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追捕组查看了1月20日晚花园酒店的入住记录，却没有发现胡氏兄弟的名字。他们又调出监控录像仔细查看，终于在第十层的录像中看到了胡氏兄弟从1020房间走出来，录像中的时间是早上8时52分。
原来，胡氏兄弟拿到信封和密码箱离开白云宾馆时，已是早晨6时，但他们并没有住在白云宾馆，而是到一街之隔的花园酒店另开房间，两个多小时后他们就再次出逃。
花园酒店总台记录显示，1020房间的客人是用一本瑙鲁国护照登记入住的，号码为022880，姓名是hustaneyb 。这一定就是陆立民从东来大厦取出的那本神秘的护照。此时已是2月2日晚上8时，香港入境事务处立刻命令对该护照实行边控。但是令追捕组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护照持有人已于当天下午4时从香港飞往新加坡! 尽管再次与胡星失之交臂，但这仍是侦破工作取得的重大突破!那本护照就是胡星的“狐狸尾巴”，这让追捕组所有成员无比兴奋。
瑙鲁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胡波早在1999年就取得了瑙鲁国籍。那本护照上的个人资料是胡波的，而照片却被胡波借更换新护照时换成了胡星的。照片上的胡星没有戴眼镜，所以他也可以使用那本护照，只是每次过关时胡星都得摘下眼镜。这本护照本来没有入境中国的记录，即没有被“激活”，所以胡波特意持此护照从加拿大回到中国，把“激活”后的护照交给胡星以便其出逃。
nb,sp;胡星飞出国门后，胡波持胡星的港澳通行证以“李力”的名义进入香港。但他如何逃回加拿大却是个谜。经过梳理证据和严密推理，追捕组最终解开了这个谜：
1月23日胡波离开酒店到港澳码头前，把随身物品全部留在房间，通知刘伊萍去取。然后他乘船前往澳门，但在澳门入境时受阻。在被遣返回香港的船上，胡波把“李力”的港澳通行证扔进大海，身上只留下一本没有“激活”的加拿大护照——他本来企图用这本护照“闯关”澳门将其“激活”，但没有成功。回到香港，移民官员讯问胡波是如何进入香港的时候，胡波一言不发，行使沉默权。胡波的律师急速赶到香港，与移民官员交涉。根据规定，香港移民官员只好把胡波遣返回加拿大。
胡星遂愿，胡波遂愿。胡氏兄弟成功出逃。此时追捕组的成员们心情都很郁闷，但一个信念在他们心中挥之不去：不管胡星跑到哪里，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异国追逃
尽管追捕组的决心坚如磐石，但要去新加坡追捕胡星却面临着诸多困难。新加坡没有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与中国也没有签署引渡条约，这意味着中国警察即便到了新加坡也难以开展工作。国内一些贪官逃到新加坡后，中国司法机关便往往对他们望尘莫及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新加坡过着逍遥的日子。
2月15日凌晨，追捕组抵达新加坡。他们顾不上旅途劳顿，向赶到酒店的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参赞黄勇介绍了案情。鉴于中国警察不能在新加坡执法，不能公开进行调查，众人商定，还是先争取当地警方的帮助。
但是，与新加坡警方的谈判异常艰苦。中方据理力争，而对方也寸步不让。中方人员表达了警务协助的请求，蒋平随后通报了案情，但是新加坡警方却表示：按照新加坡法律，如果胡星没有现行犯罪，新加坡警方不能拘捕胡星。
谈判陷入了僵局。而就在追捕组与新加坡警察谈判的同时，云南警方对胡星的监控显示，胡星有要“动”的迹象。
追捕组立刻赶到使馆与黄勇参赞商量对策。黄勇说，他已经知道了会谈的结果，他已与新加坡外交部官员直接通话，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现在已经证明胡星使用他人的护照进入了新加坡，若新加坡方面把他放走，就是对中国政府的不负责任。
值得庆幸的是，追捕组发现新加坡警察在整日跟踪胡星，这至少说明了他们对此案的重视。这是中国的外交努力、公安部的交涉以及追捕组的辛勤工作取得的一大成果。 艰难“劝降”
2月17日，中国农历大年三十。昆明方面传来消息，胡星又跟刘伊萍通话，称自己马上要离开新加坡，“如果顺利，20号再联系”。追捕组紧急跟黄勇商量：不能让他离开新加坡！蒋平提出：“去找胡星谈，打消他继续逃亡的念头，劝他跟我们回去!”
