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外时，努尔哈赤就接受孔孟之道，祭拜孔子。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四月，即后金建国的前一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始建三世诸佛，及玉皇庙，共建七大庙，其中之一就有孔庙。”②天聪六年九月，书房秀才王文奎上《条陈时宜奏》，指出：“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显明者详诸史籍。宜于八固山(旗)读书之笔帖士内，选一、二伶俐通文者，更于秀才内选一、二老成明察者，讲解翻写，日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汗于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30][p.21]皇太极在汉臣的启发下，已经深知，“要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有孝经、学庸、论孟等书”。[31][p.62]他建学宫，修文庙，祭祀孔孟，将尊孔重道作为治国的政治理念，向中原传统文化逐步看齐。
清朝迁都北京后，按照明朝礼遇，授予孔子65代孙胤植袭封衍圣公，恢复孔子“至圣先师”位号，重新修缮京师文庙，并依明制，在经筵日讲前，皇帝于弘德殿祭祀孔子。圣祖玄烨第一次南巡回銮途中，专程曲阜，祭拜孔子，行三拜九叩礼，“异于前代”。他特书“万世师表”4字，悬挂大成殿中。还将此次隆重祭孔的活动全部记录下来，编纂成《幸鲁盛典》一书，御制《序文》指出：“朕惟自古帝王，声教翔洽，风俗茂美，莫不由崇儒重道。”[32]圣祖认为，孔孟之后，“以朱子之功，最为弘巨”。亲自主持和编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书。利用陆陇其、汤斌、熊赐履、李光地、陆世仪、张伯行等一批理学名臣，鼓吹君臣大义，“厚风俗，正人心”，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世宗则追封孔子先世五代王爵。他用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循之则君子，悖之则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兴，失之则乱”的思想，打击朋党，加强君主专制。高宗将北京孔庙大成殿上的灰瓦更换成金黄色琉璃瓦，以示孔子与帝王同尊的地位。他说自幼读书，研究性理，“至今朱子全书未尝释手”，从政则随时随事，
“以义理为权衡而得其中”。并三番五次地强调，要以“重儒重道”、“稽古右文”和维护“纲常名教”作为自己的执政使命。
清朝定鼎中原后，在太和门西廊下，设立翻译房，拣择旗员中谙习清文者，专门翻译汉文经史，诸如，《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等，“以为一时之盛”。户部郎中和素译的《西厢记》、《金瓶梅》等文学名著，翻译绝精，“人皆争诵焉”。[33][p.397]顺治初期，完颜氏阿什坦平素精通经学，笃於践履，将《大学》、《中庸》、《孝经》诸书，译成满文刊行，“以教旗人”。当时稗官小说颇为流行，旗人也多有从事小说翻译者。阿什坦奏言：“学者宜以圣贤为期，经史为导，此外无益杂书当屏绝。”他奏请严禁旗人男女之别，拟定部院官员九品之制，均得到批准。康熙初年，阿什坦退闲居家，当时正逢鳌拜专权，欲令一见，他始终不从。圣祖亲政后，曾召见阿什坦至便殿，问节用爱人问题。他对答：“节用莫要于寡欲，爱人莫先于用贤。”圣祖环顾左右侍从，说：“此我朝大儒也。”[34][p.362]雍正中期，初建皇子读书之所上书房，在“皆极词臣之选”鄂尔泰、张廷玉总师傅指导下，六龄皇子就攻《五经》、《史记》、《汉书》、策问、诗赋之学，打下坚实的国学根基。[35][p.397]皇帝崇尚儒学，致使儒家学说在满洲社会逐渐传播起来，旗人则以名教的思想来规范自己的言行。
尊孔重道的另一层意义，表明“夷”即“华”，以此来笼络广大的汉族士人，使他们倾心于清廷。康熙十八年(1679年)、乾隆元年，两次举行“博学鸿儒科”、“博学宏词科”，延聘人才，就是典型例证。由于满洲上层社会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达官贵人特别仰慕汉族的著名学者，积极参与学术讲会活动。康熙年间，以“布衣”身份参修《明史》的万斯同又“深于经”，受礼部侍郎徐乾学之邀，编纂《读礼通考》，又成《五礼》之书，二百余卷。当时京师才彦云集，万斯同
谦和淡定，“然自王公以至下士，无不呼曰万先生”。[36][p.519]像这样的事例在清前期的文化活动中必不为少，它充分地反映了满洲各阶层人士对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敬仰。清代不断深化崇儒重道、“心崇正学”的举措，这就说明从皇太极开始，满洲贵族已经将清朝战略规划逐步地调整到中原王朝发展的传统轨迹上来。
“立学以隆教育”。[37]学校之设，“所以广造士乐育才也”。满洲贵族在入关后就积极效法中原的先进制度，汲取千百年的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寻求治国平天下的良策。为了适应统治需要，提高满洲的文化素养，皇太极开始兴学，收学肄业，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作养人才待用。入关后，清廷广设学校，国子监、八旗官学、八旗宗室学、觉罗学、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八旗义学等，招收八旗子弟入学，培养人才。除了教授“国语骑射”外，仍讲授儒家经典。满洲官员子弟“有愿读清书，或愿读汉书”，汉官子孙“有愿读清汉书者”，俱送入国子监。又令满洲文官三品以上各荫一子入国子监读满汉书。顺治十八年(1661年)，规定八旗官学，满洲、汉军，每佐领各增官学生一名，共送子弟二人，“一习清书，一习汉书”。雍正时期，八旗官学进一步扩展，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王大臣子弟年18岁以下，或在家，或在官学，教授清书，或汉书。七年(1729年)闰七月，设立觉罗学，“读书骑射，满汉兼习”。[38]
