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刘爽：已经建立起来，运转起来了。 （本集结束）
第一季第八夜《自上而下的革命》超速工业化
大权在握的斯大林在1929年废止了新经济政策，开始了一场长达10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完整地建立起后来延续70余年的斯大林模式。共产主义的死敌，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如此评价斯大林，“他接过一个扶木犁的穷国，却留下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强国”。
主持人刘爽：自上而下的一场革命，就带有统治者那种高压的，或者一厢情愿的，或者强迫式的这种色彩吗？
王 康：也是一方面。由新经济政策带来的苏联社会内部的一些变化，然后造成了布尔什维克高层的政治上的分歧，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就是国外的一些新的情况发生了。你比如德国法西斯这种因素开始上升，日本在远东地区对苏联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国外的这种压力开始增大。这个时候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比较自由化的那种政策，被布尔什维克领袖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必须给它停止下来，反过来要强化党的领导，要强化专政的力量，强化国家的力量。斯大林顺应了这个潮流，或者斯大林引导了这个潮流，所以他来了一场整整10年的自上而下的，他来领导发动的一场革命。我来描述一下这场革命。首先他要开刀的是农民，理由就是必须接受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在农村的这种自发的，有富农倾向的这种农业经济。他们虽然缴了很多粮食回来，但是他们构成了对苏联，苏维埃政权的性质的某种威胁，这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不能容忍的。另外就是更重要的，面对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各种新的情况，苏联共产党必须完成一个使命，那就是工业化，而且要超速地完成工业化，叫超工业化，快速工业化。这个工业化对苏联来说，只能在国内进行殖民剥夺，只能把农村作为实现工业化的。
主持人刘爽：牺牲品。
王 康：基础，也是基础和前提，当然就是它作为牺牲品。 陈 平：老康，在十月革命爆发前，沙皇治下的俄罗斯工业并不是太弱。十月革命前，俄国它是名列西方强国之中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八国联军。 王 康：就有俄国。
陈 平：对不对，对吧，俄国可不弱啊。
王 康：它不光是八国联军，瓜分波兰、进攻瑞典、进攻芬兰，一直到远征巴黎，俄国都是盟主。
主持人刘爽：这个脉落就是他走上权力顶峰之后呢，他对农民的态度似乎是在动摇他自己的统治基础，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加速工业化，似乎又是为了让他的权力更结实一点。
王 康：我们不能永远都说他仅仅是为了权力，他已经大权在握了，他得做事情。苏联的工业化是令人震惊的，很多历史学家对苏联的工业化一直到现在，还是持相当的肯定态度。他这个10年当中，比如到了1927年，1926年年底，1927年左右，苏联的整个重工业比1922年左右已经提高了整整5倍，钢产量提高了3倍，水利和煤提高了两倍，电力提高了6倍，机器生产提高了19倍。整个重工业为中心的超工业化时代这十年当中完成了，这个时候苏联的重工业后来直接奠定了反抗法西斯的卫国战争的重要的工业基础，这是历史学家肯定苏联工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这
36
个跟西方相比，西方是用了将近两百年的时间，斯大林总的来说用了二三十年，但是实际上主要时间在那10年当中。但是同时，就是苏联的超速工业化、重工业化的完成，是以极其高昂的代价来换得来的。你看俄国的农民，是十月革命的基础，就跟中国革命一样。没有俄国农民的参加，士兵都是农民出身，列宁绝对不可能战胜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也不能战胜那些白匪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所谓当时的“和平土地 面包”是深得农民的拥护的，农民确实拥护。这个道理太简单，农民天然的要求就是跟土地在一起，“耕者有其田”，全世界农民都一样。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是农民，农民挽救了因为内战、因为饥荒，因为各种起义和骚乱所带来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局面。新经济政策核心就是把余粮征集制改为纳税制，实物纳税制，就是尊重，或者说引发农民的这种生产主动性。短短五六年时间，俄国的农民就再一次挽救了俄国。但是到了1928年开始，斯大林必须要搞工业化。
