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久可通。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引见殿陛，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于通达矣。[45]
依据世宗的指示，福建、广东府县设立正音书院，教授以北京语的“官话”，一度将《圣谕广训》作为教材，既正音话语，又开启教化，可谓一举两得。有时粤闽两省学政还要亲自对乡试考生面试官话程度，不会说者，录取受到限制。“官话”的推广与普及对满洲的“汉化”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高宗曾说：“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46]满洲的一些贵族“不学习清语，公所俱说汉语”，[47]“近闻在南苑，侍卫官员、兵丁皆说汉语”。[46]留驻关外的满洲人亦如此。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盛京马尔屯地方，彼方汉人“多以马二屯呼之”。盛京所属地名，多系清语，“今因彼处满人不能清语，误以汉名称之”。[49]道光初期，吉林地区也发生类似的变化。据《吉林外记》卷三记载：
吉林本为满洲故里，蒙古、汉军错屯而居，亦皆习国语。近数十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然满洲聚族而处者，犹能无忘旧俗。至各属城内，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居官者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三二十里内，侵晨赴署办事，申酉间仍复回屯。其四品以上，职任较繁者，不得不移居城内，子孙遂多习汉语，惟赖读书。仕宦之家，防闲子弟，无使入庄岳之间，娶妇择屯中女不解汉语者，以此传家者，庶能返淳还朴，不改乡音耳。[50][p.915]
吉林地方蒙古、汉军的汉化要快一些，而满洲则稍缓。嘉道以来，黑龙江地区的情况也不例外。《黑龙江外记》卷六记录：
晋商与蒙古、索伦、达呼尔交易，皆通其语，问答如流。盖皆童而习之。惟通国语者寥寥，满洲多能汉语故也。布特哈近岁能汉语者亦多，然故作茫然，不先出口，此其狡黠之一端。呼伦贝尔则实不能。土人无问何部，翻译《通鉴纲目》、《三国志》，类能强记，剽为议论，而不知读翻译四书、五经。其习汉书者，《三字经》、《千字文》外，例读《百家姓》、《名贤集》，然于论、孟、学、庸，略能上口即止。间有治一经，诵古文数首者，又皆徒事占毕，不求甚解。是以通者绝少，第能句读部檄，得其大旨，则群起而指目为才人，此英俊者所以不能有成也。[51][p.60—61]
可见，清代中期以后，东北地区满洲等族用汉语沟通更方便，逐渐少用满语，而汉语则成为满洲人等对外交流的语言工具。索伦、达斡尔等在满洲影响下，不断接纳传统文化，也加速了自身的汉化进程。然而，满洲民族在较大程度上容纳中原先进文化，而本民族特征仍存。今日黑龙江富裕县友谊乡三家子屯等地满族聚居屯落，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仍生活在满洲式老屋，从草屋顶，到门窗，再到屋内火炕，以及生产用具，祭祀器具，生活用品，都是满洲的传统样式。当时民间尚流行着《关于老汗王的传说》、《关于伊彻满洲的传说》、《女丹萨满的故事》等口传故事。难能可贵的是，这里年纪大一些的人能说满语，认识满文。[52]这说明从龙入关的满洲部族人，深入中原腹地，汉化程度要深得多，而留居东北边陲的满洲人汉化进程相对滞后一些，因此仍保持比较浓郁的本民族特色。
语言是民族之间进行沟通的主要工具，当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之时，研究周边民族语言文化尤显重要。满洲贵族为了适应统治全国之需，大力提倡习学汉语汉字，提高行政管理效益。但是，国土辽阔，各地方言繁多，朝野官僚难以交流，不免误事。雍正六年(1728年)，世宗指示内阁，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比使
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而办理无误。每次引见大小臣工，陈奏履历之时，“唯有闽广两省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特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今后引见，殿堂奏对，出任地方，需要语言通达。[45]于是在闽粤地区设立“正音书院”及义学，教授“官话”。尔后，又推广到四川等地少数民族区域。从雍正到乾隆年间，开展了一场以普及北京话为标准的“官话”活动，并设额外正音教职，加强“正音”教育管理。尽管效果并非理想，但是清廷推广“官话”的宗旨十分明确，正音语言，以利统治。
三、满洲糅合“华夷”一体的“中华”认同