这个设想太冒险了。谁去谈?怎样谈?谁能预料到会发生什么问题?胡星在新加坡警察的控制之下，不能贸然前去找他。
就在此时，昆明又报来一个重要线索：胡星在拨打云南省委有关领导的电话，但没能接通。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蒋平认为，胡星不太可能轻易投降，给省委领导打电话也许只是想探探虚实、摸摸底，或是虚晃一枪、麻痹一下中国警方。但是，蒋平细致地分析了胡星的心理状态：他的出逃虽蓄谋已久，却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仓促上路，没有携带太多
现金，现在他狼狈不堪，如丧家之犬。在新加坡，他感到极不安全，无形罗网似要扑面而来。他孤独无助、前途黑暗，已被逼到角落里。“劝降”有风险，但并非毫无胜算。
蒋平拨通了云南省政法委孟书记的电话，请求给胡星打电话。听了蒋平的分析推理，孟书记果断指示：“打!”事后回想，蒋平感到，孟书记的这个决定包含了巨大的信任。
2月17日12时57分，蒋平拿起手机，拨出了胡星的手机号码。众人都围了过来，屏息凝气。
电话接通了。蒋平用昆明话说：“你是胡星?” 对方警觉地反问：“你是哪个?”
“我是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蒋平。” “哦，我知道你。”胡星说。
“我告诉你，你的周围是新加坡警察，新加坡警察的外围是云南省公安厅追捕组。你刚才不是打电话找省里领导吗?我就是领导的代表。” 对方沉默。
“我知道，你就在莱佛士酒店1750号房间，我警告你不要出门!不要有任何动作!”
胡星慌了，他不知道追捕组对他了解到什么程度。
蒋平接着说：“现在你只要离开房门，就会因为非法持有他人护照被新加坡警察逮捕!根据新加坡法律，你会被处以两次鞭刑和3个月的拘禁，然后移交中国警方处理!” 胡星持续沉默。
“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回去，出逃这一情节的责任，可以不追究。” 这个电话就像一枚炸弹，将胡星的心理防线炸开一道溃口。他感觉自己如瓮中之鳖，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挂断电话，蒋平喜形于色，因为他感觉胡星的精神已经濒临崩溃。 蒋平等人跳上早已备好的车，再次拨通了胡星的电话：“你在房间等着，一步都不许离开!”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工作人员此时将打印好的《自愿回国申请书》递上。黄勇参赞特别嘱咐：“一定要在新加坡警察的眼皮底下谈，千万不能去房间，而且绝对不能动手!不然只要胡星叫声‘绑架’、说自己是被胁迫的，就前功尽弃了。”
莱佛士酒店有好几个咖啡厅，蒋平找了一处能从二楼俯瞰到的桌子坐下，大使馆的申秘书坐在另一桌。一切准备就绪后，蒋平通知胡星：“到咖啡厅来，不许带任何东西，不要让人觉得你想逃走!”
过了10多分钟，胡星才下楼。仅仅过了20多天的逃亡生涯，那个原本意气风发的省交通厅副厅长已经落魄潦倒，神情黯淡。环视四周，蒋平立刻感到新加坡警察悄然围了过来。
蒋平单刀直入：“胡星，我觉得你的出逃太不明智，起码不够男人!你把昆明的那些问题丢下不管，丢给你弟弟，甚至丢给你的情妇刘伊萍，你觉得公平吗?是你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躲?你认为你躲得掉吗?我早就盯着你了，你在香港住的是爵悦庭，你在莱佛士酒店之前住在文华酒店，对不对?我跟了你一路，你是跑不掉的!我只是不希望你在这里受监禁、挨鞭刑。”
胡星听得目瞪口呆，不会抽烟的他一支接一支地吞云吐雾。烟灰缸很快就满了。
“你的周围都是新加坡警察，你没看出来吗?你的护照有问题，你一动就会被捕!”
