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园和享堂建筑 东周时期国君的陵园制度日趋完善。辉县固围村的3 座大墓大概是魏王和后妃的墓葬，上部
均有瓦顶享堂建筑。平山中山王 墓上有长 110 米、宽92 米、高15 米的封土，上建享堂。墓中所出中山王陵兆域图铜版有中山王陵园的详图，由此可知其制度。凤翔的秦公陵园中的第 1 号陵园包括两座双墓道和一座单墓道的大墓，各墓均有1 个车马坑。这类享堂建筑和陵园可能起源较早，但到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兴建，规模也越来越大，成为东周时期各国陵墓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用鼎制度 在东周时期的墓葬中，往往按照墓主人身份的高低，随葬一定数量的青铜礼器或仿铜陶礼器，其中以
鼎、 的配置最为突出。中原地区大都采用列鼎的形式，鼎多奇数，大小相递，如上村岭虢太子墓随葬七鼎、六 ，地位略低的则为五鼎、四 或三鼎、四 ，显示出严格的等级观念。蔡侯墓和曾侯乙墓受楚的影响，另是一种情形。其鼎有三种，一种是盂形大鼎，一种是平底无盖的升形鼎，一种是带盖的普通圆鼎。蔡侯墓出1 件盂形大鼎、7 件升形鼎、9 件普通圆鼎； 曾侯乙墓出2 件盂形大鼎、9 件升形鼎、5 件普通圆鼎。此外， 两者均有八 和其他礼器。楚墓的用鼎制度颇不相同，升形鼎、普通圆鼎多为偶数。尽管各地用鼎自有特点，但鼎和 的配置都有定制，都是随地位的高低而变化。即使由于经济力量和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出现种种僭越现象，也仍然不失为了解东周社会阶级和等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济生活
农业 农业生产是当时的主要经济部门。考古发掘中除出土较少的谷物遗存外，主要是农业生产工具。商代和西
周的农具仍以石器为主，器形有铲、镰、刀等，也有相当数量的蚌器和骨器。木制的农具因不易保存，没有发现实物。青铜的农业生产工具很少发现。可见，就生产工具而论，这一时代的农业与新石器时代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当时墓葬普遍以青铜或陶制的酒器随葬，表明农业生产已有较多的剩余产品。春秋晚期，铁器开始出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战国中期以后铁器有了很大的发展，铁农具取代石器农具和其他质料的农具，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工具。铁农具的出现，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改进耕种技术，使农业生产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
手工业 商周时代的手工业门类有铸铜、冶铁、烧陶、制骨、琢玉、漆器、纺织等，各种手工业都有显著的发展
和突出的成就。
青铜器的铸造 商周时代是中国青铜器的繁荣、昌盛时期。青铜器的类别主要有礼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
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礼乐器，这是商周文化遗存中最有代表性的内涵。各类青铜器的器形和铸造技术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这个时期青铜器的铸造情况，可以由商周铸铜遗址和青铜器自身来说明。安阳殷墟苗圃、洛阳东郊北瑶、侯马牛村等是现已发掘的最重要的商周铸铜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发现有工房、炼炉、大量陶范和坩埚的碎块，有的还有储存的铜锭等原料。坩埚多用大型陶器外表涂草泥土制成。西周时期的炼炉已装置有鼓风的设施。侯马发现的陶范有3 万多块，可以铸造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日常生活用具等多种器物。商周青铜器的铸造方法都采用复合范浇铸，也有一些器物的附件是分铸后再铸结在一起的。商代晚期已能铸造司母戊方鼎那样的重器，东周以后又掌握了失蜡法铸造技术，曾侯乙墓所出的尊盘就是用这种方法铸成的。商周青铜器的造型，有的庄严端重，有的纤细透剔，反映了当时铸铜业所达到的高度水平，构成中国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见商周青铜器的铸造 及采冶业）。
新兴的冶铁业 中国掌握冶铁技术并开始使用铁器是在春秋中、晚期以后，但人们对铁的认识可以上溯到商代
中、晚期。藁城台西遗址和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的铁刃铜钺，传出自河南浚县的两件西周铁刃铜兵器，经鉴定其铁刃部分都是用陨铁锻打而成的。到春秋晚期，出现了用块炼铁经锻打而成的铁器和生铁铸器。年代较早的大多属于前者。战国中期以后，冶铁业有了很大发展，铁器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尤其是在生产工具方面，广泛使用铁器，为提高社会生产力起了积极的作用（见东周铁器）。
原始瓷器和白陶的制作 商周时期的主要生活用具仍然是陶器，在各个聚落遗址内常发现有陶窑，各个时期
的陶窑结构大体相同。这一时期陶器的种类有泥质陶、夹砂陶、原始瓷器、白陶、硬陶数种。商代中期出现的原始瓷器，为中国的瓷器制造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原始瓷器是以瓷土为胎，在1200℃左右的高温下烧制，胎体基本烧结，呈灰色，吸水性很弱，表面有釉，釉色为青灰色或黄绿色。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原始瓷器属商代中期，西周
