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器等。陶器有鬲、甗、斝、罐、簋、豆、大口尊、瓮和觚、爵等。一些泥质陶器的表面往往饰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方格纹、圆圈纹等纹饰。原始瓷器多施青绿色釉。白陶器发现很少。青铜器有工具、礼器、乐器等。器形有?、铲、刀、钻、鱼钩、 簪、鼎、鬲、斝、罍、尊、盘、卣、盂、觚、爵、盉以及戈、镞等，品种、数量均比二里头文化时期有明显的增长，铸造工艺也有进步，充分说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过，在生产领域之内，石器仍然起重要的作用，有刀、镰、斧、锯、锛、凿等。卜骨出土的数量较多，但刻字者仅有3 片，刀法与殷墟的甲骨文相似（见商代甲骨）。此外，在陶大口尊的口沿上也常有刻划的陶文与记号。出土的猪、羊、龟、鱼、虎头、人坐像等陶塑制品，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雕塑工艺水平。
问题与展望 郑州商代遗址面积大，遗迹多，特别是城垣与宫殿的发现，表明这里是商代的一个重要都邑。但究
竟是商代哪一个王的都城，学者们意见尚不一致。有人认为是仲丁所建的隞都，属商代中期；另有人认为是成汤所居之亳，属商代早期。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地望之争，实际上涉及到对商文化及早商文化特征的认识问题。目前仍在讨论中。
郑州商城
商代中期都城。遗址座落在郑州商代遗址中部，即今河南省郑州市区偏东部的郑县旧城及北关一带。城墙始筑于商代中期的二里冈期下层，使用到二里冈期上层，东墙夯土层内木炭的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为距今3570±135 年，据此可知其上限约当公元前1620 年前后。1955 年由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发现并开始发掘。城平面为长方形，城垣周长6960 米。其中南墙与东墙各长约1700 米，西墙长约1870 米，北墙长约1690 米。墙基最宽处达32 米，地面上残留最高约5 米左右。城周共有缺口11 个，有的可能就是城门。城墙采用分段版筑法逐段夯筑而成，每段长3.8 米左右，夯层较薄，夯窝密集，相当坚固。在城墙内侧或内外两侧往往发现夯土结构的护城坡。商城内分布有大面积的商代文化层及房基、水井等各种遗迹。城内东北部近40 万平方米的较高地带，发现有大、中型夯土台基建筑遗存，应是商代大贵族居住的宫殿区。城外还有同时期的居民区和铸铜、制陶和制骨手工业作坊遗址以及中、小型墓地。根据文献记载与前人考证，不少学者认为它是商代中期“仲丁迁于隞”的隞都；也有人认为是商汤所都的亳。郑州商城的发掘，对于研究商代历史和古代城市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盘龙城遗址
商代中期城市遗址。位于湖北省黄陂县叶店。年代约为公元前15 世纪前后。据发掘资料，此地最迟在商代二里岗下层（见郑州商代遗址）时已有居民，至二里岗上层时发展迅速，修筑上、下两层宫殿，并与上层宫殿同时修筑城墙，到商代后期急剧衰落。遗址于1954 年发现，1974、1976 年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进行较大规模发掘。这一发现对了解商文化的分布、城市性质、宫殿的形制和建筑技术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城址概述 古城位于府河北岸高地偏东南部。平面略呈方形，南北约290 米，东西约260 米，中轴线方向为北偏
