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三期之间虽有变化，但相同的因素是主要的。它们的年代都早于郑州毫都，所以是夏文化。但河南龙山文化不是夏文化。③ 同意第1 种意见，但认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遗存与夏代纪年相比时间太短，主张还应向上追索。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继承关系，测定出的年代数据表明，它也在夏代纪年之内，所以它的中晚期遗存应是夏文化，早期是先夏文化。有人还认为登封王城岗遗址可能就是禹都阳城。此外，也有人认为，豫西、晋南的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都是夏人活动地域内发展起来的古代文化，它们之间既有继承关系，又都在夏代纪年之内，所以都是夏文化；另有人则认为二里头的一至三期联系密切，它们是夏文化，第四期是早商文化；还有人提出，陶寺类型龙山文化的面貌很有特色，其分布亦在传说夏人活动的地域之内，时代约当前25～前18 世纪，与夏代纪年相近，也应列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有人则认为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期商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夏商文化是同源的，因此夏文化实际即是夏代纪年内的那一段文化遗存。
问题与展望 在夏文化问题上，反映了研究者之间对探索对象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说明对探索对象的特征、
分期、各自的渊源、相互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所以有文章指出应加强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同时，由于目前流行的夏商纪年都是推算出来的，正确与否尚待验证。放射性碳素断代的年代数据也难以消除其误差，尚不能在推定探索对象是否为夏文化方面有效地起到时间标尺的作用。因此，应加强多学科的合作，争取在测定年代的手段方面有新的突破。更重要的工作则是进一步加强考古发掘，在比较、鉴别的基础上获取尽可能多的物证。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有助于夏商文化的比较研究，对推定汤都西亳有重要意义，是夏文化探索中的一个突破。
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东下冯遗址
二里头文化
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命名。年代约当公元前21 世纪至前17 世纪。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的郑州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现已发现遗址近百处，经过发掘的有洛阳东干沟、矬李、东马沟，陕县七里铺，临汝煤山，郑州洛达庙和山西夏县东下冯、翼城感军等十余个地点。这种文化遗存最早于1952 年在河南登封的玉村遗址发现。1956 年发掘郑州洛达庙遗址时，人们注意到它在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称为“洛达庙类型”。1959 年起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以后，发现这里的遗存更具典型性，故将这种类型的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文化特征 二里头文化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一组富有特色的器物群上。这组器物中作炊器的是鼎、折沿深腹罐、
侈口圆腹罐等。作食器和容器的有三足盘、深腹盆、平底盆、豆、澄滤器、小口高领罐和大口缸等。酒器则有盉、觚、爵等。侈口圆腹罐口沿部的花边形装饰和深腹盆、甑、侈口罐口沿下附加的一对鸡冠形鋬，是这组陶器中很有特色的风格。在这里见不到河南龙山文化中常见的斝、鬲、带耳罐、杯、碗及双腹盆等器物；也与郑州商代文化中以鬲、斝、甗、卷沿圜底盆、大口尊、簋、小口高领瓮为主的器物组合有明显的区别。以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晋南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与豫西地区的同类遗存相比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如鼎、折沿深腹罐、深腹盆、甑、澄滤器、侈口罐、小口高领罐等的形制与豫西地区所见的一致。但是，晋南地区不见三足盘，鼎少而鬲多，底部有三足的蛋形瓮在豫西地区的同类遗址内不见。它们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两个地区间文化面貌上的地方性特点，所以分别命名为“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