全盘集体化与集体农庄
高速工业化急需资金，可是国家规定的粮食收购价格却并不合理。虽然农业丰收，农民却不愿把粮食出售给政府。1927年底，苏联爆发了所谓的“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富农的破坏和小农生产的商品率过低”，提出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大农庄。这一事件成为了苏联实行“全盘集体化”的导火线。 陈 平：那叫集体农庄运动。
王 康：对，叫集体农庄。俄国的农村就是在“全盘集体化”的口号下面，把俄国的一亿两千万俄国的农民卷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浩劫当中来。那是非常血腥的，非常残暴的。这些农民们被各种各样的财政的、行政的、法律的措施强迫他们交出他们的粮食，他们的土地出来，还被那些工人、城市的工作队、农民、农村的干部，甚至警察，甚至部队，多次地反复地给他们追剿、流放、监禁和处决。当时的整个俄罗斯大地上面，俄罗斯、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流域，这些都是传统的欧洲的粮仓啊，这些广阔的俄罗斯土地上面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衣衫褴褛的、完全是乞丐式的，成千上万的俄罗斯的农民离乡背井。俄罗斯当时的农业到什么惨的情况，因为它是农村，机械化还没有实现，全俄国的农民拥有的牲畜，7000万头牛、2500万头猪、14600万头羊、3300万匹马，一大半全部给宰杀了。农民是，那是他们的命根子，俄国整个农民都在含着眼泪宰杀他们自己的牲畜。农民的语言简单地说，杀吧，这些不再是我们的了。
主持人刘爽：1932年到1933年发生的大饥荒，当时已经发生了人吃人的这种现象。 王 康：乌克兰前前后后大概要有500万左右被饿死，这是后来乌克兰独立出去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整个俄罗斯大概饿死的农民是1000万，包括300万儿童，1300万一共。这个数目已经够惨烈了，不光是乌克兰。这样农民就大量地。 陈 平：10%。
王 康：大量地流浪到了城市里面来。为了阻止这些农民流入城市，苏联政府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内身份证”制度。身份证制度成功地阻止了农民流入城市，那么大批的农民就死在城市之外。身份证制度本来是沙皇俄国的一种安排，十九世纪末期之后到二十世纪初，几代革命民主主义者目
37
标之一就是在苏联废除，在俄国废除身份证制度。他们认为身份证是警察统治的一个恶果，它唯一方便的就是警察，对老百姓是一个绞索，所以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就废除了身份证制度。但是全盘集体化之后，为了防止农民涌入城市，苏联政府又恢复了身份证制度，叫“国内护照”。这个是非常残忍的，也是没法向历史进行交代的一个政策。斯大林为了工业化，坚持要把粮食出口到西方去。我再说一组数字，我觉得数字比我们评论要更有力量一点。1928年，苏联出口的粮食是100万公担，1929年一下增加到1300万公担，1930年增加到18700万公担，1931年上升到58700万公担，一直到1933年最困难的时候，苏联政府还出口了1000万公担的粮食。这些粮食的其中的一半，统计学家计算过，就可以让整个的俄国一个人不至于饿死。
主持人刘爽：出口这些粮食目的是换回外汇。
王 康：换取外汇，急需的外汇。发展工业也是为了打破那些西方的媒体说俄国饿死了人，出现了饥荒这个无耻的谰言，捍卫苏联的光辉形象。主要是急需工业化的外汇，尤其是进口那些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所必需的外汇。这就是斯大林，他自己是一个农奴的后代，而且他被认为他是一个俄罗斯农民的解放者，真正的解放者。中国一样，一旦建立大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有什么好教育的，农民永远不可改造，农民就是种田，养家活口，他是朴素到了极点的一个阶层。农民的所有的那些毛病、那些弊端、那些缺陷，我认为统统都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加于农民身上的那些无端的那些迫害、那些围剿、那些剥夺是绝对不能谅解的。