东20°。城垣至1954 年保存还比较完好，四面中部都有一缺口，可能即是城门。现今南、西垣及北垣西端尚存有高出地面约1～3 米的夯土残垣。城垣的夯筑技术近于郑州商城，是以每层厚8～10 厘米左右的夯土筑出主体，内侧又有斜行夯土用来支撑夯筑城垣主体时使用的模型板，说明用立柱加夹棍并以绳索固定模型板的夯筑技术尚未出现。推测城垣原为中间高耸而内侧有斜坡以便登临，外侧较陡以御敌。城垣外有宽约10 米、深约4 米的城壕，壕内侧往往高出外侧1 米以上。在城南壕沟底部曾发现桥桩的柱穴，可知当时是架桥通过的。在城北和城南有2 处居住遗址，城东分布有当时的墓地。
宫殿基址 城内东北部高地上有宫殿基址。下层宫殿建在生土上，营建上层宫殿群时，则先将东西60 米以上、
南北约100 米的地段平整，筑成高数十厘米至1 米以上的大型夯土台基，再在上面修筑宫殿。已发现3 座前后并列、坐北朝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中的1 号、2 号基址已经发掘。1 号基址长39.8 米，宽12.3 米，有高出地面20 厘米以上的夯土台基，台基上部已遭破坏，但建筑物的柱穴与墙基仍基本保存。台基四周的外沿各有一排大檐柱穴，东、西两侧各5 个，南边20 个，北边17 个，前后并不对称，推测当时可能在柱头架檐檩，再在其上架设大叉手以承托脊檩和房顶。房顶苫茅草。檐柱径达半米左右，埋在深70 厘米的地下，底有大石块柱础。檐柱前部两侧有直径较小、埋得较浅的挑檐柱穴，可知房顶是出檐的。整个建筑面宽38.2 米，进深11 米。中心为四间横列的居室，四壁都是木骨泥墙。四室通面宽33.9 米，进深6～6.4 米。中间二室面宽略大，各室南面各有一正门，中间二室北壁又有后门。在四室与檐柱之间，形成一周宽敞的外廊。有人把它复原为一座“茅茨土阶”的“四阿重屋”，即四坡顶
重檐的木构建筑物。2 号基址南距1 号基址13 米，建筑技法相同，但檐柱前后左右对称，估计顶上的梁架结构当比 1 号基址整齐。因基址破坏较甚，各室原来有无木骨泥墙间隔已不能确定。从周代以后的“前朝后寝”的宫廷建筑制度考虑，2 号基址可能是只有一个大厅的“前朝”部分， 其北面的1 号基址则是“后寝”部分，在这个基址的西侧还发现有陶管相接的排水设施。
墓葬 在城南的王家嘴，城北的杨家湾，城西的楼子湾和城东的李家嘴等地，皆有商代的文化堆积，但不见大型
建筑基址，当为一般居民区和手工业区。后三个地点有许多商代二里岗期的墓葬，随葬青铜器的贵族墓则主要集中在李家嘴一带。已发掘的10 多座墓可分为3 类：①李家嘴的大贵族墓。如李家嘴2 号墓，墓口为3.67 米×3.24 米，残深1.41 米。有精致的雕花木椁，外壁阴刻饕餮纹和云雷纹，阴线内涂朱，余者涂黑。椁内有棺。底有腰坑，原有殉人或殉狗，但骨骼已朽尽，不能辨识，只剩被打成三截的大玉戈。雕花木椁之外另殉3 人，其一被肢解；一为小孩；另一成人有刀、锛、锯、凿等青铜工具和铜镞随葬，大概是手工奴隶。墓主的随葬品有鼎、?、甗、鬲、圈足盘、小盘、罍、盉、斝、觚、爵等青铜礼器23 件，还有钺、戈、矛、刀等青铜武器和戈、笄等玉器，陶器有鬲、罐、大口器及印纹硬陶的尊、瓮等。铜器的形态及纹样属典型的二里岗上层风格。该墓是商代中期规模最大、随葬品最多的墓葬之一，墓主的社会地位应是较高的。②楼子湾一带的普通贵族墓。 墓圹长2.6 米、宽1.2 米左右，皆有棺、椁和腰坑，腰坑内殉狗一只。随葬品为青铜的鼎、斝、觚、爵、鬲等，但每个死者只用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另外往往有戈、镞、斧、锛等青铜武器、工具、石镰等农具，鬲、缸等陶器和尊、瓮等原始瓷器随葬。③杨家湾一带的平民墓。墓圹窄小，往往宽仅40 厘米，长 2 米左右，有棺无椁，但有殉狗的腰坑。随葬品主要是很少的陶器，有时也有1 件小型青铜礼器如爵。
历史地位及文化性质 遗迹的分布状况表明，城内仅有宫殿，具有宫城性质；城外则是居民区和手工业区。
