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动摇着全球许多国家的教育制度，并时常伴随着（《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告过的）动摇家庭制度的危机，因而呈现出它的政治意义。
关于意识形态
在我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概念的时候，在我说AIE“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的时候，我所依据的是一种现实——意识形态。现在需要对它做点讨论。
众所周知，“idéologie” 这个表达方式是由卡巴尼斯（P.J.G.Cabanis）、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和他们的朋友一起发明的，他们把它指定为观念（起源）论研究的对象。① 50年后，当马克思开始使用这个说法的时候，甚至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就已经了给它一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在这里，意识形态是指在某个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心理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表述体系。早在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时，他所从事的意识形态政治斗争就已经无可避免地一下子把他带到了这个现实的面前，并迫使他把最初的直觉继续向前推进。
然而，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个相当令人惊讶的悖论。一切都仿佛在引导马克思提出一套意识形态理论。实际上，继《1844年手稿》之后，《德意志意识形态》也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明晰的意识形态理论，但??它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马上就会明白为什么了）。至于《资本论》，尽管它的确包含了许多理论的线索，讨论了各种意识形态（最明显的是庸俗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但并没有包含关于这些意识形态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提出一种关于意识形态一般的理论。②
我想冒昧地为这里所说的关于意识形态一般的理论提出一个初步的、相当图式化的蓝图。我将要提出的这些论点，当然不是即兴而发的，但也只有经过非常彻底的研究和分析，才能得到证明和检验，也就是说，才能得到确认或否决。
意识形态没有历史
首先我应该解释一下我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在我看来可以从原则上提出一套
①②
这里的“idéologie”应该译作“观念学”。〖编者注〗 “意识形态一般”（idéologie en gnral）是相对于“各种意识形态”（idéologies）而言的，效仿了马克思关于“生产一般”的说法。〖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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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以建立关于意识形态一般的理论（至少可以证明这套方案是合理的），而不是建立关于各种个别的意识形态的理论（这些个别的意识形态，无论具有宗教的、伦理的，法律的还是政治的形式，都表达了不同的阶级立场）。
很显然，必须从我刚才提到的两方面出发来讨论关于各种意识形态的理论。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关于各种意识形态的理论最终要依赖于社会形态的历史，因此要依赖于在社会形态中结合起来的生产方式的历史，以及在社会形态中展开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显然就不可能有关于各种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了，因为各种意识形态（从上面提到的两方面，可以把它们定义为不同领域和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有历史的，而这种历史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显然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尽管它本身就包含着这些意识形态。
相反，如果我能够提出一套关于意识形态一般的理论的方案，并且如果这套理论正是关于各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必须依赖的一个原理的话，那么就需要提出一个带有悖论色彩的命题，我可以把它表达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
我们知道，这个提法明明白白地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段话里。马克思在谈到形而上学时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形而上学同道德（这也意味着其它的意识形态形式）一样没有历史。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个提法是在一种明显的实证论语境中出现的。在这里，意识形态被设想为纯粹的幻觉、纯粹的梦想，即虚无。它的所有现实性都在它的外部。因此，意识形态被认为是一种想象的作品，它的地位与梦在弗洛伊德之前的作者们心目中的理论地位恰好是一样的。在这些作家看来，梦是“白昼残迹”的纯粹想象的——即无用的结果,它表现出一种任意的（有时甚至是“颠倒的”）安排和秩序，换句话说，表现出“无序”的状态。在他们看来，梦是想象的东西，是空幻的，无用的，是人一旦合上双眼，就会从唯一完满而实在的现实——白昼的现实——的残迹中任意“拼合起来”的东西。这恰好就是哲学和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在这本书中，哲学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
当时，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想象的拼合物，是纯粹的、空幻而无用的梦想，是从唯一完满而实在的现实的“白昼残迹”中构成的东西——这个现实，就是具体物质的个人物质地生产着自身存在的具体的历史。在《德意志意识
①
原话是：“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见《选集》第1卷，第73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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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中，意识形态没有历史的提法正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因为它的历史在它之外，而在那里唯一存在的历史就是那些具体的个人等等的历史。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这个论点是一个纯否定的论点，因为它同时意味着：
1.意识形态是虚无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梦（这个梦是由天知道什么力量制造出来的：不是分工的异化，就是同样作为否定性决定作用的异化）。
2.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这显然并不意味着在意识形态中没有历史（恰恰相反，因为意识形态只是对实在历史的苍白、空幻和颠倒的反映），而是意味着它没有自己的历史。
现在，尽管从形式上说，我希望捍卫的这个论点沿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提法（“意识形态没有历史”），但是它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个实证论的、历史主义的论点有着根本的不同。
