文之正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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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梁章钜《制义丛话》卷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②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3页。 ③龚笃清《明代八股文史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④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6—1267页。
⑤戴名世《丁丑房书序》，《戴名世集》卷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3页。
⑥胡鸣玉《订讹杂录》卷七“八股缘起”条，《丛书集成初编》第350册，第74页。
⑦陶福履述《常谈》，《丛书集成初编》第897册，第17页。 ⑧俞长城编《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2册，上海鸿宝斋光绪癸巳石印本。
⑨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页。
⑩黄佐《南雍志》卷一《事纪一》，《续修四库全书》第749册，第92—93页。
(11)高嵣辑评《明文钞》三编，《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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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汇刊》第2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503—506页。 (12)参见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309—310页。
(13)[美]本杰明?艾尔曼《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8页。
(14)范应宾辑评《程文选》二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刻孤本秘笈丛刊》第2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9—402页。
(15)《成化十一年会试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6册，第439—440页。原文署名王鏊，但俞长城《一百二十名家全稿》和方苞《钦定四书文》等所选该文均署名丘濬，说明此篇是丘氏以王鏊名义撰写的程文。
(16)《程文选》一编收录程文十一篇，其中永乐七年会试《武王缵太王一节》一文署名解缙。而据方苞《钦定四书文》和梁章钜《制义丛话》所载，该文为此科会试第二名杨慈的墨卷，并非程文。再者，据《明太宗实录》卷八八载，永乐七年会试主考为邹缉和徐善述，并非解缙。因此，此文决非解缙所写。
(17)孙维祺辑评《明文得》不分卷，盛集，《论语》，《四库禁毁丛刊》经部第10册，第54页。
(18)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31页。
(19)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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