反映这一古城尚属早期城市的形态。盘龙城遗址在城墙的夯筑技术、埋葬习俗、陶器特征、青铜工艺、玉器风格等方面，均同黄河中游的二里岗上层文化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而宫殿的营建手法则同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安阳小屯宫殿基址的建筑技术属于同一个传统，这证明商代中期时商文化确已分布到此地。但这里红陶缸的比例远远大于黄河中游，说明仍具有自己的特色。同处长江中游的湖南石门皂市、江西清江吴城等同时期的遗存，虽曾直接或间接受到二里岗上层文化的强烈影响，但皂市遗址中的大量灰白陶和吴城遗址中的大量印纹陶，均系本地原有早期文化因素的继续。而盘龙城遗址的内涵，则基本为二里岗上层文化因素，属商文化系统。此地大概是商人在长江之滨建立的一个重要方国。
殷墟（小屯宫殿遗址）
殷墟
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又名殷虚。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面积约24 平方公里。据文献记载，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整个商代后期以此为都，共经8 代12 王、273 年。年代约当公元前14 世纪末至前11 世纪。遗址发现于20 世纪初，1928 年开始发掘。1961 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殷墟的发现 1899 年，王懿荣首先在被称为“龙骨”的中药上发现契刻文字。其后罗振玉等通过调查，弄清了甲
骨文出土于今安阳市的小屯村，并在甲骨卜辞上发现了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明其为商代甲骨。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王亥、王恒、上甲等商代诸先公进行考证，证实《史记》、《世本》所记载的商王朝世系是可信的；同时根据受祭的帝王有康祖丁、武祖乙、文祖丁（即康丁、武乙、文丁）之称，确定帝乙之世尚建都于此，从而确定《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自盘庚迁殷至纣之亡“更不徙都”之说符合历史事实。这一见解为大多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所赞同。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纠正了自唐代杜佑的《通典》、宋吕大临的《考古图》起，出现的安阳西北五里、洹水之滨为河亶甲城的误传，证实《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为殷墟的记载是正确的。这样，以商代甲骨的发现为契机，商代后期的王都遗址──殷墟遂告发现，并开始了发掘和研究。
发掘简史 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负责殷墟的发掘工作。主持发掘的主要有李济、
梁思永等人。自1928 年10 月至1937 年6 月，10 年内共发掘了15 次，取得了较大收获。这15 次发掘可分为3 大阶段。第1 阶段（1928～1934 年春）共进行9 次发掘，主要收获有：在小屯东北揭露出商代夯土建筑基址；根据高楼庄后冈的地层叠压关系，弄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年代关系；在高楼庄后冈发掘出一座有两条墓
