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汉文化”化与接续中华文明之统绪
徐凯
? 2012-11-23 16:22:55 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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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满洲贵族定鼎燕京，由一个弱势民族转变成为强势民族，面临着多种文明的抉择。他们毅然选择了中华文明，采取多种措施，接续中华文化脉系，认同中原王朝法统。尊孔重道，“心崇正学”，将此作为王朝的主导文化。在“中华”的名义下，糅合华夷文化，实现“满汉一家”、“中外一体”的一统思想，这有利于消除满汉等民族隔阂，促进大一统王朝的巩固。清代“中华”一词的普遍使用，不失为满洲贵族顺应历史发展的明智之举。
关 键 词：满洲 “汉文化”化 尊孔重道 中华认同
作者简介：徐凯(1946—)，男，山东昌邑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满洲“汉化”问题，历来是中外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至今看法各异。美国“新清史”学者的观点否定“汉化”，更强调满洲的“独立性”，似乎与中国无干系。他们将清朝视为“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皇帝。”乃至把满文档案等当做清史研究的“唯一”资料。将“清朝”与“中国”之间画一条线，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满洲从中国历史上割裂出去。①这种极端的观点促使我们对满洲“汉化”问题
进行再思索。以往一提某些少数民族“汉化”，给人们的直观认识是“汉族化”。其实汉族是多民族混血而成，汉族文化也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华夏文明，而“汉化”的实质是“汉文化”化。满洲贵族为了适应中原的统治环境，以汉文化作为国家主导文化，采取积极的措施，接续中华文明系统，这是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早在关外时，建州女真的生产方式已经开始向汉族农耕经济转化，“耕田渔猎，什倍本土”，人力耕种，“田谷大获”，实行农牧渔猎多种经营，并接触中原传统文化。努尔哈赤自幼就喜欢阅读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从英雄人物身上和典型战例中汲取聪明智慧，用以开国实践。皇太极格外注重汉文化的研习，从中借鉴治国之术。他深知古代帝王“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之理。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设置文馆。命巴克什达海、刚林等，以清文翻译汉文典籍《明会典》、《素书》、《三略》等书告成。崇德初年，他又担忧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再命达海翻译《国语》、《四书》、《三国志》，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1][p.397]皇太极认真地接纳汉文化，调整治国方略，发展了清朝开国基业，对后世子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兵入关之后，满洲贵族面对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汉族，如何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一方面，以强行汉人薙发、易服等，将此作为顺逆的标志，迫使他们“满洲化”。另一方面，正如鲜卑建立的北魏君臣所认同的那样，“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2][p.2744]接续“正朔”，以“中国”自居，保持中原文明的连续性。满洲贵族也不例外，他们更广泛地吸取中原传统文化，不断充实治国之术，实现“陶熔满汉之第一要务”，[3]力求尽快地融入中华文化脉系，以接续明朝之统绪。这样就加速了满洲民族整体“汉文化”化的进程。清朝实施这样的国家战略文化大转移，既丰富了满洲文化的内
涵，又调整了适应新环境的治国之道，使本民族特征得以保存，并屹立于诸民族之林。
一、“汉文化”化与接续中原王朝脉系
满洲“汉文化”化有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是伴随着其战略和政策的不断调整逐渐完善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汉酌金”，承袭明代相关政治制度
