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的典型例子(7)

2019-04-21 12:17

看着这座傲然耸立的楼盘,许多开发商愤愤不平:不让建高楼,那这个项目是怎么冒出来的?当地官员对此也感到很纳闷。很快就有传言说,“倾城名筑”是省里主要领导亲自打招呼才被网开一面的,该项目的开发商与这位领导关系极其密切。类似的负面信息广为流传,甚至被反映到中央。中纪委和云南省纪委接到举报后马上对此展开了调查。但从表面上看,该项目中土地的取得、规划的审批都符合程序。于是,事情一步一步朝着政治化的方向演变,导致公众对云南的党政官员严重不满。而事后证明,云南省里的主要领导与这个项目毫无关系,对此毫不知情。

“倾城名筑”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是谁的手在暗中操纵?疑惑在蔓延,不满在滋生,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难以平息传闻和众怒。

破解谜局的契机终于出现了。昆明市检察院在侦办曾华案件时得知,“倾城名筑”的开发商是金城阳光公司(以下简称“金城公司”),该公司的老板名叫李彬。检察官们通过侦查发现,李彬有一个女儿姓胡,继而他们确认李彬原名胡彬,正是时任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的三弟!此时,胡星开始浮出水面。但是,金城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却是另外一个名字:刘伊萍(化名)。办案人员打电话联系刘伊萍,接电话的却是一名男性。因此,办案人员一时也无法判定刘伊萍是确有其人还是子虚乌有。

1月15日,昆明市检察院反贪局采取行动,传讯了胡彬和金城公司的几名管理人员,同时被传讯的还有昆明市土地储备中心的汤姓负责人。在短暂的抵抗后,汤某终于承认,金碧路的项目是胡星专门交代他去运作的。综合分析了纷繁复杂的情况,检察官基本勾画出了这样一幅权力“寻租”图:

2003年4月3日,昆明市政府着手对金碧路的一幅地块进行拆迁,建成开放式公园,但时任昆明市副市长的胡星提出,拆迁和建设经费的缺口很大,建议把其中的6 69亩地拍卖进行开发,用其收益弥补经费的不足。促成此事后,胡星又以时间紧迫为由,提出采取邀请招标的方式拍卖土地。在此次拍卖中,汤某选定了12家开发商,而其中有4家是胡星指定的。汤某还授意经办人员对电脑程序进行了设定,保证只有这4家开发商获准参与最终拍卖。4家开发商中有两家由胡彬控制,另外两家对胡星言听计从。汤某又巧施手脚,确保了金城公司以每亩403万元把土地拿到手。

在整个过程中,胡氏兄弟为防止玄机泄露,筑起了堪称坚固而无形的“防火墙”:金城公司名义上的老板刘伊萍一直藏而不露,实际控

制公司的胡彬则隐身幕后,出面打理公司事务的是另一名经理人;购买土地所用的近2700万元资金全部为现金,以防止银行转账时暴露痕迹。

检察官们没有放弃对真相的追寻,他们查阅了上万份银行票据,终于找到了与此次拍卖有关联的一家公司,而该公司属于胡彬。

种种迹象表明,胡星与金城公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位前副市长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友谋取私利的嫌疑。据办案人员估算,“倾城名筑”项目获利惊人。

至此,掩盖真相的帷幕已被撩开一角,“剑锋”直指胡星。因涉及厅级干部,云南省纪委介入此案。云南省高层决心严查此案,追根溯源,揭露真相。

1月19日,云南省纪委正准备找胡星谈话,却发现胡星不在省交通厅,其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而且连续几天都杳无音信。次日,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厅长孟苏铁等4人召开紧急会议并研究决定:省纪委对胡星立案,省公安厅立即实行边控,防止胡星外逃,并成立以省纪委副书记郭永东为组长的专案组。

1月23日下午3时,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队长蒋平奉命赶到省纪委,接受了纪委领导下达的指令:迅速找回胡星!同时,以蒋平为组长的追捕工作组成立,由省纪委专案组直接领导。追捕工作组面临的难题是,他们没有任何关于胡星踪迹的情报,不知从何着手。 正当专案组一筹莫展之时,昆明市检察院传来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关注:1月20日,胡星停放在金城公司地下停车场的一辆“宝马”轿车的车窗玻璃突然被砸破,而砸窗者是与胡星有密切联系的陆立民(化名)。陆立民砸完车窗后并未隐藏车辆、转移财产,而是将车修理后又停放了回来,这个举动令人费解。 现身广州

