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后顾之忧。酒后驾驶令人痛恨，人人喊打，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积极回应群众呼声，深入开展整治酒后驾驶专项行动，始终保持对酒后驾驶的高压态势，坚持“零容忍”，执行酒驾一律拘留等“四个一律”，让酒驾致人死亡数下降四成。
打击犯罪、服务群众，不可能一劳永逸。2010年公安“给力”行动，带来了老百姓的平安。人们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对2011年的公安工作寄予更高期望：“给力”还需再发力。
（责任编辑：苏楠）
消除“被精神病”的恐惧
只有以自愿为原则，非自愿为例外，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精神障碍者的权益
1月4日，疑因举报被送入精神病院14年的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公务员郭元荣被接回家。竹溪有关部门称，起初是“公安机关侦查发现郭精神异常”，遂送郭到医院进行鉴定，并经郭家人同意入院治疗。
从上述解释中，不难发现两点：一是启动精神病鉴定的机构是公安机关，二是这种治疗得到了其家人的同意。至于郭元荣本人的态度，则一字未提。
平心而论，对多数精神病患者的强制治疗都出自善意且具有相当的正当性。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估计，我国各类精神病患者数量相当大，其中大约1600万是重症患者。而重症患者中，只有20%到医院就医，另外80%流散在社会，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无论从社会利益还是患者自身的利益考虑，对精神病患者进行一定的强制治疗都是必要的。但也应该特别注意，这种非自愿住院治疗对精神病患者形成了强制，稍有不慎，极易演化为诱发纠纷的火药桶。
虽然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反治安管理的精神病人，规定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但这种 “治疗”并不必然等于“强制治疗”。按照《立法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应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予以授权。
要使非自愿住院治疗程序正当合法，切实免除公民“被精神病”的恐惧，应当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强制住院，疾病应严重到什么程度？对非自愿住院治疗，目前各地依据的“精神病人入院收治指征”，只是卫生部2001年11月《关于加强对精神病院管理的通知》中的一个附件。其内容不仅缺乏上位法授权，而且其中一些用语也不乏歧义。比如，在“越不承认有病，越证明有精神病”的习惯性认知背景下，“拒绝接受治疗或门诊治疗困难者”即可强制收治这一条，就有误伤健康人的危险。
第二，强制治疗，该由哪些人说了算？监护人、近亲属、所在单位等个人或机构是否有权对疑似精神病人强制送治？怎样防止家属、单位与当事人发生矛盾而可能造成的迫害性强制？立法应当对监护人资格取得的司法程序、医院的收治程序，以及行政执法部门的阳光操作作出规定，增加收治管理和康复治疗的透明度，特别要加强监督，防止公权力滥用。
第三，住不住院，“精神病人”有无选择权？充分尊重患者本人的意志是所有医疗行为的基础性前提。只有以自愿为原则，非自愿为例外，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精神障碍者的权益。
总之，从根本上免除人们对“被精神病”的恐惧，解决上述三个问题仅仅是个基础。“无危险，不强治”，应融入立法精神，成为执法理念。
（苏楠）
诚信与“实名制”同样重要。
相较于完美无瑕的制度，一个因诚信而立的社会同样值得期待
北京少数水果批发市场最近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个别不法商贩在苹果纸箱夹层中灌入水泥，以增加成箱苹果的重量。面对这种造假手段，职能部门只得以“实名制”来监管苹果的流向。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有了苹果“实名制”，也未必能确保非法逐利的冲动不会突破制度的防线。当年，“阳澄湖大闸蟹”为了防伪，给每只螃蟹的脚上挂上地理标识，但随后各色湖塘出产的毛蟹都穿上了“防伪标志”，一度令消费者真假莫辨。
“实名制”的苹果或许能减少虚假的分量，却无法驱散人们的忧虑。客观地说，市场失范既是制度问题，也是道德问题。成熟的市场经济从不讳言诚信的意义和价值——这当然不是推卸监管部门的责任，但我们也当看到，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达到完美，监管的效能终归有个限度。在千变万化的市场中，道德自律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成熟的市场经济应当是讲道德、讲诚信的经济。历史也一再证明：没有诚信等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迟早会引发无可规避的灾难。