道的大墓，提供了寻找商代王陵的线索，经过调查，认为侯家庄西北冈可能是王陵所在地。第2 阶段（1934 年秋～1935 年秋）在侯家庄西北冈进行了3 次发掘，在西北冈西区发掘大墓7 座，方坑1 个。7 座大墓都是4 条墓道的大型墓，包括著名的1001 号、1004号墓。在东区发现大墓3 座，大墓周围分布有1200 多座小型墓和祭祀坑，小墓排列整齐，从布局看，当与大墓有密切关系。这些大墓规模宏大，虽经多次盗掘，仍出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因而断定这里即是商代王陵所在地（见侯家庄商王陵区）。第3 阶段（1936 年春～1937 年6 月），继续在小屯村东北发掘3 次，主要为寻找商代建筑基址，弄清分布与组合关系。共发现基址34 座，包括宫殿和宗庙遗址。发掘的127 号坑中，出土刻字甲骨1.7 万多片，其中绝大部分为卜甲。上述15 次发掘，丰富了商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资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恢复殷墟发掘工作。1950 年春郭宝钧主持发掘了武官村大墓。1961年，划出了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和殷墟外围。30 多年来，殷墟的发掘工作主要是由郑振香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进行的。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第 1 阶段（1950～1970）主要是配合基本建设，在一般保护区内钻探、发掘，工作地点比较分散。重要收获有：武官村大墓的发掘；在小屯村西发现一条长750 余米的灰沟；在苗圃北地发现规模较大的商代铸铜遗址；发掘后冈祭祀坑，内埋砍头人架和铜礼器、武器等，出土的戍嗣子鼎有铭文长达30 字，在商代铜器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在大司空村南地发现贮存骨料的窑穴及与制骨有关的居住遗存；另外在居住遗址周围还发现有比较密集的平民墓葬。第 2 阶段（1971～1982）除配合基本建设在殷墟一般保护区和殷墟外围进行工作外，先后在后冈、小屯、武官村和侯家庄3 个重点保护区内发掘。主要收获有：1971 年，在后冈发掘商墓30 多座，其中带墓道的大墓3 座，另有祭祀坑1 座；1973 年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土刻字甲骨4 千多片，根据层位关系，证明商代甲骨中的“?组卜辞”属武丁时代；1976 年在小屯村西北发现10 多座夯土基址，有的与祭祀有关，妇好墓和17 号、18 号墓的发现，说明武丁时代前后这一带曾被作为墓地；同年在武官村北地、前小营西地，发现祭祀坑250 座，发掘了其中的191 座；1978 年春，在殷墟西区1217 号墓东墓道之北，发掘甲字形大墓1 座，是王陵区内新发现的1 座早期墓葬；在大墓之南，发掘到为数较多的马坑，内多埋1 人2 马，另发现1 具小象骨架；1969～1977 年，在殷墟西区发掘939 座墓葬，其中甲字形大墓5 座。另有车马坑6 座。这批墓葬数量多，分布特点明显，对研究商代的埋葬制度较有意义。
分期与年代 殷墟文化的分期问题早已提出，30 多年来，考古工作者进行了研究，在甲骨、铜器等方面成果尤
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郑州商代遗址和殷墟的发掘，为解决殷墟文化的分期奠定了基础。50 年代末即有学者进行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1959 年，根据大司空村的发掘，将殷墟文化分为两期，后随发掘资料不断增加，在此基础上又分为4 期，即大司空村一至四期。小屯和其他地点的发掘，证明这4 期遗存基本上代表了殷墟文化的发展序列。各期的主要特征是：①第一期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红陶和刻纹白陶等。