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必须采取措施，“纉禹之绪”，认同与接续中华文化脉系，方能得到经济发展、文化先进的广大汉族人民的认可，其统治方可长治久安。他们的举措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编纂《明史》，接续正统王朝。“国亡史作”，一个新王朝建国伊始，必为前朝编修国史。这既适应改朝换代的政治需要，又表明新王朝是一个接续“正统”的皇朝。清朝入关之初，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世祖福临即下令开设明史馆，编纂《明史》。又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九十余年，一批著名的学者如尤侗、朱彝尊、毛奇龄、汤斌、汪琬、方象瑛、施闰章等，以及以布衣身份的万斯同，参与修明史，完成了一部体例严谨、材料翔实的“正史”。在“二十四史”中，《明史》是一部被称之为编纂体例精善、史料翔实、行文简洁、比较完善的史书，大受后人褒奖。在《明史》编修期间，列帝多次降旨，指导修史，并披览样稿，“钦定”全书，这是以往朝代少见的。这也充分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编纂《明史》的高度重视。满洲贵族继承新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表明清代已经成为明朝之后的续统之新王朝。
2.尊崇明朝，肯定其功绩。清入关伊始，就打起为汉族官僚地主“报君父之仇”旗号，追剿大顺农民军。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四日，清兵进京的第三天，摄政王多尔衮即晓谕故明官员、耆老、兵民：
流贼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纠集丑类，逼陷京城，弑主暴尸，括取诸王、公主、驸马、官民财货，酷刑肆虐，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我虽敌国，深用悯伤。今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11]
七月，订立守护明朝诸帝陵寝与祭典，每座陵设置守陵太监、陵户加强管理。八年(1651年)六月，命礼部将与清朝“有嫌”而不祭祀的明神宗定陵，照十二陵例，以时致祭。十六年(1659年)十一月十七日，世祖巡幸畿辅，道经昌平，目睹明朝陵寝殿宇城垣，倾圮已甚，近陵树木，多被砍伐。指示工部：“向来守护不周，殊不合理。尔部即将残徽诸处，尽行修葺。现存树木，永禁樵采。添设陵户，令其小心看守。责令昌平道官，不时严加巡察。尔部仍酌量每年或一次，或二次，差官察阅，勿致疏虞。”[12]并将此道“上谕”立碑长陵。尔后，世祖、圣祖、高宗、仁宗诸帝多次谒祭天寿山明陵，亲自爵酒。清朝以“敌国”身份，以皇帝礼仪，厚葬崇祯帝，保护十三陵，诸种迈越历代新朝的举措，反映了清朝对前朝的莫大尊崇。
清前期列帝非常注重总结明朝兴亡的教训，同时，充分肯定明朝开创的历史功绩。顺治十六年十一月，世祖驻跸三营屯，指示礼部：“前明崇祯帝，励精图治，十有七年。不幸寇乱国亡，身殉社稷。考其生平，无甚失德，遘之厄运，殊堪矜悯，宜加谥号，以昭实行。今谥为庄烈愍皇帝。尔部即遵谕行。”[12]为崇祯帝上谥号，这表现了世祖对明朝的崇敬。圣祖、高宗祖孙二人各6次巡幸江南，每一次南巡至江宁(今南京)，他们都要亲祭祀明太祖朱元璋孝陵。以圣祖为例，第一次南巡抵达江宁，先遣官至孝陵，读文致祭。后率部院大臣等往谒孝陵，至大门前，下辇步行。进前殿，行三拜九叩礼，奠酒三爵，行三口头礼毕。第三次南巡谒陵后，圣祖命修缮孝陵，并御书“治隆唐宋”匾额，悬挂享殿，高度评价明太祖的功德，以表满洲贵族接续前朝正统的虔诚之意。
3.敬天、法祖、亲政、爱民，传承历朝治国纲领。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治国的共同政治纲领。从先秦时期起，这种政治思想基本形成。《尚书·大诰》中提出，“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绍述祖业；主张“裕民”
宽政，“保民”养民等。《虞书·尧典》记载，“钦若吴天”，“敬授人时”。《周书·召诰》亦载，“上下勤恤”，“受天永命”。这样一些典籍均包含了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思想理念。秦汉以降，帝王逐渐地接受了这一政治准则。东汉永平二年(59年)正月，孝明帝指明：“百僚师尹，其勉修厥职，顺行时令，敬若昊天，以绥兆人。”[13][p.100]唐朝君臣尤重爱民之事，方有魏征“君如舟，民如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著名论断。宋代君臣亦重视敬天问题的讨论，翰林学士禹建言哲宗，“诚于事天，诚于畏天”。“夫天之于人君，亦犹人君之于臣下也”。[14]绍兴年间，进士虞允文建议高宗赵构，“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15][p.11791]经过长期的实践，这种政治观念又不断完善，已经成为各个王朝传承的治道圭臬。[16]