分期 根据二里头遗址的地层与典型器物所作的排比，二里头类型文化目前被分为 4 期：第一期陶器以褐陶为主，
磨光黑陶占一定比例，纹饰以篮纹为主，另有少量方格纹、细绳纹。第二期陶器中黑陶的数量减少，以细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明显减少。这两期的器形多折沿、鼓腹、小平底。第三、四期的陶器颜色普遍变为浅灰，以绳纹为主，出现粗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几乎绝迹。在第三期遗存中，第一、第二期常见的鼎、深腹盆、甑等继续延用，但有局部变化，同时，新出现了鬲、斝、卷沿圜底盆、大口尊、小口高领瓮等与商代二里冈期遗物十分接近的器物。这组新器形在第四期中越来越多，并表现出融合前者的趋势。东下冯类型也分为 4 期。
居址与埋葬 二里头文化的居址有半地穴居址、地面建筑和窑洞式居址等几种。平面形状有圆形、方形圆角和长
方形等多种。一般居室的直径在3 米左右，较大的长方形居址长在10 米上下，宽5米左右，中间有隔墙。地基和隔墙都经夯筑。东下冯发现的窑洞式居址，系就断崖和沟壁掏成。二里头遗址上层发现的大型宫殿基址，是反映这一时期建筑水平的代表性遗存，已经发掘的两座宫殿遗迹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之上。 1 号宫殿的基址长宽均约百米，占地1 万平方米。正面是面阔8 间，进深3 间的殿堂，四周有廊庑，前面有门，中间是庭。2 号宫殿的规模略小，南北长72.8 米，东西宽57.5～58 米，基本形制与 1 号宫殿相同。这两座由堂、庑、庭、门等单位建筑组成的宫殿，布局严谨，主次分明，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其形制开中国历史时期宫殿建筑之先河。在各遗址中，居址附近多有灰坑、窖穴、水井等遗迹。一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等作坊址。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在东干沟、东马沟、二里头、东下冯等遗址均有发现。大多为小型墓，目前尚未发现与二里头宫殿基址相称的大型陵墓。这些墓都作长方形土坑竖穴，长2 米左右，宽1 米上下。葬式多为仰身直肢。随葬品以实用陶器为主，常见的有鼎、罐、三足盘、盆、觚、爵、盉等，少者数件，多者十余件。此外还有贝、玉饰件和铜铃等小件铜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少数墓中随葬有铜爵。二里头遗址曾发掘一座较大的墓，墓口长5.2 ～5.35 米，宽4.25 米，有二层台。因被盗掘，仅见少量漆皮、硃砂、蚌饰以及狗骨架和骨片等物，推测原来墓中的随葬品是相当丰富的。东干沟发现的一座墓，死者作蹲坐状，比较少见。各地同类遗址中还经常见到一些没有墓圹的人骨遗骸，其葬式或俯身；或身首异处；或有捆缚、斩割痕迹，一般都无随葬品。两种不同的埋葬方式，说明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存在等级差别。
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 二里头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农具主要是石器，铲、镰的数量较多，斧、
锛、凿等也有出土。另外还有蚌铲、蚌镰、骨铲等。木质的耒耜一类工具也在使用。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马、牛、羊等。农业生产已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饮酒之风比较普遍，一般平民墓中也多用觚、爵等酒器随葬。当时的社会分工更加精细。不仅手工业与农业已经分离，而且在手工业内部，铸铜、制陶、琢玉（石）、制骨以至木工建筑等都已出现专业分工。陶窑在洛达庙、二里头等地发现多座，直径一米左右，窑室都已残损，火门、火膛和窑箅等一般保存较好。火膛作直壁圆筒形，中设长方形土柱以支撑窑箅，箅面有