专案组选择蒋平领衔追捕工作组可谓独具慧眼。蒋平曾任云南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在同事眼中,他意志坚定、作风果断、思维缜密、雄辩滔滔,具有丰富的侦查经验。由于此次任务的重要性非同小可,蒋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听说了“砸车事件”后,蒋平凭直觉意识到,其中必有玄机。他迅速组织力量抓捕陆立民,并进行突击审讯。1月24日凌晨,面对咄咄逼人和推理严密的追问,陆立民渐渐招架不住,回答时漏洞百出。最终,他放弃了狡辩,道出了真相。

原来,昆明市检察院搜查金城公司的消息惊动了胡星,但他又不敢贸然前去查看。在金城公司所在的东来大厦,胡星拥有三套住房,其中藏匿着他为出逃准备的重要物品。惊慌的胡星通知陆立民立刻把大厦的监控录像送到自己所住的宾馆,以便自己仔细查看,评估形势。看完后,胡星认为,现在要么逃跑,要么等着被抓。与胡波进行一番商议之后,胡星决定出逃。

1月19日凌晨,胡氏兄弟星夜驾车离开静谧的昆明城。对此,无人知晓。由于上路仓促,胡星没来得及到东来大厦取走为出逃准备的东西。20日上午,胡星指示陆立民按他所说的步骤进东来大厦取东西——天黑后进入地下停车场,砸开车窗拿出23层d座的钥匙,进入胡星的居室;从一个花盆附近找到另一把钥匙,打开保险柜取出里面的信封,再拿上胡星的笔记本电脑,下楼交给在那里等候的王某;然后再上楼,拎走一个装着100万元现金的密码箱。整个过程由胡星在飞驰的汽车上遥控指挥。此前胡星还嘱咐陆立民买两部新手机和两个新号码。稍后,胡星打电话通知陆立民和王某赶到昆明机场前往北京,并提醒二人分别行动,以防不测。二人刚到机场,胡星又通知他们改飞广州。

当晚午夜时分,陆立民和王某抵达广州,在胡星的电话指示下,他俩住进了广州白云宾馆。

两个多小时后,胡氏兄弟来到他们的房间。胡星见到信封和密码箱后,如释重负,他安慰陆立民和王某说:“你们辛苦了,别怕,我做的事情都是正当的。”询问了昆明的情况后,胡氏兄弟随即离去。早晨8时许,胡波只身来到陆立民、王某的房间,约请二人喝早茶,可未及动筷胡波便匆匆离去。10点左右,胡波又返回白云宾馆,给了二人各1万元现金以示感谢,并嘱咐他俩当天返回昆明。

在最后一刻,陆立民终于向审讯人员交代,那个信封里面装着一本护照,但他一口咬定不知道护照是哪个国家的。

此刻,专案组确信胡星已经潜逃。于是,专案组立即查阅了所有边防离境记录以确定胡星的去向,然而他们一无所获。胡星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都按规定存放在云南省外办,他这一级别的官员出境前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所以,陆立民送去的那本护照一定暗藏玄机。 既然胡星在广州出现过,就必须锁定这个目标。

1月25日,蒋平带领追捕组一行5人抵达广州,他们要在这个人海茫茫的大城市里捞“针”。在广东省公安厅的协助下,追捕组查阅了广州市所有宾馆、饭店的住宿登记,却全然不见胡氏兄弟的名字。

广州边检总站1月21日~22日的出境记录中,也不见胡氏兄弟的踪迹。

神秘的“李力”

在昆明,专案组在胡星位于东来大厦24层d座的秘密居室中查获了702万元现金,将它们装了整整5个旅行箱。鉴于胡星涉嫌特大经济犯罪,1月26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通缉令说,云南省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特大经济犯罪案件时,发现胡星有重大作案嫌疑,胡星现畏罪潜逃。

远在广州的追捕组也在第一时间看到了通缉令,面对苦寻无果的局面,他们深感焦虑和迷茫。蒋平回想起在省纪委参加案情分析会时曾得到的线索:胡星周末时经常飞到深圳,而且金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伊萍的户口就在深圳,胡波也在深圳住过酒店。根据这一线索,追捕组决定另辟蹊径,迂回包抄。