以后发现渐多，而尤以长江下游苏南地区的西周墓为甚，一般认为这里是最早烧制原始瓷器之处。白陶是以高岭土为原料，在1000℃左右的高温下烧制而成。器表和胎质都呈白色，以商代晚期安阳出土的白陶最为典型，其胎质纯净洁白，器表多雕刻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等仿铜器的纹饰，器形有罍、壶、觯、卣等。这种白陶大都出在较大的墓葬中，是当时制陶业中最精致的产品。
漆器的制作 中国最早的漆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商代和西周的墓葬中发现的漆器大都朽毁，
仅具痕迹。琉璃河燕国墓地中的漆器保存较好，器形有觚、豆、罍等，用红、黑等色绘彩，且用蚌片镶嵌出各种图案，表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东周时期，南方楚墓往往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各种漆器。东周漆器种类很多，从饮食器皿到妆奁、家具，几乎应有尽有。胎质主要有木胎和夹纻胎两种，后者的出现显示出髹漆工艺的进步。漆器表面大都有色彩鲜艳的图案纹饰，如各种云气纹、舞乐、狩猎纹及天文图象等。战国中晚期出现了各种釦器，即在漆制器皿的口缘附加金属的釦套而成。随着这种手工业的发展，漆器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纺织业的发达 中国的纺织手工业历史悠久，自成系统。商代和西周的纺织物由于不易保存，仅能见到一些残
迹，原料种类有丝、麻等。东周时期，纺织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发现日多，尤其是南方的楚墓，由于墓室封闭较好等原因，随葬的丝绸衣物保存完好。江陵马山1 号墓的发现，宛如打开一座丝绸宝库，出土的丝织品包括绢、纱、罗、锦以及刺绣等，颜色有白、朱红、紫红、黄、褐、黑等色，刺绣的主题花纹为龙和凤鸟。这充分显示出东周时期纺织手工业的高度工艺水平。
玉器的治琢 商代早期的治玉技术和艺术风格已经相当成熟，这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可以得到
证明。到殷墟时期，治玉工艺进一步发展，妇好墓所出的 700 多件玉器是商代晚期玉器的代表。这些玉器都属软玉，以深浅不同的绿色为最多，其次为黄褐、棕绿、灰白等色。玉料大都出自新疆，也有一些出自河南南阳。器形主要有琮、璧、环、璜、斧、钺、戈、戚等礼器及各种动物形象的装饰品和艺术品。这些玉器切割整齐，表面琢磨光润，各种动物形象的圆雕和浮雕，都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效果。西周晚期以后，动物形象的玉器减少，璧、环、璜等佩玉增多，璋、圭之类的礼器盛行。战国时期起，治玉技术向精巧、华丽的新工艺发展。曾侯乙墓所出玉佩挂饰用 3 个活环联结4 块白玉雕成的16 节龙及其他形象的玉佩，全长48 厘米，是极其精致的艺术品。辉县固围村大墓所出的包金镶玉银带钩作工精细，是玉器和金银器工艺相结合的典型例证。
商业的发展和金属铸币的出现 金属铸币约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在此以前，商代和西周大概用贝作为
交换的媒介，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商业日益发达，以贝为货币的情况愈来愈不能满足需要，于是铜、金等金属铸币应运而生。东周各国币制并不统一，大致分布币、刀币、圆钱、郢爰等种。三晋地区多用布币，背面多铸地名，币值分半釿、一釿、二釿三级；燕、齐多用刀币；楚多用戳有郢爰印记的金版，使用时大概以天平和砝码称量；秦在列国中最晚使用金属铸币，以圆钱为主（见东周货币）。
文化和艺术
文字 中国从什么时候出现文字，目前正在探讨之中，不过，考古发现证实，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有了完整的文
字记录，古籍所说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是完全可信的。商周时期的文字有刻在陶器、甲骨、玉石上的；有铸在铜器上的；也有用笔墨（朱）书写在玉石、简牍和丝帛上的。其中发现数量最多的是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商代晚期的甲骨文是商王室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的记事文字，现已发现的约有15 万片，几乎全都出自安阳殷墟小屯村。其年代上自武丁，下迄帝乙帝辛，内容极其丰富，举凡先公先王、祭祀、祈年、征伐、田猎等无所不包，是研究商代历史的最重要的文字资料（见商代甲骨）。西周甲骨早在50 年代就在山西洪洞坊堆和陕西丰镐遗址发现过，但数量极少。近年来，在陕西周原遗址又续有发现。其内容记商周王名、官名、人名、方国地名等。铜器铭文也始见于商代晚期，起初只有一、二个字，记器主或所祭祀的父祖。商末周初逐渐出现长篇铭文，内容广泛，有征伐献俘、赏赐册命、土地纠纷等，带有书史性质，对于研究商代和西周历史都有重要的价值。东周以后，各国诸侯及卿大夫铸器日多，但铭文趋于简短，长篇铭文很少。商代和西周早期的铭文，字体多有明显的波磔。东周时，南方流行错金镶嵌的鸟篆书，于文字之外又起到了装饰作用。侯马盟书是60 年代发现的春秋晚期的文字资料。系主盟人晋国世卿赵鞅及与盟者为诛讨政敌而举行盟誓的信约文书。盟辞以朱笔写在玉石片上，字数少者10 余字，最多约200 多字，共发现5000 余片，是了解春秋时期的盟誓制度和晋国六卿之间斗争的重要材料，同时也为研究春秋晚期的文字和书法提供了具体的资料。长沙、江陵一些战国时期的大型楚墓中常常发现墨书竹简，字体为战国古文。简文多