若干圆孔，附近还出有一些陶拍等制陶工具。玉器有琮、圭、璋、钺和柄形饰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柄形饰上雕琢有规整的兽面纹，纹样与后来在铜器上常见的一致，这是目前已知年代较早的兽面纹样，工艺相当精致。另一件兽面铜牌，用200 多块绿松石镶嵌而成，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也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二里头等地还发现不少经过切割的骨料、半成品和簪、锥、凿、针、镞、鱼叉等骨制品和砺石等遗物，表明制作骨器也已成为单独的手工行业。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是中国已知年代较早的青铜器之一，有爵、铃、戈、镞、戚、刀、锥、鱼钩等。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不少铸铜的坩埚、陶范、铜渣等，东下冯遗址发现有铸器的石范。铜爵的胎壁较薄，表面较粗，无装饰纹样，表现出早期青铜器的特点。工具和兵器都用单范铸造，爵则运用复合范铸成，铸造工艺比较复杂，说明这些青铜器还不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据测定，铜爵的合金成分为铜92%、锡7%，属锡青铜，说明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各地发现的不同形制的墓葬，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等级差别。第三期遗存中发现的宫殿遗址，证明奴隶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的阶级分野十分明显，社会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当时的社会应属早期奴隶制形态，并出现了最初的城乡分野。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出现了文字，目前尚不能肯定。一些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一再发现有刻划的符号（记号），已知有20 多种。其中有的可能就是原始文字，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一文化的乐器有陶埙和石磬两种。此外，还见有卜骨，大多用猪、牛等动物的肩胛骨，上有灼痕。这些遗物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奴隶主贵族的精神生活。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从地层迭压关系和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数据看，二里头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二里
冈期商文化（见郑州商代遗址）。但对三者间的关系，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从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直接发展而来；有人提出二里头文化与王湾类型文化之间实际是同一文化的不同阶段；有人认为二里
冈期商文化是从二里头文化发展而来，后者是二里冈期商文化的直接先驱。但也有人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在同一地区内，时间较晚的文化接受和融合较早文化中的一些因素是正常的现象，从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及二里冈期商文化之间的文化特征的差异等方面看，用一脉相承的说法无法解释，二里头文化应该另有渊源。由于二里头文化早于二里冈期商代遗存，且分布地域与传说夏人活动的地域比较一致，所以人们把它列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之一。不过，对这一问题，学术界的看法也有分歧。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的 4期遗存均早于郑州商城，郑州商城是汤都之亳，所以整个二里头文化都是夏文化；有人指出，二里头文化在第三期遗存中出现了一组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典型器物群一致的器物，表明其年代已经进入商代，所以二里头文化第一、第二期遗存有可能是夏文化。这个问题目前仍在讨论之中（见夏文化问题）。
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文化的典型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南，北临洛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二里头文化堆积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500 年。1959 年历史学家徐旭生在豫西调查时发现，同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发掘并持续至今。发掘工作由赵芝荃主持。遗址面积约为 3 平方公里。二里头文化堆积是遗址的主体，厚达3～4 米。二里头文化之上叠压有商代二里冈期（见郑州商代遗址）文化层和汉代文化层；其下则有庙底沟二期文化和仰韶文化堆积，但遗迹和遗物均很少。已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的遗迹，有宫殿建筑基址、作坊遗址、一般居住址、陶窑、窖穴、墓葬等。