胡星嗫嚅着说：“老二(指胡波)不是说没问题吗?”
“连我都能证明你的护照是变造的!你涉嫌经济犯罪，无论走到哪个国家都是逃不过去的。你已经寸步难行了，回去是你唯一的出路!如果跟我回去，出逃的情节概不追究。出逃有多严重你知道吗?你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出逃就是叛党、叛国!回去后只要你如实交代经济上的问题，认罪态度好，就可以争取宽大处理。”
胡星抬起头说：“我弟弟胡波不太懂中国的法律，他受国外教育比较多，可不可以放过他?”
蒋平说：“可以!胡波帮助你出逃的事可以不追究，但其他经济上的问题，回去和反贪局讲。只要你跟我回去，连刘伊萍帮助你出逃的情节，我们都一并放过!”
这个表态一举击中了胡星的软肋。他当即抓住蒋平的手说：“你是我的恩人!我信任你!”
蒋平示意申秘书把《自愿回国申请书》给胡星看。
胡星提着笔半天落不下去，他颤抖着说：“我这一签，就全完了。”蒋平说：“不，是重新开始!你本来就全完了!”没过多久，胡星在申请书上写下：我是中国公民，我自愿要求回国。
下午3时多，新加坡警察局局长助理李水发率员来到酒店。此时胡星的心理防线已经完全崩溃，他对新加坡警察说：“我是中国人，我要跟他们回去，请给予方便。”
2月18日凌晨，追捕组带着胡星登上了返回中国的航班。飞机起飞前，蒋平给专案组领导发出一条短信：“这个春节可以过得愉快了。天道酬勤……”
2007年3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的吴官正同志作出重要批示：“云南省委、省纪委工作得力，公安部门的同志有功，应予以有关同志表彰。”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的刘锡荣批示：“这是一次成功的跨国追捕。”
胡星归案了。这名前高官供述，在担任昆明市副市长期间，他利用职务之便为家人牟取利益，其弟胡波和胡彬先后在昆明开发多个楼盘，获利甚巨；他向云南省内多家房地产企业及来云南投资的省外企业索要、收受贿赂多达数千万元。 刘方仁坍台纪实
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 ——〔唐〕罗隐
当初，刘方仁频频作着“勤政秀”。他曾经誓言让贵州人民尽快脱贫，可是背地里却纵容亲属一次就收受500万元的贿赂。最后，刘方仁苦心营造的这一切都坍塌了。2003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给予刘方仁开除党籍处分；鉴于其收受贿赂行为已涉嫌犯罪，将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贪官归案，拔起萝卜带出泥
2002年1月7日，贵州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决定，免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的职务。位于贵阳市延安西路7号的贵州省交通厅大楼，一下子被卷进了各种传言的旋涡。一种在贵阳当地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卢万里与一起涉及巨额国债资金的腐败案有关联。这起重大案件的暴露，始于审计署的一次常规审计。当时审计署的审计重点并非公路项目，而是贵州省整个国债资金项目，但负责公路建设施工的众多公司引起了审计署工作人员的注意。这些公司的注册地分散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且均为注册资金极少的“空壳公司”。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十数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竟都是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的亲属。一起典型的“吃工程”腐败案浮出水面。
卢万里归案后，向办案机关检举了更高职务的贪官——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卢万里供称，1999年8月，他的一位在国外经商的亲戚来找他帮忙，他便将其引荐给了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在见面时，卢万里的那位亲戚将一对价值10．6万元人民币的劳力士手表送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