应当说，早在关外时期，满洲就开启了认同中华文明的历程。万历十一年(1583年)，因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兵围攻古勒山城(今辽宁新宾上夹河乡古楼村)，误杀了城内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明廷颁给他都督敕书，委以指挥使之职。努尔哈赤先后多次率队赴京朝贡，以示对朝廷的忠诚。十七年(1589年)，又授予他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二十三年(1595年)，以“保边塞功”，再授“龙虎将军”，“秩视王台时矣”。[53][p.65]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强势崛起，仍不忘自己是朝廷的边官。天聪三年(1629年)十一月，皇太极说：“我国素以忠顺守边。”[54]作为明朝东北边陲卫所的官员，他们忠实地履行职责，反映了建州女真首领已经认同了中原王朝的统绪。
尔后，其子孙对先祖担任明朝卫所边官之事，均讳莫如深。在编纂《四库全书》之时，高宗弘历下令，将“凡明季狂吠之词，肆意罔悖”的“违碍”诸书，尽力销毁。尤其是万历以前“涉及辽东及女真、女真诸卫字样者”书籍，“一体送毁”。[55][p.59—61]历史事实是任何人都难以掩盖的。当然，此举也并未影
响满洲贵族接续中华文明的进程。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八月，高宗下令编纂《满洲源流考》，编修者将清朝自比西周，指出：“我朝发祥基业，媲美豳岐。”[56][p.242]这种所谓“媲美”，实际上，是将满洲先世的发迹与周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示清朝接轨于中原王朝之后。
世祖福临迁都北京，定鼎中原。他们选择了中华文明，在“中国”、“中华”的名义下，整合华夷文化。“中华”二字，很快成为清朝统治者对内对外使用较为频繁的语词，以此表达他们欲实现“满汉一家”、“中外一体”的大一统思想。满洲贵族将汉族的“华夏”与少数民族的“夷狄”，糅合为一个整体，将周边“非汉人”的民族塑造成“中国人”，名之曰“中华”。这样有利于消除满汉等民族之间的隔阂，彼此和睦相处，促进大一统王朝的巩固。清代“中华”一词的普遍使用，不失为清朝统治者的明智之举。
在清代的语境之下，按照历史发展时段，“中华”的含义大体上有以下个三方面。
(一)清初期，“中华”即中国之意
顺治二年四月，世祖颁布“恩诏”于陕西等处，指出：“周弘大赉，天下归心。汉约三章，秦民咸悦。流贼李自成，弑君虐民多地悖逆，神人共怒，自速诛亡。知朕诞膺天命，抚定中华，尚敢窃据秦川，抗阻声教。朕悯念斯民，受其荼毒，救饥救溺，久切痌瘝。爰整貔貅，穷摉巢穴。”[57]十二年五月，福临致俄罗斯国察干汗说：“尔国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华。今尔诚心向化，遣使进贡方物。朕甚嘉之，特颁恩赐，即俾尔使人赍回，昭朕柔远至意。”[58]世祖的“诏令”提到“抚定中华”、“未达中华”，这就表明清初“中华”一词，是指中国。
尔后，列帝也常用“中华”代替中国。例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针对《四体合璧大藏全咒》编纂的问题，高宗指示：“大藏经中咒语，乃诸佛秘密心印，非可以文义强求，是以概不繙译。惟是咒中字样，当时译经者，仅依中华字母，约略对音，与竺乾梵韵，不啻毫厘千里之谬。甚至同一汉字，亦彼此参差，即如纳摩本音，上为诺牙切，下为模倭切，而旧咒或作曩谟，或作奈麻，且借用南无者尤多，皆不能合于正。其他牵附乖离，类此者难以缕数。”修竣一部“悉以西番本音为准，参之蒙古字，以谐其声，证之国书，以正其韵，兼用汉字，期各通晓，使呗唱流传”的《大藏全咒》之书。[59]“中华字母”，即汉字，也是中国字。弘历所指“中华”之意甚明。
(二)清前期，“中华”则为清朝代称
随着满洲贵族统治的日益稳固，边疆的民族也把“中华”作为清朝的代名词，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侍卫阿南达、喇嘛商南多尔济等疏言：“噶尔丹谓七旗喀尔喀，非吾讐也。但土谢图汗、泽卜尊丹巴，杀扎萨克图汗，及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尽俘其国。又侵掠我境，杀我弟多尔济扎卜，弃好构难，诚无地可容之人也。臣等令商南多尔济、滚楚克达尔汉囊素，转说之。噶尔丹曰，汝等谕我以礼法，我甚悦。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达赖喇嘛礼法之意。”[60]二十九年六月，乌朱穆秦额尔德尼贝勒博木布疏报：“六月十四日，厄鲁特至乌尔会河东乌阑之地，臣属人民，多被劫掠。臣遣护卫额克济尔往视，见噶尔丹之弟憨都台吉，送之至噶尔丹所，谓曰：我攻我仇喀尔喀耳，不敢犯中华界。”[61]同月，噶尔丹还说：所作所为，“与中华一道同轨”。[61]七月，准噶尔部使者达尔汉格隆奏言：“喀尔喀，吾仇也。因追彼阑入汛界，向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不敢妄行。”[62]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将圣祖玄烨视为“中华皇帝”，并称攻击喀尔喀蒙古，“不敢犯中华界”，这显然是将“中华”与清朝等同起来。之后，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