宫殿建筑基址 已发掘2 座。1 号宫殿基址略呈正方形，东西长108 米，南北宽100 米，高0.8 米。基址中部
偏北处，有一长方形台基，其上有一周排列整齐的柱穴，南北各9 个，东西各4 个，间距3.8 米，每个柱穴的前侧还有2 个小柱穴，可能是支撑殿堂的四檐的。据此可将其复原为一座“四阿重屋”式的殿堂，东西长30.4 米，南北宽11.4 米。殿前为广庭，面积约5000 平方米。基址的四周有墙基，墙基的内侧或内外两侧有一排或二排柱穴，可知基址四周原有一面坡或两面坡的廊庑建筑。大门在基址南墙的中部，宽34 米，有柱穴8 个，其间有3 条通道，通道间均保留有建筑遗迹。东北角有小门2，大概是所谓的闱门。这座宫殿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毁于第四期。2 号宫殿基址位于1 号宫殿基址东北约150 米处，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73 米，东西宽58 米。形制与1 号宫殿相仿，殿堂亦建在基址北部的长方形台基上，台基四边有一周柱穴，东西10 个，南北4 个，柱穴内侧有3 间木骨墙房屋，东西通长26.5 米，南北宽7.1 米。基址四周亦有围墙及廊庑建筑。大门位于南墙偏东处，中央为门道，两侧有塾。东廊下还有陶质排水管道。2 号宫殿也建于第三期，第四期继续使用。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从形制到结构都保留了早期宫殿的某些特点，有很多地方为后代宫殿所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开创了中国宫殿建筑的先河。就建筑技术而论，作为主体建筑的殿堂，下有基座，上为四阿式屋顶的宫室和回廊，说明当时的建筑技术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墓葬 遗址中清理出数十座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可分大、中、小 3 种，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大型墓只发现
1 座，位于2 号宫殿遗址的北部，墓口长5.35 米，宽4.25 米，深6.1 米，有生土二层台，已被盗一空。中型墓墓口长2 米余，宽1 米余，有二层台，墓底有清晰的漆棺朽痕和硃砂层，随葬品中有铜器爵、戈、戚，玉器戈、钺、铲及陶盉、绿松石饰、石磬等，此外，还有漆盒和漆豆。小型墓最多，墓口长不过 2 米，宽仅0.6～0.7 米。多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只有陶器，器形有盉、缶、盆、豆、簋、觚、小口尊等。另外还发现不少被弃置在灰坑中的尸骨，有的双手被捆绑，显系被迫致死，可能是被杀后随意处理或与祭祀有关。
遗物 二里头文化的遗物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骨角器和蚌器等。青铜器主要为工具、兵器、礼器、乐
器和装饰品。生产工具有刀、锛、凿、鱼钩等，多用单范或合范铸成。武器有戈、戚、镞，戈的形式为直援曲内，无阑，曲内后端有突起花纹，制作精致。礼器有爵、斝两种，爵的数量较多，都是薄胎、束腰、平底，较早的素面无柱，较晚的有小柱，施简单花纹和镂孔。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容器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都是多范合铸，器身留有范缝，整治不精。乐器有铃。装饰品有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制作精美，表现出熟练的镶嵌技术。玉器基本为礼器和装饰品，大多出自墓葬，器形有圭、璋、琮、钺、戈和柄形器等，其中一件柄形器有上、中、下三组兽面纹，其间饰两组花瓣纹，兽面用单线和浮雕相结合的技法雕成，线条流畅（见彩图）。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一般陶胎较厚，相当一部分陶器表面磨光或涂黑衣。纹饰有篮纹、绳纹、方格纹、弦纹、附加堆纹和各种印纹，个别陶器上还刻划鱼纹、蛇纹、兽面纹等。盛行鸡冠形器耳和花边器口装饰。在大口尊的口、肩部常刻有一、二、三、四等数字和各种符号。器形中，炊器以夹砂罐为主，其次为鼎、鬲、甗和斝很少。食器有盆、豆、簋、三足盘。储盛器有大口尊、瓮、缸、圜底盆、敛口罐、高领罐和汲水罐，酒器有壶、盉、觚、爵、角和杯，陶
器制作都比较工整。石器有斧、锛、凿、铲、刀、镰和镞等，其中斧、刀、镞的数量最多。骨器有凿、铲、刀、匕、镞等工具，也有针和笄等生活用具。此外，还出有漆器和卜骨。
分期 这一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可分为 4 期。第一期陶器的特点是磨光陶、黑衣陶和棕褐陶较多，纹饰以篮纹为主，