记随葬器物的种类与数量，即遣策。此外，也有占卜、祭祀等记事文字和佚书。由此可以了解战国时期的楚国文字的特征。
青铜艺术 商周时代的艺术水准和社会时尚，集中表现在青铜礼器上。青铜礼器的造形和花纹装饰富于艺术性。
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礼器多厚重，如司母戊方鼎，重达875 公斤。 在造形上除以陶器形状为祖型外，还常常以实际的或想象中的动物形象作为模型铸造出造型和工艺均属上乘的艺术品，如四羊尊、象尊、妇好鸮尊、司母辛四足觥等。花纹装饰崇尚繁缛，流行以饕餮纹、夔纹为主纹，衬以雷纹的通体装饰。给人以稳定、庄严而且相当神秘的感觉。西周中期以后，风气一变，牺尊之类的造形、饕餮之类的纹饰均已绝迹，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清新、流畅、纤巧、华丽的风格。在造型上出现了立鹤方壶、曾侯乙墓所出尊盘那样的结构新颖、纤细玲珑的器物。在花纹上则流行窃曲纹、夔龙纹等。战国时代的花纹又大变，出现所谓“战国式”或“淮式”花纹，以蟠虺纹、蟠螭纹等为主。晚期更有以宴飨或水陆攻战图像为饰的。青铜艺术上表现出的两种绝然不同的风格正是贵族阶级由崇尚鬼神转变为自我享乐的意识形态变化的反映。
雕塑和绘画 商周时期的雕塑数量很多，有陶塑、玉石雕、骨牙雕、木雕等，其中有浮雕，也有圆雕。殷墟妇好
墓出土的一大批玉石雕像是商代晚期雕塑艺术的代表，同墓出土的象牙杯周身刻有精细的花纹并镶嵌绿松石，是骨牙雕刻中的精品。南方的东周墓葬中往往出土漆木雕刻，如雕成各种动物形象的器皿、鼓架乃至镇墓兽等，都是技艺精湛的艺术品。绘画方面，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一件帛画，画面为一男子，高冠长袍，手扶长剑，立于龙舟上， 其上有华盖。长沙还出过一件帛画，画面为一细腰女子，左上方有一龙一凤，也出自战国墓中（见楚帛画）。这是现在保存的最早的两件绘画作品。关于这两幅帛画的性质，联系到马王堆汉墓的帛画，推测也应属铭旌之类。
其他地区的青铜文化 在远离商周王朝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区，还分布着一些地方性青铜文化，这些文化有
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应是不同民族或方国的遗存。研究这类文化遗存，对于探讨商周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间的相互关系，进而研究汉民族的形成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北方地区 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发现的相当于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主要有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团山文化、夏
家店上层文化，还有辽东地区的以青铜短剑为特征的文化遗存。其中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本区较早阶段的遗存，其他均是较晚阶段的遗存。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住址多有石块垒砌或夯土筑成的围墙或壕沟作为防御设施，房屋为圆形，有的为半地穴居址，有的用石块或土坯砌成墙璧。所出陶器以筒状深腹鬲、折腹尊等最具特征。墓地内墓葬排列整齐而密集。随葬陶器中有用红、白两色描绘各种图案花纹的彩绘陶器（见彩图），有的还随葬小件青铜器。少数规格较高的墓中随葬陶鬶和陶爵，器形与二里头文化中的同类器物完全一样，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两者的年代也大致相当。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本区的相对年代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绝对年代约当西周晚期至战国以前。这种文化的陶器制作很粗疏，器形有鼎、鬲、甗、豆等。青铜器有斧、刀、锥、剑、矛等，墓葬中有器形独特的铜鼎和铜鬲，还有各种连珠形、鸟形等铜饰。在宁城南山根发现的一座大型墓，随葬品中有鼎、簠、等中原地区常见的礼器，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和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西团山文化分布在长春、吉林地区；而青铜短剑在辽河流域的许多地点都有发现。这两种文化遗存的资料大都出自墓葬，青铜短剑墓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往往有石椁或石棺，随葬品有青铜器、陶器、石器和骨器，还用家畜殉葬。曲刃青铜短剑是最富有特征的随葬品。事实上，这类墓有的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西团山文化，有的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在内蒙古及其毗邻地区还发现具有明显游牧民族特征的墓葬，这些墓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内殉有家畜的头骨或蹄骨，随葬品以青铜器为主，有直刃短剑、刀、鹤嘴镐、联珠形及各种动物形铜饰。此外，还有耳环、项圈、饰牌等金器，同时又有中原形式的铜戈等，这为探讨战国时期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面貌以及和中原文化的联系提供了资料。在晋西和陕北沿黄河两岸的许多地点也曾发现过许多商代青铜器，它们大都是墓葬的随葬器物。这些青铜器中的礼器，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都和商代晚期的相同。但是，有的青铜器，象铃首剑、蛇首匕、三銎刀、銎式斧等，却富有特点，颇具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另外还出有各种金饰等。这种情况表明，这个地区的青铜文化，既接受了商代晚期文化的礼制方面的影响，又保持着某些北方草原文化的传统。