因为一方面，我认为可以承认各种意识形态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尽管这个历史归根到底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也可以承认意识形态一般没有历史，但这不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它的历史在它的外部），而是在绝对肯定的意义上来说的。
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在于，它被赋予了一种结构和功能，以至于变成了一种非历史的现实，即在历史上无所不在的现实，也就是说，这种结构和功能是永远不变的，它们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所谓历史的整个过程中，出现在《共产党宣言》所定义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即阶级社会的历史）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这个提法就具有了肯定的意义。
为了在这里提供一个理论参照点，我可以回到梦的例子上来，而这一次是要依据弗洛伊德的观念。我可以说，我们的命题（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能够而且也应该与弗洛伊德的命题（无意识是永恒的，即它没有历史）结合在一起（这种做法绝对没有任意的成分，完全相反，它在理论上是必然的，因为这两个命题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如果“永恒的”并不意味着对全部（暂存的）历史的超越，而是意味着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因而在整个历史范围内具有永远不变的形式，那么，我情愿一字不变地采用弗洛伊德的表达方式：意识形态是永恒的，恰好就像无意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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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补充说，我发现这种比较在理论上被证明是合理的：因为事实上，无意识的永恒性与意识形态一般的永恒性不是没有关系的。
因此我相信（至少可以假设），在弗洛伊德提出了关于无意识一般的理论这个意义上，我可以提出关于意识形态一般的理论，这一点也能够被证明是合理的。
为了简化用语，并考虑到上面已经对各种意识形态有所讨论，我将用“意识形态”这个说法直接称呼“意识形态一般”，这样要方便些。我刚才说过，这个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或者同样可以说，它是永恒的，也就是说，它无所不在，在整个历史（=包括社会各阶级在内的社会形态的历史）中具有永远不变的形式。目前，我的讨论将限制在“阶级社会”及其历史的范围内。
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
①
为了讨论我关于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的中心论点，我要先提出两个论点，一个是否定的，另一个是肯定的；前者涉及以意识形态的想象形式所“表述”的对象，后者涉及意识形态的物质性。
论点1：意识形态表述了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
我们通常把宗教意识形态、伦理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等等都说成是各种“世界观”。当然，假定我们不把这些意识形态的任何一个当作真理来体验（比如“信仰”上帝、职责、正义??等等），那么我们就会承认自己是从一种批判的观点来讨论意识形态的，是像人种学家考察“原始社会”的神话那样来考察它的，就会承认这些“世界观”大都是想象的，也就是说，是不“符合现实的”。
然而，一旦承认这些世界观不符合现实，即承认它们构成了一种幻觉，我们也就承认了它们的确又在暗示着现实，并且承认了只需对它们进行“阐释”，就可以在它们对世界的想象性表述背后，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现实（意识形态=幻觉[illusion]/暗示[allusion]）。
存在着不同类型的阐释，其中最著名的是流行于18世纪的机械论类型（上帝是对现实国王的想象性表述）和由最初的教父们所开创、后来由费尔巴哈和从他
①
“表述”（représentation），请参见本书《编译后记》的说明。这个命题的句式似乎模仿并改写了马克思的原话：“??这些观念都是现实[实在]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représentation），而不管这种表现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选集》第1卷，第72页。而“实在”、“想象”这两个说法则是对拉康概念的借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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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延续下来的神学－哲学学派（如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所复兴的“诠释学的”阐释（例如对费尔巴哈来说，上帝是现实的人的本质）。事情的本质在于，只要我们对意识形态的想象性置换（和颠倒）进行阐释，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在意识形态中，“人们以想象的形式对自己表述了他们的实在生存条件”。
遗憾的是，这种阐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难题没有解决：人们为了“对自己表述”他们的实在生存条件，为什么“需要”对这些实在生存条件进行想象性置换呢?
第一种答案（18世纪的答案）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神父或专制君主应当对此负责。他们“杜撰”了美丽的谎言，使人们相信自己是在服从上帝，而实际上却是要服从神父和专制君主；而这两者通常狼狈为奸，神父为专制君主的利益服务，反之，专制君主也根据相关“理论家”的政治立场行动。因此，对实在生存条件进行想象性置换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在于有一小撮寡廉鲜耻的人，把对“人民”的统治和剥削建立在他们想象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虚伪表述之上，这样他们就能用统治人们想象力的方法来奴役人们的心灵。
第二种答案（费尔巴哈的答案，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里曾一字不变地接受了这个答案）要更“深刻”，就是说，在它的虚假性上也要更“深刻”。它同样在寻找并找到了对人们的实在生存条件进行想象性置换和歪曲的原因，简言之，找到了在对人们的生存条件进行表述的想象中出现异化的原因。这个原因不再是神父或专制君主，也不再是他们主动的想象和受骗者被动的想象。这个原因就在于支配着人们自身生存条件的物质异化。在《论犹太人问题》和其它地方，马克思就是这样为费尔巴哈的观念辩护的：人们之所以对自己做出了关于他们生存条件的异化的（=想象的）表述，是因为这些生存条件本身发生着异化（《1844年手稿》说：是因为这些条件受到了异化社会的实质——“异化劳动”的统治）。
因此，所有这些阐释都紧紧抓住了它们作为前提所依赖的那个论点，即：我们在意识形态中发现的、通过对世界的想象性表述所反映出来的东西，是人们的生存条件，即他们的实在世界。
现在我就可以回到我已经提出的论点上来了：“人们”在意识形态中“对自己表述”的并不是他们实在生存条件、他们的实在世界，相反，在那里首先对他们表述出来的是他们与这些生存条件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处在对实在世界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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