后金立国前，满洲社会军政合一的组织结构是努尔哈赤建立的以牛录为基层单位的八旗制度。其管理者的各级额真(头目)均为努尔哈赤的子侄们担任。随着政务的繁多，初设“理政听讼”五大臣，“凡军国重务，皆命赞决”，“有征伐则帅师以出，盖实兼将帅之重焉”。[4][p.9190]任命八大臣守护赫图阿拉城门，“出猎行兵均不使前往”。命十六大臣、八个巴克什“办理记录此项粮食的收发事宜”。又设四大臣负责监督牛录狩猎秩序，“以保证各牛录在狩猎时收获机会的均衡”。由这些异姓官员，分掌行政、诉讼等庶务。后金建国后，努尔哈齐诸子“皆长且才”，故“五大臣没而四大贝勒执政”。后金适应文化建设的需要，出现了“笔帖赫包”(满语为bithe i boo，汉意为书房)，掌管汉文书信、文告等的汉人秀才，被称作“书房秀才”，或“书房相公”。这都反映了后金政权初期职官制度草创的不稳定性。
天聪初年，皇太极将“书房”改称文馆，满汉儒臣分成两班，轮流入值，执掌翻译典籍，记注本朝政事。文馆初设，制度尚未完备，“官生杂处，名器弗定”。五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下令设立六部。命贝勒多尔衮管吏部事，图尔格为
承政，满朱习礼为蒙古承政，李延庚为汉承政；贝勒德格类管户部事，觉罗萨璧翰为承政，巴思翰为蒙古承政，吴守进，为汉承政；贝勒萨哈廉管礼部事，巴都礼、吉孙为承政，布彦代为蒙古承政，金玉和为汉承政；贝勒岳托管兵部事，纳穆泰叶克书为承政，苏纳为蒙古承政，金砺为汉承政；贝勒济尔哈朗管刑部，车尔格、索海为承政，多尔济为蒙古承政，高鸿中、孟乔芳为汉承政；贝勒阿巴泰管工部事，孟阿图康喀赖为承政，囊努克为蒙古承政，祝世荫为汉承政；六部承政之下均设参政八员，启心郎一员，其余办事笔帖式，各酌量事务繁简补授。[5][p.124]六部的设置标志着国家政权建设步入了正规化。
天聪六年正月，刑部承政高鸿中奏刑部事宜，指出：“近奉上谕，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6][p.1]对太宗的主张非常赞同。次年八月初九日，参将宁完我又奏《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提出“参汉酌金”，因地制宜，变通后金的政治制度。[7][p.71]这些建策为皇太极所接受。十年(1636年)三月，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分任职掌。内国史院职掌，记注皇上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纂修历代祖宗实录，编纂一切机密文移，及各官章奏等，六部所办事宜可入史册者，邻国往来书札俱编为史册。内秘书院职掌，撰与外国往来书札，辑录各衙门奏疏，辩冤词状，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各官文。内弘文院职掌，注释历代行事善恶，进讲御前，侍讲皇子，并教诸亲王，颁行制度。[8]内三院的设置兼顾了明朝内阁与翰林院等职司，使文官制度相对规范化。
同年四月，金国汗皇太极即皇帝位，将国号更名“大清”，改元“崇德”，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政治制度革新。早在天聪时期，汉官马国柱、马光远、宁完我等就力荐设置言官，组建监察机构，健全政治体制。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正式设置了都察院，掌管监察。三年(1639年)，又将“蒙古衙门”更名理藩院，
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后定与六部地位等同。清初设立内务府，掌上三旗包衣事宜。顺治时期，又设十三衙门，复裁，再设内务府。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仿明旧制，把内三院改为内阁，分立翰林院。十八年六月，又罢内阁，恢复内三院。康熙九年(1670年)八月，仍改为内阁，设满汉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并加殿阁衔。为了适应统治全国的新形势，清廷定内外文武官制，“略仿明制而损益之，兼用满汉人”，[9]建立起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官僚体制。
以上可以看出，清初所设立职官有三个特点。一是突出“首崇满洲”，官员多民族化。后金组建六部，每部皆由贝勒一人管理，下设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官，满、蒙、汉等并用，各部人数不一。[5]顺治元年，承政、参政改名尚书、侍郎。后定每部尚书满、汉各一人，而实际权力则由满员掌握。随着蒙古势力的削弱，满汉联盟取代了满蒙联盟，在职官设置上也体现出来。二为内三院名称数次更迭，反映了满洲贵族在“满洲化”与“汉化”上的斗争。皇太极为了防止满洲汉化，多次下令，摒弃明代官爵、城邑等名号，后金官职及城邑名，应当易以满语。否则是“不奉国法”，“察出绝不轻恕”。[10][p.237]顺治康熙之际，内三院与内阁名称多次互易，恰是清朝内部“满洲化”与“汉化”斗争的产物。三系蹈习明代制度，又不失本民族特色。宁完我曾建议，根据后金实际，斟酌损益，“《大明会典》虽是好书，我国(后金)今日全照它不行”。[7][p.71]后金主要仿照明制，设立了六部、内三院(内阁)、都察院等衙门，又将蒙古衙门扩大为理藩院，专门掌管民族事务。后金特设的民族管理机构，是历代王朝所没有的。
(二)接续中原王朝法统，认同古代帝王政治文化
作为“夷狄”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他们逐步地认识到，要维系全国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