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
沈知白先生的《中国音乐史纲要》是一本名副其实的“纲要”，他渊博的学识，清晰的思路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此书不仅言简意赅、思路清晰，而且在诸多领城，沈先生并不囿于前人的说法，而有独到的见解，其学研究的方法论也值得后人借鉴。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
在20世纪诸多中国音乐通史著作中，我品读最仔细也最熟悉的是杨荫浏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杨荫浏(1899～1984)，音乐教育家，字亮卿，号二壮，又号清如。他是公认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基者。他对无锡道教音乐、青城山道教音乐、中国基督教圣乐、北京智化寺音乐、西安鼓乐、五台山寺庙音乐、湖南宗教音乐等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堪称宗教音乐研究领域的先锋。建国后，杨荫浏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研究员、教授，音乐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及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他用30多年时间和毕生心血编著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完成专著20多种、论文近百篇。其中有《天韵社曲谱》、《雅音集》、《文板十二曲琵琶谱》、《古琴曲汇编》、《关汉卿戏曲乐谱》、《语言音乐学初探》等。
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初版于1964年重订于1980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其上册的目录为：几点说明；第一编 远古（约公元前21世纪前）；第二编 夏、商（公元前21世纪前——前11世纪）；第三编 西周、
春秋、战国（公元前11世纪——前771）；第四编 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前221——后589）；第五编 隋、唐、五代（公元581——960）；第六编辽、宋、西夏、金（公元937——1279）。 下册的目录为：第七编 元（公元1271——1368）；第八编 明、清（公元1368——1911）；附录；后记。
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依历史发展、朝代顺序逐编逐章进行记述，其最大的优点就是更加清晰地突出了历史发展的脉络。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个朝代发生过哪些重要的音乐现象、出现了哪些优秀的音乐家、涌现出哪些经典的音乐作品等等，脉络清晰，一目了然。这种历时性的著史方式也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此书章节安排上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每一章的开头部分都有简介历史背景的“概况”部分。在第五编以前，“概况”均安排在章节的开始处，第五编后则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放在每一编的第一章。“概况”主要是阐述本章节所涉及相关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及社会文化的发展程度等等，使人们能全面、宏观地把握当时音乐的整体面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史稿》体例上的另一个优点，即在每一个大的历史时期之后，都写有一段总结性文字，分别对该时期音乐现象中规律性的问题加以总结、归纳，涉及乐器、乐调、音乐观念等诸多方面。使读者能整体的把握这一时期音乐的主要变化和发展。
在这一著作中，我体会到了杨荫浏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这本《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可以称得上是目前一部最完整，最全面的中国古代
音乐通史著作，不管是前代作家的著作还是后代的著作都很难超越杨荫浏先生的这部著作，凡是研究中国音乐史的中外学者很少没有读过它的这部长篇著作的。以今天的观点及新发现的史料、文物来看，《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有些观点不一定全面或正确，但是杨荫浏的论著确给当今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是中国音乐史研究方面一座巨大的里程碑。
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区别比较 历史的研究是无止境的。杨荫浏先生的《中国音乐史纲》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是20世纪两部杰出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又是属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成果。由于客观环境和作者主观方面的原因，两部著作的面貌存在着较大差异。
社会作用和影响：《史纲》和《史稿》产生的社会作用和影响方面，后者极大地超越了前者。《史纲》于1952年初版时仅印刷3000册，影响面较窄，在目前学术界也成为难得一见的历史性文献；《史稿》于1981年出版后至今已5次印刷，累计总数为10, 075册，不仅被评价为“迄今半个世纪来研究中国音乐史者必读的基本参考书，后著无出其右，而且仍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雅乐方面：
《史纲》充分考虑到雅乐在中国历史上的正统地位，给予了高度重视。就具体论述内容而言，《史纲》基本按照历史发展的时代序列客观地记述雅乐的发展与变化，未加入过多的总结与评论。如“中古期雅乐”分为“两汉的雅乐”、“魏晋的雅乐”、“南北朝的雅乐”、
“隋代的雅乐”、“唐代的雅乐”五部分，逐一进行介绍，让我们可以客观地了解当时雅乐僵化衰落的境况。另外，《史纲》还对“雅俗乐的区分”作了精炼透彻的论述:“雅俗乐的区分，只能取各朝人们自己的标准；换句话说，不能从曲调本身的内容方面着想，而只能从曲调的应用方面着想。最普通的看法，是把含有典礼意义的部分，视为雅乐，而把偏重娱乐意义的部分，视为俗乐。”
《史稿》将雅乐与统治阶级整合在一起，因其不是“人民”的音乐而与人民群众彻底划清界限，从感情上加以排斥，从内容上加以否定。从杨荫浏本人的态度来看，20世纪四十年代的《史纲》对于雅乐的态度基本上是客观的，而到了六七十年代的《史稿》，看待雅乐的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只看到雅乐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僵化、腐朽的一面，忽略了其保存古代音乐文化的积极方面。
音乐思想方面：
《史纲》在第一部分“历史的音乐观”中，集中论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音乐思想学派。能充分认识音乐思想对音乐发展历程的积极作用，这是较以往音乐史著作的巨大进步之处。但是，对春秋战国以后的音乐思想领域，《史纲》没有继续予以关注。
《史稿》更注重的是从春秋、战国时期所产生的“音乐美学理论”学派这个角度来看待儒墨、道三家的音乐观念。 史料运用：
从整体上说，《史稿》在史料的占有量上较《史纲》更为丰富，笔者曾对《史稿》后面的“参考书目索引”进行统计，共有446本之
多。就性质而言，涉及音乐、文学、历史、哲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既有大量写作音乐史必不可少的古代文献资料。《史稿》中史料的运用无论在数量还是内容的涵盖广度上都比《史纲》有了明显的扩充。 乐律、宫调方面：
《史纲》可谓是一部中国古代乐律、宫调集大成性质的著作。《史纲》全书共列举了我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乐律成就48种，其涵盖面之广远远超过以前的音乐史著作，为该书的一个鲜明特点。其中仅“中古期乐律”一部分，便收录乐律23种，宫调理论7个，它们或详或简，都有一定的阐述。相对而言，《史稿》在乐律的写作上没有将《史纲》中的成果全部采纳。《史纲》和《史稿》在记述乐律宫调问题上的出发点不尽相同。《史纲》力求将中国古代出现的乐律宫调无一遗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并未考虑它们的在历史上产生影响的大小和流行范围的宽窄。《史稿》则是在诸多乐律成就中挑选影响大、流传广的几条，突出重点地加以论述。 乐器与音乐考古：
对于上古时期的乐器，《史纲》采用了集中论述的方法。按照金、石、土、革、丝、木、鲍、竹进行分类记述，共记载乐器83种，每一种乐器出现的书目也都一并作了交代，包括《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尔雅》、《书经》、《左传》、《国语》、《易经》、《战国策》、《史记》、《武观》12种之多。其后，《史纲》又写了“乐器略释”，将上述83种乐器从文献学角度逐一进行考证、阐释。除对同器异名乐器各种名称的出处作详细记述外，还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