在深圳的调查果然颇有收获。追捕组不仅查出胡波1月16日至18日入住过华侨城酒店,更重要的是通过户籍资料查实了刘伊萍确有其人,而且可以断定刘伊萍是胡星的情妇。追捕组顿感柳暗花明。 追捕组通过秘密侦查发现,刘伊萍经常往来于香港、深圳两地。追捕组推测,胡星出入境时很可能与刘伊萍同行。如果胡星使用假名出入境,这个假名就有可能出现在刘伊萍的名字前后。于是,追捕组采取排查法,把每次写刘伊萍一同出入境的人员排列出来,发现有一个叫“李力”的人多次与刘伊萍一同出入境。追捕组通过调阅办证资料发现,“李力”港澳通行证上的照片竟然就是胡星!进一步的信息是,这个“李力”已于2005年在澳门购置了房产。

在广东省公安厅的协调下,“李力”以及胡星的另外几个假名立刻被列入香港和澳门的边控“黑名单”中。香港、澳门警方都投入警力参加到查找胡星的行动中。经过多次地毯式梳理,追捕组查明“李力”已于1月22日晚从深圳皇岗口岸进入香港,入住维景酒店,次日中午12时离开港澳码头前往澳门,此后便下落不明,因为澳门没有此人的入境记录。追捕组判断,“李力”仍可能潜入了澳门,于是蒋平动身直赴澳门。

在从深圳到澳门的路上,蒋平凝神静思,整理着纷乱的信息。他分析,最大的可能仍是胡星以“李力”的身份潜入了澳门。

然而情况并不乐观。“李力”在澳门的私宅中空无一人;宾馆、酒店也查无此人。而1月23日从港澳码头进入澳门的旅客中也没有胡星的踪影。

线索再次中断,胡氏兄弟均不知去向。 金蝉脱壳

山穷水尽之际,突然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深圳警方截获的一条信息表明,刘伊萍第二天将从香港返回深圳。可是,刘伊萍并无进港记录,她是怎么到的香港?蒋平猛然间想起来,刘伊萍还有个真名,她应该是持另外一个通行证进入香港的。

此时,追捕组内部对抓不抓刘伊萍的问题出现了意见分歧:胡星即便在香港,也不会与刘伊萍一同返回大陆,如果控制住刘伊萍,她又肯合作,说不定就会一举擒获胡星;但是,如果她拖个一两天什么都不说,反而相当于给胡星报了信,给了他再次逃亡的时机。 但这是目前唯一的突破口。蒋平驱车直奔深圳。

第二天早晨,追捕组进入罗湖口岸等待刘伊萍到来。追捕组提前请香港警方做好准备,等刘伊萍一离开香港口岸就通知深圳这边。中午12点左右,蒋平突然接到香港警方电话,说刘伊萍已从落马洲出关,20分钟后将从深圳皇岗口岸入关!

蒋平和同事们拔足狂奔,并紧急告知皇岗口岸工作人员控制住刘伊萍和她的手机,不许任何人接近她。

刘伊萍很快就被带到了蒋平面前,但她并没有显得惊慌。蒋平单刀直入:“你有没有见到他?”刘回答:“没有。我等了几天都没见到,在香港报纸上看到通缉令,感到害怕,就回来了。”反复讯问,刘伊萍始终辩称是胡波通知她到香港,让她到维景酒店取一些东西,但她没敢去,而是托了一个朋友去。

从刘伊萍那里一时得不到胡星的消息。

蒋平陷入了沉思。此时一直在香港负责协调的云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情报处副处长李珉打来电话说,经过再次查看监控录像,1月22日晚上住在维景酒店的更像是胡波。追捕组成员黄建伟又查看了1月22日晚皇岗口岸的录像,确定出关的是胡波!

蒋平顿时醒悟:胡波使用“李力”的通行证进入了香港!

追捕组仔细检查了胡波留在维景酒店的物品,从中发现了一张1月21日上午的出租车发票,那正是胡波匆匆离开广州白云宾馆的时间。根据这一宝贵的线索,蒋平命令黄建伟立即回广州找到了那辆出租车的司机。经过反复提示若干细节,司机终于回忆起来,当天有两名操云贵口音的中年男子从花园酒店附近上了车,要求到新白云机场。途中两人显得很疲倦,其中一人还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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