清朝完全继承了历代治国的衣钵，并发扬光大。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监察御史匡兰兆奏请朝祭之时宜再用衮冕。世祖指出：“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17]十年正月，世祖与大学士陈名夏讨论“何以使国祚长久”?他说：“人君之有天下，非图逸豫乃身。当孜孜爱民，以一身治天下也。若徒身耽逸乐，又安望天下治平。惟勤劳其身以茂臻上理，誉流青史，顾不美欤。”[18]他的言论和举措颇得汉臣赞誉，给事中王启祚称道：“仰睹我皇上自有敬天、法祖、勤民之要务，而非小臣所能赞一得者。”[19]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圣祖因废皇太子允礽，诏告天下，指出：
朕承天眷命，绍祖宗弘图，四十八年于兹，宵旰孳孳，不敢暇逸，所敬惟天，所重惟民。每念天生民而立之君，无非欲其爱养黎元，俾无失所，故于四方闾阎情形，周咨博访，纤悉罔遗。凡有可以厚民生、拯民困者，不惜数千万帑藏，以溥施济。累岁减免谳狱，所全活者，不下数千百人。良以君道，在于爱民，此帝王之常经，祖宗之家法，亦用以垂示后人，使知所则傚也。[20]
世宗继承其父传统，在从事政务与起居之所的养心殿东暖阁书写的圣训，首列“敬天法祖，勤政亲贤，爱民择吏，除暴安良”四句话，这是他执政的准则。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世宗指示内阁：“屡年以来，朕以天人相感之理，谆谆晓谕内外臣工，盖朕切实敬天勤民之念，于寤寐之中而确见其感应之不爽。尤愿各省督抚有对疆之重任者，体朕此心，至诚致敬，各尽其道，以为感格上天之本，惠我蒸民，共登衽席。”[21]
高宗弘历发展了父祖的治国理念，更加强调其实践。乾隆十五年(1750年)五月，他指出：“十五年来，无时不以敬天法祖为心，无时不以勤政爱民为念，无时不思得贤才，以共图政理。此可无惭衾影者。”[22]六十年(1795年)九月，高宗对其一生具有总结性地说道：“朕临御六十年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及拓土开疆诸实政，彰彰可考。”[23]他又训政三年，对仁宗耳提面命，“每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四大端为诲”。仁宗指明：“我皇考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实心实政，薄海内外，咸所闻知，方将垂示万年，永为家法”。并“告之子孙，以为心传家法”。[24]将“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定为“家法”，这充分地说明满洲贵族完全认同中原王朝的治国理念，成为接续正统的王朝之一。
4.祭祀历代帝王庙，以示认同正统。对历代帝王及配飨名臣的庙祭，是古代王朝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从先秦时期起，对“有功烈于民”的圣帝明王，例如，尧、舜、禹、黄帝、颛顼、契、汤、文王、武王等进行祭祀。汉唐以来，对先代帝王祭祀香火不绝。唐代在帝王“肇迹之处”分别建庙立祠，予以祭祀。天宝六年(747年)，唐玄宗又在京城敕建三皇庙和五帝庙。次年，又建一庙，合祭“三皇以前帝王”。[25]元朝延续了唐宋的传统，于大都及地方建立三皇庙，奉祀伏羲、神农、黄帝等。明洪武六年(1373年)太祖朱元璋令于都城南京钦天山
南，仿太庙同堂异室之制，建造历代帝王庙，“为正殿五室，中一室三皇，东一室五帝，西一室夏禹、商汤、周文王，又东一室周武王、汉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每岁春秋仲月上旬甲日祭祀”。永乐迁都北京，仍遣南京太常寺官行礼。嘉靖十一年(1532年)夏，新建历代帝王庙于都城西竣工，“岁以仲春秋致祭”，凡十五帝，从祀名臣三十二人。[26][p.1291—1294]千百年来，祭祀历代帝王，已经成为古代王朝正统认同的共识之一。
满洲贵族深谙接续中原正统王朝之道，对历代帝王的祭祀格外重视。定都北京之初，清廷建立历代帝王庙于阜成门内，“南向，正中景德崇圣殿，九楹，东西二庑，各七楹，燎炉各一。后为祭器库，前景德门。门外神库、神厨、宰牲亭、井亭、钟楼、斋所咸备。”[27][p.2525]并依明制予以祭祀。根据国家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满洲贵族调整了明代历代帝王庙祭祀的帝王及从祀诸臣，增祀辽太祖耶律亿、金太祖完颜旻、世宗完颜雍、元太祖铁木真、明太祖朱元璋等诸帝。康熙十四年(1675年)，圣祖车驾至庙，躬祭列帝，入殿上香，于三皇位前，行二跪六拜礼，奠祀帛爵，初献时行。6次南巡途中，他亲往浙江绍兴会稽山麓，隆重祭奠古圣王大禹陵；御舟停泊山东济宁，遣官祭祀历代帝王庙。如同随行臣僚所言：“今皇上圣不自圣，推隆往代帝王，厚自谦抑，以尧、舜、禹、汤皆前古圣王，欲亲诣致祭，此真圣主，崇古重道，万世之令典。”[28][p.1834]六十一年(1722年)，再次调整庙祀帝王及从祀功臣，确立庙祀帝王143位，功臣40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重修帝王庙。高宗将正殿原用的青绿琉璃瓦，改覆黄瓦。[27][p.2528]满洲贵族提升了帝王庙的等级规格，完善了自古以来的一套祭祀制度。“中华统绪，不绝如线。”[29]这表明清朝绵延了古代王朝的统治体系，在认同中原“正统”上无疑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二、尊孔重道，“心崇正学”，作为文化的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