花纹多为绳纹。炊器除鬲外，还有夹砂罐。有一种陶鬲呈长方体，裆与实足较高，饰粗绳纹，另有一种小口窄沿、鼓腹的鬲，饰细绳纹兼环络纹。其他器物有豆、簋、盆、圜底罐、大口尊等。铜器种类较少，食器仅见鼎一种，酒器有斝、爵、觚、罍、瓿等，花纹以饕餮纹为主，也有夔纹，未见铭文。②第二期陶器亦以灰陶为主，红陶极少，刻纹白陶多见。一般实用陶器大体继承第一期。长方形陶鬲腹稍深，三足较矮，胎变厚，绳纹变粗，饰环络纹鬲盛行。罍、瓿少见，出现圈足大口尊及将军盔形器。铜器在继承第一期的基础上有很大发展，新出现罐形鼎、鬲形鼎、甗、?、壶形盉、方爵、卣、斗等，纹饰方面，出现了蝉纹、蚕纹、云雷乳钉纹、变形夔纹及三角纹等。少数铜器出现铭文，多为族徽及其他图形文字，笔道刚劲，无波磔。③第三期陶器变化较大。绳纹普遍加粗。陶鬲近方体，裆与实足较矮，胎厚，绳纹粗，出现了侈口高颈、表面饰细绳纹的鬲和形体较小、表面饰弦纹的小陶鬲。常见弦纹簋，新出现一种饰三角绳纹的陶簋，此外有豆及泥质红陶的圜底罐等。铜器亦发生很大变化，一期习见的锥足鼎绝迹，柱足鼎、罐形斝、凸底爵常见，方罍、方彝、觚形尊、觯、贯耳壶、附耳盂等在此期内渐盛行。花纹种类如前，但细部有较大变化，三角纹普遍。有铭铜器仍少，铭文笔道开始有波磔。随葬明器增多。④第四期陶器中泥质红陶增多，除盛行三角划纹外，新兴网状划纹。陶鬲体扁宽，矮裆，无实足尖，表面饰粗绳纹，高颈鬲和饰弦纹的小鬲裆也变矮，实足较小。弦纹簋已不见，表面饰三角绳纹的簋为数最多。灰陶豆不见，出现较少的直口浅盘、圈足较细的釉陶豆，红陶罐增多。除上述器类外，还有瓮、罍、瓿等。用于随葬的陶器多为明器。铜器主要继承三期特征，但也有其自身特点。此期兽足鼎出现，鼎、甗的腹部相对变浅，酒器中盛行壶形盉、分裆斝、觚形尊等。铜器铭文变长，字数有达数十字者，笔道多有波磔。殷墟文化4 期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但对各期具体年代考古学界的意见有所不同。如第一期偏早阶段，多数学者认为属于盘庚迁殷以后；有的学者则认为殷墟文化第一期，实际与郑州二里冈上层属同一阶段，应称之为“早商文化晚期”。对其他各期年代下下限的看法也略有出入。大体而言，殷墟一期年代约当甲骨第一期以前，属盘庚、小辛、小乙时代，下限或可晚到武丁时代；殷墟第二期相当于甲骨第一、二期的年代，即武丁、
祖庚、祖甲时代；第三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三、四期，即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第四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五期，即帝乙、帝辛时代，但个别遗存的年代也可能晚到西周初年。
范围与布局 通过多年的调查与发掘，殷墟的范围和布局已大体搞清。东起郭家湾，西至北辛庄，长约6 公里，
南起苗圃北地，东北至三家庄，宽约4 公里，总面积约24 平方公里。其中，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东北地为商代宫殿、宗庙区，在其周围还分布有手工业作坊，一般居址和平民墓地等；恒河北岸的侯家庄与武官村北地是王陵区。殷墟外围发现有简陋的地面式房基，可能是一般贫民居处。以小屯村东北地为中心的宫殿宗庙区，已发掘夯土建筑基址53 座，分为甲、乙、丙3 组。甲组基址15 座，分布在遗址的北边，东、北两面滨临洹河，以东西向的为主，有东西成排分布的特点。乙组基址21 座，位于甲组基址之南，门多向南，多数面积较大，其中最大的乙八基址南北长85 米、东西宽14.5米。这组基址大都互相连接，叠压关系比较复杂，基址之间的年代关系不甚清楚。丙组基址在乙组基址西南，共17 座，门向南的9 座，向东向西的各4 座，面积均较小，排列颇对称。有一些葬坑打破基址，大概是基址废弃之后埋入的。乙、丙组基址附近均有与祭祀有关的现象。