陈 平：如果说中国这么做，我应该说情有可原，而苏联那么做，天理法理都难以容。因为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沙皇俄国是一个强国。十月革命后，这一批极端的革命党人使这个俄罗斯以及后来苏联，他们的不管是工业还是农业，生产大幅度地倒退。这就我说的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原教旨主义对于苏联造成的巨大的破坏。 阶级斗争尖锐化
正当集体农庄在苏联国内遍地开花之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在是否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一事上出现了分歧。1929年12月底，斯大林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自此全盘集体化和他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结合起来，引发了一场疾风骤雨式的，残酷的政治斗争。
王 康：这个全盘集体化同时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就是在工业化的同时，他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就是运用很多集体的名称，来给各色人等编制绞索。苏联的这种犯罪分子，被处决被逮捕的人的罪名，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个发明。在欧美各国，他是刑事犯就是刑事犯，他是杀人犯就是杀人犯，在苏联不对了，苏联他是叫“人民公敌”，你是人民的公敌。人民是个非常抽象的，巨大的一个概念，你是祖国的敌人，你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三十年代苏联的罪名太多了，我简单说一下，它有很多案件，沙特赫案件、乌克兰解放联盟、留京小组、波格丹诺夫机械论、什么左右右左集团、33人案、军人案、劳动农民党、工业党……无数名目繁多的这种名目，都可以让这些人死于非命。这是斯大林的一大发明，这个比战时共产主义那些罪名还要多得多。成千上万的俄国的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那些无数的科学家、工程师、哲学家、美术家、音乐家、电影导演，乃至那些集体农庄的主席、拖拉机站的站长，甚至一个普通的一个中学校长、普通的基
38
督徒都被关进大牢去。那个时候是完全人人自危，重新进行一次恐怖统治。 陈 平：为什么？
王 康：你想它这种制度，斯大林高高在上，他一人发号施令，不可能所有人都赞成。恰恰相反，不管党内还是党外，总有不同意见。如果是一个相对民主的这么一个架构，那么我们可以协商，我们可以辩论，甚至我们可以投票来赞成谁有道理一点。但是斯大林大权在握之后，统统这一切都不必要了，只能我说了算，你必须服从，如果你不服从，我就消灭你。就像《列宁在1918》跟那个农民的谈话，我们要粮食，你不给我们就强制你给，你要反抗我们就消灭你。斯大林做的就是这样子。 大萧条——资本主义的溃败
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票市场的崩盘开启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衰退。
股市崩溃、疯狂提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治安恶化……世界经济进入了漫长的冰河期。
王 康：那个黑色的星期五，布宜诺斯和那个纽约的交易所停盘，崩溃。罗斯福1933年刚刚上台，美国资产阶级献给他的礼物就是全美国最大的交易所，我们现在都知道交易所对一个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多么重要，它不是停盘，它是关闭了。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生产下降了40%，美国左翼工会和共产党组织的罢工是130万人大罢工，美国全国的退伍军人从美国各地，有些带着武装，向首都华盛顿进发。胡佛总统叫艾森豪威尔威尔和麦克阿瑟，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和他的副官，用坦克车，用正式的美国国家军队机器来进行镇压。伊利诺伊州的那些5000名那些中学教师，冲进银行去，半年没发工资，去直接抢钱。到处都是难民。那些小的股东，从楼上割破自己的手腕，然后跳楼下来。大量的中小老板破产，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美国真是风雨飘摇，真是如此。罗斯福在1932年选举成功，1933年上台之后立马施行新政。我曾经说过，美国资产阶级谴责他把美国引向共产主义，他修改大量的了宪法，他对宪法的修改超过了美国历届总统。然后千里迢迢把那个凯恩斯从英国请过去，两人谈了半天也不相投。当时的美国，如果不是罗斯福，如果是胡佛继续当政的话，还不要苏联动什么手，美国很可能要么是布尔什维克的天下，要么是法西斯天下。法西斯势力也来势汹汹，强大得很。因为美国它经过所谓十年那个黄金时间，已经证明那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难以为继了。 光辉夺目的红色帝国