西北地区 商周时期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主要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卡窑文化。辛店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
及其支流湟水、洮河和大夏河流域，即今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这种文化的特征是陶质较粗，掺有砂粒。典型陶器为高领袋足鬲，有的在两侧有一对环状耳。陶器中有部分彩陶，以黑彩或红彩为主，最常见的图案为双勾纹。青铜器有刀、矛、锥、凿等。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大体相当于西周早期。寺洼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可以
分为两个类型，发现于洮河流域的被称为寺洼类型，发现于东部平凉地区的被称为安国类型，一般都认为安国类型是寺洼文化的晚期遗存。寺洼文化的陶胎中掺有大量粗砂和碎陶末，制作很粗糙，火候也较低，表面都无纹饰。器形有鬲、罐、豆、簋等，其中马鞍形口的双耳罐是最有代表性的器形。墓葬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有木质葬具，多为单人直肢葬，随葬品多为陶器，也有戈、戣、矛、镞等青铜兵器。寺洼文化的相对年代晚于齐家文化，根据宝鸡地区马鞍形口双耳陶罐与西周早期铜器共存，可知其下限当不晚于西周早期。卡窑文化主要分布在青海东部的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发现的遗迹主要是墓地。墓葬多是长方形的土坑竖穴墓，也有洞穴墓。随葬陶器以粗红陶为主，器表及口内多施红褐色陶衣，器形多为罐，腹部有一对环形耳。铜器有削、斧、镞、锥及装饰品等。卡窑文化的年代大致与辛店文化相当。
西南地区 四川境内的巴蜀文化是古代巴、蜀两族的文化遗存，其年代约从商代晚期至前4 世纪末秦灭巴蜀时止。
蜀族分布于四川西部，很早就和商周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新繁水观音遗址所出的陶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而戈、矛等铜兵器却是商代常见的器形。广汉发现的玉器，城固、彭县发现的窑藏商周青铜器都表明两者的关系。战国时期，蜀地流行船棺葬，青铜兵器在形制和纹饰上都有独特的风格，而在某些大墓中，随葬的青铜礼器表现出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巴族分布于四川东部，关于巴族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有巴县冬筍坝和昭化宝轮院的战国晚期的船棺葬。其文化特征与蜀文化大致相似。云南地区的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则有祥云大波那和楚雄万家坝发现的墓葬。大波那墓葬是一座铜棺墓，随葬有各种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年代相当于战国时期。万家坝墓葬中较大的墓都有木质葬具，有的作船形，墓底有腰坑，随葬器物以青铜兵器为最多，典型器物有早期铜鼓、钺形斧及短剑等。年代相当于战国时期或略早。
东南和华南地区 分布于长江下游两岸的为湖熟文化。这种文化的遗址大都位于高出地面的土墩上。房址居住
面很光滑，并用火焙烤过。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但普遍发现有小件青铜器。陶器有鬲、甗、豆、罐等，器形大都与商周陶器相似，最典型的是带角状把手的袋足鬲。此外，还发现有卜甲和卜骨。湖熟文化的面貌与商周文化很相似，很可能是商末周初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土著文化。在浙江北部、太湖南岸的吴兴、安吉、长兴等地，也曾发现过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器形有钟、鼎、甗、 、觚等。器形与中原地区无异，而纹饰则有明显的地方风格，出土地点附近均有印纹陶遗存。江西清江吴城是江南地区发现的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吴城遗址的文化堆积可分为3 期，年代从商代中期延续到商末周初。发现的遗迹有房址、陶窑、窑穴等，也发现有墓葬。陶器如鬲、甗、豆、罐等和中原商文化的同类器形相似，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比重逐期增加。青铜器除工具、兵器外，还发现有铜礼器，器形与中原地区的相同，此外还发现有铸器的石范。一些陶器和石范上发现有文字，这是已发现的年代较早的文字。吴城遗址的发现，对于研讨商文化对江南地区的影响，以及比较两者在文化面貌上的异同是很重要的。关于这种遗存的族属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深入研究。