关于3 组基址的年代，发掘者认为甲组最早，乙组次之，丙组最晚（见小屯宫殿遗址）。在小屯村北曾发掘到地穴式、半地穴式房基各一座，出土长方形、条形砺石260 余块，表面磨平，绝大多数无使用痕迹；锥形和弯锥形半成品600 余件，多残断，表面留有刮削和锉痕；另有少量经过不同程度加工的玉料、石料及少数雕琢精致的艺术品。房基底部方坑中出土有“王乍?弄”的鼎盖，从出土遗物看，此处当属商王室制造玉石器的作坊，年代约相当帝乙、帝辛时代。这一带的居住遗存比较复杂，有各期的夯土基址，有第二期墓葬及与祭祀有关的建筑物，还有较多的窖穴。基址面积较小，一般长5～10 米左右，其中有些保存灶坑或烧土面，可能是贵族居住地。这片基址以西约40 米处，有一条很大的灰沟，经钻探长约750 米，宽7～21 米，深5～10 米，由西南蜿蜒向东北，当是人工防御设施。小屯村南约0.5 公里的苗圃北地发现有铸铜遗址，其面积约1 万平方米，从出土的陶范看，以铸造礼器为主。在遗址东部发现与铸铜有关的建筑基址，遗址西部有小型长方形房基，内多有灶。年代约自武丁早期延续到商末。另外在薛家庄、孝民屯西地也发现铸铜遗址，前者所出陶范也以礼器为主；后者面积不大，出有礼器和矛、?等的陶范。在北辛庄南发现一处帝乙、帝辛时期的制骨作坊遗址，出土很多骨料、半成品和成品。制作的骨器有凿、锥、镞和笄等，以锥和笄为多，骨笄有的用一块骨料雕刻而成，有的则将笄帽与杆分别制成后再套合在一起。在大司空村南地也有一处较大的制骨作坊遗址，曾发现贮存骨料的窖穴和与制骨有关的地穴式房屋遗存，所制骨器有锥、镞、笄等，以骨笄所占比例最大，其年代约从廪辛、康丁时代延续到商末。在前述居住遗址和铸铜、制骨等手工业作坊的周围分布有同时期的墓葬。以孝民屯为中心的殷墟西区，则是比较单纯的墓葬区，以小型墓为主，年代多属三期以后。已发掘的939 座墓可分为8 个墓区，各区分属不同的“族”，具体表现了商代“族墓地”的埋葬制度。性质相同的墓地还见于大司空村和后冈两地。在洹河北岸
的侯家庄商王陵区，已发掘大墓13 座，内有多量的殉人和人牲。在武官村大墓之南有排列密集的人祭坑，发掘者认为，这一带应为商王室祭祀祖先的场所（见西北冈祭祀坑）。
遗物 出土遗物以陶器数量最多，其他有铜器、玉器和石、骨、角、蚌、象牙器等。商代在制陶技术方面有新的
发展，除夹砂灰陶、红陶和泥质灰陶、红陶之外，还出有刻纹白陶、硬陶和原始瓷器等。白陶多出于墓内，用高岭土制成，胎质细腻、坚硬、洁白、精致。器形有簋、豆、罍、壶、瓿、斝、觯、大口尊等，形制及纹饰多仿铜器。纹饰有饕餮纹、夔纹、钩连雷纹、蕉叶纹、乳丁纹、弦纹等，附加堆纹仅见于大口尊上。硬陶中早期常见大口直腹圈足罐，盖为覆钵形，有钮。武官村北地229 号墓中所出者呈浅灰色，形制及纹饰独具特征；晚期仅发现有灰色和棕褐色小罐，肩部有的有乳钉，制作较精致。原始瓷器在第四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均有出土，胎质灰白，质地坚硬，渗水性很小，表面有绿釉或棕褐色釉，器形以浅盘细柄豆和罐所占比例最大，纹饰是上釉前刻划或拍打在陶胎上的。白陶、硬陶及原始瓷器为数都很少，大概是供贵族使用的。青铜器有礼器、武器、工具和车马器等，为数相当多，在铸铜技术上也有不少创新。殷墟第一期的铜礼器有鼎、鬲、斝、觚、爵、瓿、尊、盘等，与郑州二里冈上层墓葬所出类别比较接近。但器物形制、纹饰均有变化，且出现了二里冈期未见的瓿。第二期铜器的类别显著增加，如妇好墓出土的三联甗、分体甗、汽柱甑形器、?、盂、卣、方彝、偶方彝、鸮尊、圈足觥、四足觥、方罍、方壶、方斝等。铜器的纹饰也较复杂多样，多采用主纹浮出于地纹之上的复层花纹，扉棱和兽头也较普遍。青铜武器有戈、矛、刀、镞、钺及用于防护的胄，随年代的不同，戈的形式有直内无胡、直内短胡、短胡一穿、短胡二穿等形式。青铜工具有斧、锛、铲、削。车马器有衔、镳、軎及各种饰物。此外还出有弓形器、铃等。当时，分铸法已普遍被采用，一种是先铸器体，在器体上铸突起物或预留铸出孔，再将附件附在器体上，浇铸铜液后合为一体；另一种是先铸附件，将附件嵌入器体范中浇铸成形。