相对于西方各国的哀鸿遍野，此时的苏联经济正在超速工业化的作用下高歌猛进，繁荣景象，举世瞩目。
王 康：苏联在三个方面是西方的楷模。第一，苏联的制度它是真正的自由的天然的盟友，它是反对专制的，这是第一；第二，它是真正地体现了基督教的兄弟之间的感情，它把西方从那种个人原子似的，自私的资本主义的私人财产的关系解放出来了。第三，苏联的模式才是人类文明的新的起点。三十年代十六大时候，斯大林也意识到，他做政治报告，他说现在西方出现了经济危机、大萧条，说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已经爆发了，那么，全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行将到来。但是他没有具体地采取有利的措施，其实那时候他真是有机会，那个时候连美国的那些共产党，左翼力量就非常强大了。以当时的苏联的这种向世界输出革命的渗透的能力，以及
39
西方的那种风雨飘摇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促进，如果他全力以赴地发动世界性的革命，有可能，有可能让资本主义雪上加霜，甚至让资本主义寿终正寝。
主持人刘爽：还有可能扩大苏联的版图吗？ 王 康：它不是版图，全球都是苏维埃制度了。 主持人刘爽：那个时候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王 康：那是斯大林掌权时候唯一的一个可能。
陈 平：你这说法是一种可能，也可能没有希特勒，斯大林就是希特勒了，他会和希特勒一样的下场。
王 康：当时美国有55个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联名发表文章，号召美国人向俄国人学习，俄国人是世界道德的顶峰，一心以拯救文明为己任。当时苏联驻美大使馆发了一个招工的启事，招6000名熟练工人，报名的有10万人。连杜威，约翰?杜威这么一个80岁的，头号的资本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哲学家都屁颠屁颠跑到莫斯科去朝圣了。
主持人刘爽：也就是说美国的工人要排在俄罗斯的大使馆门前去领签证。
王 康：不光是工人，包括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毕加索，现代绘画的大师，约里奥?居里夫妇，甘地，包括爱因斯坦，包括约翰?杜威，甚至包括罗素那些反共反苏的老手，都对莫斯科景仰得很，向往得很。当时的三十年代，西方是风雨飘摇，而这边是光辉夺目。那时候整个苏联相对比较稳定，也有初步的繁荣，甚至文学艺术界也出现了一些繁荣。但是这个愚蠢的斯大林，他就非要坚持他的在政治上所需要的，我搞一国社会主义，我不管其它的事情，我镇压我的反对派，我要整肃农民，他错过了西方大萧条给他带来的千载难逢的颠覆资本主义文明的那个历史时机。我是这样认为的。
（本集结束）
第一季第九夜《大清洗》(上)在沾满鲜血的皮靴下， 在囚车黑色的轮胎下， 无辜的罗斯在痛苦挣扎， 死亡的星辰高悬在我们头上。
——【俄】安娜?阿赫玛托娃
在圣彼德堡市东北部，在涅瓦河转弯的地方，有一座典雅的巴洛克式的建筑，这里曾经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指挥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也是在这里，1934年12月1日下午4时许，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遭到暗杀。这一事件发生后，苏联在全国展开了以“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为名的一场极其血腥残暴的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史称“大清洗”。
王 康：这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斯大林由此开始说刺杀基洛夫的这些人就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是暗藏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军内、高层的，那些非常地残忍的帝国主义的代言人。
主持人刘爽：这只是一个借口。 王 康：党内对整个三十年代的这种全盘集体化，和他的包括外交政策，都有强烈的不同意见。当时苏联和德国的关系，和英国的外交关系，和日本的关系，都反映到党内的高层布尔什维克，以至于斯大林本人的权力也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