福建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资料较少，大都是小件的青铜工具，且与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共存。南安发现的一批青铜兵器和工具，器形较特殊，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从器形判断，年代约当西周时期。两广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青铜遗存大都出自墓葬。广东清远等地发现的墓葬出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和工具等，其中有些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相同，有的则有明显的地区特点，如三足细长而外撇的铜鼎和靴形钺等。广西恭城出土的青铜器也有同样的情形。这些青铜器的年代大约相当于春秋时期，被认为是百越的文化遗存。
有待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
商周考古从1928 年发掘殷墟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重大学术问题还很多，如夏文化问题、商代文字的渊源、早期都城的形成等。而近年来，讨论得最热烈的乃是关于夏文化的问题。所谓夏文化是指夏王朝时期在夏族活动地域内遗留下的物质文化。根据后世文献记载，夏族的主要活动地区一在河南西部的洛阳平原和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一带；一在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在这些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结果表明，直接叠压在商代二里冈期文化下面的是二里头文化，因此，对于二里头文化的认识就成了探讨夏文化最关键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又与商文化有某种联系，分布的范围与传说的夏族活动地区大体相当，这种文化遗存的放射性碳素测定的年代与传说的夏代记年大致相符，因此，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冈期商文化是商代早期的文化遗存，郑州商城乃是商汤所都的亳。另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特别是它的三、四期遗存和二里冈期商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者是一脉相承的，而二里头遗址所在处正是后世文献和传说中汤都西亳的地方，因此，二里头文化是商代早期文化，而更早的河南龙山文化才是夏文化。也有人认为登封王城岗的龙山文化城堡遗址是夏禹所都的阳城。有关夏文化的意见分歧估计仍将持续一个时期。只有在获得更加直接的考古学证据以后，这一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探讨文字的出现，是商周
考古的一个重要问题。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已是具有严密规律的文字系统，无疑是经过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遗址中虽然也发现过一些刻划在陶器或其他器物上的符号，但几乎都不是定型的文字。吴城遗址曾发现约40 个刻划在陶器上的商代中期文字，但这些文字大都不能辨认，有人认为是一种已经失传的古文字。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也曾发现有单个的刻划文字，其中已被隶定出仱、戉、斤3 字。这几个字都是象形字，有人认为这些文字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是一脉相承的，但个别字符的出现与文字制度的形成是有区别的。文字的出现及其发展过程，仍然是需要在发现新资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都城是国家的象征。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都城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已经发现的古代都城遗址，从商代早期的偃师尸乡沟商城到东周晚期的列国都城已有10 多座，深入探讨这些都城的形制、布局以及它们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是进一步研究早期都城的任务。同时各个时期的都城又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深入揭示都城遗址的内涵，对于研究各个时期的经济生活和阶级关系都具有典型意义。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都城是偃师尸乡沟商城，一般认为它就是商汤所建的西亳。这座城址周围有宽厚的城墙，城内设有宫城，宫城内有成组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及良好的排水设施。所有这些都表明它已 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都城，因此，探索其渊源乃是今后研究早期都城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将有助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自古以来绵延不绝。关于商周时期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华夏族与周围的少数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已经积累了不少资料，在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将对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料。