八旗学校重视汉文及儒家经典的教授，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国语骑射”课程。如成安宫官学，设“汉书十二房，每房设汉教习一人；清书三房，设满教习一人，再设教射三人，教国语三人”。[39][p.7147]可见清廷对汉学的重视。将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早在关外，皇太极就考童生，考生员。顺治八年(1651年)六月，确定考试满洲、蒙古翻译秀才之制。同时，规定八旗子弟可像汉人一样考取生员、举人、进士。凡遇应考年份，“内院同礼部考取满洲生员一百二十
名，蒙古生员六十名，顺天府考取汉军生员一百二十名”。乡试“取中满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汉军二十五名。”会试“取中满洲二十五名，蒙古十名，汉军二十五名”。考试时，满汉分榜，即满洲、蒙古一榜；汉军、汉人一榜。满洲、蒙古识汉字者“翻译汉字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清文字一篇”。汉军“文章篇数，如汉人例”。[40][p.18432]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取消了满汉分榜制度，八旗子弟与汉族一体乡试。又将朱熹的《四书集注》重新作为科举命题和作八股文的依据。科举考试推动了清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带动了满洲人学习汉语文字和研习儒家经典的热情，进一步提高了满洲整体的传统文化素质。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获文武科举功名者106人，考取生员(亦称秀才)者60人，中举者36人，中进士者4人(文武各2人)，副榜者6人。其中满洲旗籍的汉人取得功名者仅有3人。而绝大多数为满洲包衣旗人考取，内务府上三旗包衣60人，下五旗包衣34人。上三旗包衣比下五旗包衣人户数多出一倍。4位文武进士，3位出在内务府上三旗，即镶黄旗包衣旗鼓人崔铎进士，正白旗包衣旗鼓人金汝相之元孙穆腾格武进士，同旗包衣旗鼓人李世昌之曾孙李潮武进士。另一位则是镶蓝旗包衣管领下人塞柱之孙骚达色进士。③除了三旗包衣人中举多外，还有大家族获取功名者多，其曾孙、元孙、四世孙等辈分中亦然。他们通过科举考试，一方面提高了家族的整体文化素养，另一方面取得功名，“以勉旗人上进之阶”，[41][p.19]跻身社会上层，以此改变本家族在满洲社会偏低的地位及待遇，而后者尤显重要。
满洲贵族与官员处理的各项政务，不识汉字，不懂汉语，必然会有诸多不便。满洲人等学习汉语汉文，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清朝统治者面对现实，也逐步地调整其文化政策。自顺治中期到乾隆初叶，衙署、官名满汉并称，渐以汉名为主。例如，汉名叫内阁，满语称“多尔吉衙门”；汉名叫翰林院，满语则称“笔特黑
衙门”。《康熙会典》吏部类目中还散见一些满语官名，如“法克师大”(满语faksi da，汉意为工匠头目)、“阿敦大”(满语 adun i da，汉意为牧长)、“物林大”(满语ulin i da，汉意为司库)、“布大衣大”(满语buda i da，汉意为典膳)、衣杭大(满语ihan i da，汉意为牛群牧长)等。而后在《雍正会典》内满名之称谓多数不见了。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高宗从总理王大臣奏请，定世职满名改汉语称谓，“精奇尼哈番，汉字称子；阿思罕尼哈番，汉字称男；阿达哈哈番，汉字称轻车都尉；仍分一等、二等、三等。拜他拉布勒哈番，汉字称骑都尉；拖沙喇哈番，汉字称云骑尉”。[42]官修典籍修辞的满汉变化，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洲在文化上的“汉化”加深了。[43]
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吏部议覆，各省奏报命盗案件及刑部咨稿，俱系汉文，“满洲官员如不识汉字，必被滑吏欺隐，以致误事”。嗣后，“刑部满洲司官缺出，请拣选通晓汉文人员补授，庶案件易于料理”。“满洲习汉文字者，愈加勉励矣，应如所请”。[44]六年(1728年)八月，世宗针对南方一些省份乡音过浓，官场不易交流，影响政务实施，于是“上谕”内阁：
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而办理无误。是以古者六书之制，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语音，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见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其敷奏对扬，尚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于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致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且此两省之人，其语言既皆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为编氓，亦必不能明白官长之意，是上下之情，捍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改易，必须加训导，庶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