经济领域如此，社会领域也不例外。最近的“深圳保障房事件”引起多方关注，审查工作历时一年，从初审、复审到终审，三次审查三次公示，相关部门的确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最后仍“有确凿证据证明大概有20余户申请者隐瞒了房产、自有用地”。我们在反思制度缺陷、监管乏力的同时，也该反思：为什么开着豪车、住着豪宅的市民毫无愧色地与困难群众去争保障房？公民应有的诚信意识与悲悯情怀去了哪里？
民无信不立。经济社会越是发展，越是需要诚信有序的人文环境。一方面，诚信是市场秩序的保障，有了公平公正的买卖，才有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诚信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它不仅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且有助于弥补法令制度的缺陷。
这些年，社会上不乏“制度依赖”、“立法依赖”等工具理性思维。出了问题就骂制度，有了纰漏就怪法律不严密。其实，即便制度建立健全了，一些症结也未必能得以有效纾解。道理很简单，我们往往忽略了诚信的力量，忽略了诉诸道德的“良方”。
打击假冒伪劣也好，反腐倡廉也罢，制度固然要硬起来，但作为制度规制对象的人，也须构筑起诚信的防线。相较于完美无瑕的制度，一个因诚信而立的社会同样值得期待——而制度与道德两相契合，也正是社会和谐的方向。
（责任编辑：刘则华）
抵制“金币诱惑”才能杜绝“血铅事件”
面对一些涉铅企业的“金币诱惑”和“摇钱树功能”，光靠环保部门监管必然独木难支
新年伊始，安徽省怀宁县发生血铅超标事件，引起广泛关注。
近几年，血铅事件一次次牵动人们的神经。2009年发生了6起较大血铅事件，2010年发生9起较大血铅事件。这些事件大多呈现这样一条轨迹：当地群众尤其是儿童身体受到损害——医院检测，证实血铅超标——媒体曝光，引起舆论关注——政府采取经济补偿和医疗措施，安抚群众——舆论压力进一步加大，上级部门介入——政府处理责任人，关停污染企业——事件淡出舆论视野……
对于这一轨迹，人们质问：血铅事件为什么屡屡发生？“前车之覆”为什么没能成为“后车之鉴”？
毋庸讳言，血铅事件是粗放发展方式的必然结果。当前，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着不少工艺水平落后、污染严重的铅冶炼、铅回收和铅酸蓄电池企业。在当地一些干部眼里，这些涉铅企业是高利润、高税收的“摇钱树”，从而在招商引资和日常监管之中，给予种种照顾。血铅事件的发生，表面上看是企业环境意识淡薄、长期违法排污所致，根源还在于企业受到地方“特别保护”，有恃无恐。
不少国家都有涉铅企业，问题在于，涉铅企业具有很大的环境风险，一个地方引进这类企业，既要严把源头准入这一关，也要严把日常监管这一关。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地方发生血铅事件，恰恰是由于两个关口都没把住。
有消息称，怀宁县的那个污染肇事企业，居然还是县环保局帮助引进的，没通过环评就开始了试生产。就职能而言，县级环保局本来就不应该承担招商引资职能，退一步讲，考虑到地方发展的现实，如果一定要给环保局摊派招商引资任务，也应该要求它引进先进的、环保的企业，怎么能“捡到篮里就是菜”呢？
当然，即便引进了先进生产力，也不意味着就可以放松环境监管。陕西某地工业园引进的企业铅冶炼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在2009年仍然引发了血铅事件，其主要原因就是环境管理未能同步。在一些国家，对涉铅企业污染源控制以及对厂区周围水、空气中铅的监测有着严格的要求，但国内有的企业却只重视生产，而忽视对周围环境和群众健康的保护，值得深思。
应该看到，涉铅企业很多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这些地方环境执法能力严重不足，多数县级环保局不具备监测铅及其化合物的能力，这就要求环保部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严格监督，履行环保责任；同时更要看到，面对一些涉铅企业的“金币诱惑”和“摇钱树功能”，光靠环保部门监管必然独木难支，更需各级政府树立科学发展理念，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走出发展“见物不见人”的误区，切实维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环境安全。
（责任编辑：刘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