夏文化问题
中国考古学以探索夏王朝时期在夏人活动地域内遗留的物质文化遗存为目标的学术课题。夏代是中国古代王朝之一，早于商代。按《史记·夏本纪》和《竹书纪年》的记载，夏代自禹至桀，历14 世17王，共400 余年。据推算，夏代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约当公元前22 至前17 世纪。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夏代，史学界有不同看法。疑古派史学家曾对夏禹是否为实际存在的人提出怀疑，进而否认夏代的存在。自殷墟甲骨文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述的商王世系以后，商代的历史被公认为信史。这样，尽管《史记·夏本纪》记述的夏代世系与商代同样简略，多数史学家仍认为夏代的存在是可信的。人们希望通过考古工作从地下找到夏代文化遗存，再借助这些可靠的资料，开展对夏代历史的研究。
问题的提出 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即在安阳殷墟发现商代遗存后不久，就有人提出夏文化问题。有人认为仰韶
文化是夏文化，也有人认为龙山文化是夏文化。50 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获得巨大发展。在中原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使人们对这一地区各古代文化的面貌、年代、相互关系等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郑州二里冈期商文化（见郑州商代遗址）的发现，在时间上缩短了与夏代的距离，也获得了一批可供比较研究的资料，初步具备了探索夏文化的条件。于是用现代考古学方法探索夏文化的课题便正式提到考古工作者的面前。探索夏文化的工作，主要是在传说夏人活动的地区内进行的。据文献记载，一般认为有两个地区与夏人的活动密切相关：一是河南西部的颍水上游和洛阳附近的伊河、洛河下游地区；一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涑水附近。因为传说夏王国的都邑和夏王朝时期发生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大多与这两个地区有关。1959 年起，考古工作者在上述两个地区作了一系列的调查和发掘，发现了一大批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的遗址。由于这两种文化的年代都比商代略早，所以人们把它们列为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二里头文化因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而命名。它的文化面貌有一定特征，并有其自身的发展阶段。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夏县东下冯遗址等的发掘，可以看出豫西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与晋南发现的同类遗存在文化面貌上有一定差异。根据这种地方性差异，又将它们分为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两者各包含有4期遗存。 在这两个地区内发现的河南龙山文化，主要是王湾类型遗存，另外还有一种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命名的陶寺类型。两种类型文化都包含有前后两期遗存，文化面貌也很有特色。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和分期断代工作的逐步深入，人们就夏文化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讨论综述 目前学者们对究竟何种考古学文化是夏文化，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① 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一、
二期遗存可能是夏文化。理由是，二里头文化的4 期遗存虽有延续发展的一面，但又有差异变化的一面。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第三期遗存中出现了一组与二里冈期商文化代表性器物相同或相近的器物，而且其数量越来越多，至第四期已表现出融合与取代一、二期中原有器物群的趋势。这说明第三期遗存的时代已经进入商代纪年，三、四期遗存应是商代早期的遗存。这样，比商代略早、因商文化的出现而处于被融合地位、并在传说夏人活动地域内发展起来的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遗存，就有可能是夏文化。② 认为二里头文化的4 期遗存都是夏文化。 理由是，郑州商城为汤都之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商城年代为前1620±140 年，是最早的商年。二里头文化4 期遗存富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