器形多为宽折沿，小平底，有浓厚的河南龙山文化的色彩。第二期陶器的特点是磨光陶、黑衣陶和棕褐陶相当多，纹饰以细绳纹为主，器形多窄卷沿和圜底，出现簋和大口尊等。第三期是全盛时期，发现的各种遗迹主要属于这一时期。陶器中灰陶明显增多，陶质坚硬，器表为浅灰色，内壁有麻点，纹饰以粗绳纹为主，器形多为卷沿和圜底，新的器类有鬲等。第四期与第三期相仿，陶器也以灰陶为主，但绳纹更显粗犷，敞口器增多，出现一部分新的平底器。
遗址性质 对二里头遗址的认识，目前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认为这一遗址的二
里头文化第三、第四期遗存是商汤都城西亳，第一、第二期为夏文化遗存。另一种意见主张郑州商城为西亳，二里头文化乃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一处都邑（见夏文化问题）。这个问题还有待继续讨论和研究。最近在距二里头遗址 6 公里的洛河北岸的尸乡沟，发现一座商代早期的城址，年代早于郑州商城，这个发现将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
东下冯遗址
二里头文化的典型遗址。位于山西省夏县东下冯村东北。面积约25 万平方米。1959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调查发现，1974 年起进行发掘。遗址西部有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东、南部发现有二里冈期（见郑州商代遗址）商代城墙和圆形建筑基址，北部有东周时期遗存。该遗址的二里头文化与豫西地区的同类遗存有一定差异，被称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其年代经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1900～前1500 年左右。这一遗址的发现，对于了解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的内涵，以及探索夏文化（见夏文化问题）都有积极的意义。
遗迹 已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的遗迹，房屋有半地穴式、窑洞式和地面建筑 3 种，共30 余座，以窑洞式居址最多。
窑洞就断崖、沟壁掏成，居室平面有圆形、椭圆形和方形3 种，均为穹庐顶，面积在5 平方米左右，内有壁龛和火膛，个别的还有烟道通向室外。门高0.8 米，宽0.5 米。灰坑有100 多座，以袋形和圆形的最常见，也有个别作半月形的，很有特色。水井平面为长方形，两宽壁留有对称的脚窝。陶窑有 3 座，皆在断崖边上掏掘而成，平面圆形，上为窑室，下为火膛，中间的窑箅厚约0.4 米，有箅孔十余个。在遗址中发现内外两重壕沟，除北部因山洪破坏情况不明外，其他部分据钻探平面呈凹形。内壕东西相距130 米，外壕东西相距150 米。皆深约3 米，底宽2～3 米，口宽2.8～6 米。已发掘部分，壕的两壁上有窑洞式居址十余座。墓葬共清理24 座，其中长方形土坑竖穴墓17 座，除 1 座为双人合葬外，余皆单人葬。多随葬1～3 件陶器，未见葬具痕迹。有7 座利用废弃的窑洞式居址作墓穴，都未见葬具，仅1 座随葬大口尊2 件。在灰层和灰坑中还发现人骨架数具，均无随葬物品，有的尸骨不全，反映死者生前社会地位低下。
遗物 二里头文化的遗物有石、骨、铜、陶等不同质地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兵器、乐器等。青铜镞、凿和石
范的出土，表明当时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但生产用具仍以石质的铲、镰、刀、斧为主，另外还有一部分骨制的工具如铲、镞、匕等。出土的石磬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石磬之一，但仅打琢成型而未经磨制，仍带有较多的原始性。生活用器以陶器最普遍，计有鬲、斝、甗、 鼎、罐等炊器，尊、盆、簋、豆、 罍等用器和爵、盉等酒器。此外还出有刻花骨器和不施钻凿的卜骨等。
分期 东下冯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陶器，与豫西地区发现的基本一致，但又有一定差异。这里鬲多鼎少，以蛋形三
足瓮最具特色，不见三足盘、澄滤器和觚等。东下冯类型可分4 期：一期陶器以褐色居多，灰陶较少，器形有罐形鼎、鬲、单耳罐等；二期以后则灰陶占绝大多数，二期器形为盆形鼎、鬲、大口尊、深腹罐等；三期深腹的罐、盆最多，盆多敞口、双鋬、凹底；四期深腹罐衰落，鬲裆较矮，新出现了与二里冈期商文化极为相似的实足尖薄胎鬲。陶器纹饰有绳纹、弦纹、附加堆纹等，时代越晚，绳纹所占比例越大。一至四期的陶器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这在各种器形的演变上表现得相当清楚。