殷墟时期已出现重100 公斤以上的重器，杰出的代表即司母戊鼎。铭文一般为作器者的私名或族名，有的有受祭者名；还有的记载作器原因，并附记年月日；少数记有比较重要的历史事实，反映商代晚期记事文字有所发展。殷墟曾出土大量玉器，可分为礼器、武器、工具、用具和各种装饰品等。礼器又称瑞玉，有琮、璧、环、瑗、玦、璜、圭、璋等，妇好墓还出有玉簋、玉盘，但大概仅用于祭祀；武器工具类有戈、矛、戚、钺、刀、镞和斧、锛、凿、锯、镰、纺轮等，除少数锯和镰、小刻刀、纺轮为实用器外，其余都无使用痕迹，当为礼仪性用具；此外还出土一些不同用途的小型实用器，如调色盘、玉梳、耳勺、玉匕等；装饰品有笄、镯、坠饰、串饰以及雕琢成各种动物形象的艺术品等（见彩图）。佩饰上钻有小孔或榫槽，可供插嵌或镶在其他器物之上。艺术品则多小型圆雕，无孔眼或榫。玉石人像不仅是艺术品，也是研究商代的发饰、衣冠、坐姿、人种特征的宝贵资料。商代晚期的琢玉技术已相当成熟，开料、钻孔、雕琢、抛光等均有较高水平。一些墓内还出土玛瑙、绿晶、绿松石、孔雀石等宝石制品，其中较重要的有绿晶雕制的猴、孔雀石雕制的人和动物。石器所用石料有大理岩、硅质板岩、石灰岩、泥质灰岩、碳酸盐岩和蛋白石等，以大理岩制品最为精美，有些雕成礼器，如豆、带盖盂、觯、瓿及小型的罍、壶、罐等， 1003号墓曾出土1 件石簋断耳，上刻12 字铭文。大型石雕艺术品则有圆雕饕餮、鸮、对尾双兽和兽头等，圆雕的饕餮和鸮背后有长方形槽，推测是建筑物上的装饰品。妇好墓所出刻“司辛”二字铭文的石牛，可能是祭品。其他质地的石器，有杵、刀、镰、斧和磬。石磬制作较精致，有少数刻有花纹，如武官村大墓所出的虎纹大磬、在小屯采集的龙纹石磬等。骨角器有武器、工具、日用器和装饰品。武器只见有骨镞，工具和日用器有凿、铲、锥、刻刀、梳、匕和勺等，装饰品有蛙、管、环、觿等。所用骨料以猪的小腿骨所占比例最大，骨匕则用牛肋骨为原料，表面一般磨光，骨笄花纹较多样，刻刀、匕和勺的花纹也较精致，骨蛙造型逼真，有小孔，当为佩饰。蚌器发现较少，多为刀、镰、铲等，另有蚌泡、蚌片等镶嵌饰物。象牙雕刻纹饰多较精致，但过去发现完整器形很少。妇好墓出土的3 件象牙杯，两件成对，通体饰雕琢精细的花纹，并镶嵌绿松石，极为美观；另一件较大，有流有鋬，通体雕琢精细的饕餮纹和鸟纹，鋬上端饰饕餮纹，下部作头向上的虎形。丝麻织物仅见残片，多粘附在青铜器表面，残存面积一般仅数平方厘米。经鉴定麻织物有细麻布和粗麻布，丝织品以平纹绢为多，另有少数大孔罗和回纹绮。
历史地位 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相当于这一阶段的遗址分布较广，河南省北部、西部和南部发现的商代遗址
或墓葬，河北省磁县、邢台的商代遗址，所出陶器均与殷墟接近；藁城台西遗址晚期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早期，所出陶器与铜器有明显的殷墟影响；晋西北一带发现的商代铜器群，大部分礼器与殷墟早期的同类器比较接近，反映了武丁前后与这一地区的方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见石楼铜器群）；山东省境内的商代遗存，如济南大辛庄遗址、益都苏埠屯商墓等，文化面貌均与殷墟接近；在南方的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区的同时代遗址中，均可不同程度地见到殷墟文化的成分。由此可见，商王朝的领域和其影响所及的范围是相当大的，而殷墟则代表了商代晚期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50 多年的殷墟发掘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大量的遗迹有助于人们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