商代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二里冈遗址（见郑州商代遗址）、郑州商城）、盘龙城遗址、殷墟（小屯宫殿遗址）、
台西遗址、大辛庄遗址、吴城遗址）
郑州商代遗址（二里冈遗址（见郑州商代遗址）、郑州商城）
郑州商代遗址
商代中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城内及郊外，总面积达25 平方公里。1950 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发现，同年起由安金槐主持发掘。1959 年出有考古学专刊《郑州二里冈》。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1500 年左右，早于安阳殷墟，因此它的发现对认识商代中期文化的特征及研究商文化的渊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961 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化分期 郑州商代遗址的文化遗存以在二里冈发现的最早，也最具代表性，所以一般称之为“二里冈期商文化”。
根据该地点的地层堆积与包含物的差异，二里冈期又包括二里冈下层与二里冈上层早晚两期遗存。在郑州人民公园发现二里冈期遗存被压在殷墟文化层之下，证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年代要早于殷墟。此外，在南关外、洛达庙等地，还发现了早于二里冈期的南关外期与洛达庙期商文化，后者是与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四期遗存相当的早商文化遗存。但是整个遗址的内涵仍以二里冈期遗存为最普遍、最丰富。
城垣与宫殿遗址 规模宏大的郑州商城位于遗址中部，平面近长方形，四周有夯筑的城墙，周长约7 公里。在
商城城内东北部，发现了二里冈期的宫殿遗址。基址均用红土与黄土夯筑而成，大者达2000 余平方米，小的也有100 余平方米。台基平面多呈长方形，表面排列有整齐的柱穴，间距在2米左右，柱穴底部往往有柱础石。有的台基表面还有坚硬的“白灰面”或黄泥地坪。在这些宫殿基址的附近，曾出土青铜簪、玉簪和玉片等其他地点少见的遗物。在宫殿区内，发现有一条南北向的壕沟，宽1.4 米，深0.9 米。在已发掘的长约15 米的一段壕沟中，发现了弃置的近百个人头骨。这些头骨大多被从眉部与耳部锯开而成瓢形。另外在宫殿区东北部较高地带，发现了3 排8 个狗坑，最多的一坑中埋狗23 只，最少的6 只，总计92 只。在一个坑的底部还埋有人骨架2 具，另一狗坑中出有夔龙纹的金叶装饰。这些遗存可能与宫殿区内进行的祭祀活动有关。此外，遗址内还发现有小型的方形或长方形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居址。
手工业作坊遗址 在商城周围发现有与商城同时的铸铜、制陶、制骨等作坊遗址4 处。铸铜遗址有城南的南关
外、城北的紫荆山两处。都发现有小型房基、窖穴、水井、壕沟等，并出土了不少与铸造青铜器有关的坩埚碎块、陶范碎块、铜渣、木炭屑以及铜器、砺石等遗物。坩埚是在粗砂质厚胎陶缸和陶大口尊外涂草拌泥制成。已发现的陶范有铸造?、刀、镞、锥、簪、鼎、鬲、斝、爵、觚等铜器的内范和外范。其中以?、刀、镞范的数量最多。南关外铸铜遗址多出?范，似以铸造铜?为主；紫荆山铸铜遗址则以铸造铜刀、镞为主。这表明在当时的铸铜手工业内已有某些分工。制陶作坊址在城西1300 米处的铭功路西。在已揭露的1400 平方米内，发现陶窑14 座以及小型房基、工作台面、窖穴、水井、壕沟等遗迹。出土物中包含有大量陶片、烧坏变形的废品及制陶用的陶拍、陶杵、陶印模等。印模上刻有饕餮纹、夔纹、方格纹等不同的装饰纹样。此外还有一些尚未烧制的泥质陶盆坯等。制骨作坊址在紫荆山北， 出土了很多锯割过的骨料、 废料，锥、簪、匕、镞等半成品和成品， 以及粗、细砺石等。 据鉴定，在所用的骨料中，除了牛、猪骨外，还有人的肢骨。
墓葬与窖藏 在白家庄、铭功路、杨庄、人民公园、南关外等地，发现了100 余座二里冈期的中、小型长方形土
坑竖穴墓。小型墓中多用鬲、盆、豆、爵等陶器随葬，中型墓则随葬有鼎、鬲、斝、爵、觚、尊、盘等青铜礼器和少量玉器、象牙器、原始瓷器等。在一座中型墓的二层台上殉有一人，腰坑内埋一条狗。在商城西墙外的杜岭和商城东南角外各发现一处铜器窖藏。杜岭铜器窖藏深6 米，出土大方鼎2 件，即著名的杜岭方鼎，还有鬲1 件。方鼎之一高100 厘米，重86.4 公斤，是郑州商代遗址所出最大的一件青铜礼器。另一件方鼎高87 厘米，重64.25 公斤。两鼎腹壁和四足外侧均饰有饕餮纹与乳丁纹。城东南的窖藏中出土铜器13 件，计有大方鼎2 件，大圆鼎1 件，扁足圆鼎、觚、牛首尊各2 件，羊首罍、提梁卣、盂和盘各1 件。 这些铜器的器表大多饰有饕餮纹。两件大方鼎的形制、大小、装饰等均与杜岭方鼎一致。大圆鼎、提梁卣等在郑州商代遗址中都是首次发现。这些铜器应是商王室使用的礼器。
遗物 出土的遗物以陶器最多，青铜器、石器、骨器次之，并有蚌器、玉器、原始瓷器、印纹硬陶、白陶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