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化模式的另一功能优势便是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上，在以往城市基层权力结构下，公共服务资源只能下沉到街道一级，“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级布置的各种难缠事务的具体执行都落到了街道头上，面对面积过大、人口过多的社区，街道仍沿用行政化控制手段，自然难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提供效率，而处于上级的条线部门又可以凭借其分工权限的制度设置，相互推卸责任。网格化模式则是将公共服务的权责直接下沉到社区，在街道和社区之下建立了一个更小的执行单元——网格，将过去各自为政的资源重新整合并合理配置，这无疑有利于公共服务的提供效率。
2、网格化模式的局限
网格化模式之所以能够体现出上述诸项优势，主要源于政府行政力的下沉。面对当前社会群体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的局面，网格化模式的推出体现了政府基于全面掌控基层秩序、实现社会稳定的心态。通过社会管理的下沉，将城市社区个体纳入到社会行政管理体系当中，所体现的仍是传统的“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治理思维。在这一意义上，网格化管理在本质上仍然是技术治理背景下行政科层化力量的进一步展开。它是在未触动原有“街道——居委会”体制的前提下在网格——社区之下细化出的微小单位——实现的一次行政资源和服务资源的整合。从网格化模式的制度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其三大功能中，仍是以社会控制作为目标的。正是因为如此，因缺乏社区力量的参与，在基层管理的权力结构上，它并没有实现由“垂直结构”向“平面结构”的转变，这使得它在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方面，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1）从社会公共服务层面来说，网格化所能提供的服务较少，服务面较窄，
带有很强的执行行政任务的色彩，其持久性令人怀疑。尽管在网格中几乎投入了街道——社区所能掌握的所有行政资源，但仍距城市基层全面的公共服务型治理甚远。也就是说，网格化模式中社会管理的“下沉”中，行政责任的下沉多，而服务资源的下沉少。技术治理改革的主要特征在于目标责任和量化考核，但是它并不能打破条线部门的科层结构和信息资源的垄断地位，而全面的公共服务治理仍有赖于条线部门的权责在宏观意义上的横向整合与联动，而网格化显然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2）从社会管理层面来说，由于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实质是政府行政力的强力下沉，将国家政权力量向基层社会的延伸，刚性的行政力是其维系的核心，运作结构缺乏弹性。网格化模式主要着眼于社会秩序的控制，它所代表的社会管理的下沉，实质上仍是政府行政力的下沉。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内，行政力尽管带有强制性色彩，但因其具有官方合法性权威，当面对重大突发性社会事件时，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往往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一般来说，社会秩序可分为自然秩序和创制秩序。自然秩序是指在农业社会基于地缘、血缘等天然纽带而形成的自然均衡的状态，而创制秩序则是指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由于社会的复杂化使得由承担统治职能的组织（即政府）来提供合理性秩序的状态[③]。从这一角度来说，网格化模式所代表的基层秩序是一种创制秩序。但是在当前的社会背景（即所谓后工业社会）下，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程度迅速提高，极大的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尽管如此，使创制秩序越来越精细化以加强其社会控制功能，却绝非问题解决之路。事实上，社会的复杂性与有机性往往是同步增长的，具有高度复杂性的后工业社会挑战着原有的创制秩序的合理性，却也蕴含着基于合作行动和服务需求原则的更紧密的社会联接因素，而任何加强原有社会秩序的做法都会使这种新的社会联结遭到破坏，导致社会不断出现各种危机事件，增加治理难度。因此，新的社会秩序必须是一种非控制导向的、建立在个人自觉
合作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以克服创制秩序所在存在的弊端。在当前的城市基层治理中，对于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看重本无可厚非，但须知秩序本身的目的是为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提供保障，如果仅以对秩序的控制为目的，则必然会演变成一种刚性的社会强制模式，不利于社会活力的生成。而网格化模式缺乏多元活动主体的参与，并未改变城市基层社会秩序的“创制”格局，其单纯依靠行政力推动的操作结构使其在面对高度复杂性社会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捉襟见肘，其持久性令人怀疑。
事实上，城市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一直存在于两个维度，即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维度与居民自上而下的自治维度。在社会矛盾显著增加、政府管理难度加大的背景下，城市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实际上取决于这两个维度良性互动的程度。由于网格化模式所代表的行政力扩张的趋势，其具备潜在的形成新的城市行政管理层级的可能性，不仅与简化政府城市行政管理级别的趋势不符，同时也蕴含着基层政权内卷化的风险。这无疑与社区治理的另个维度——社区自治之间形成张力，使原有的“国家—社会”结构发生变化。
二、网格化管理对社区自治可能产生的影响
长期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社区自治作为城市治理的至高境界和重要途径，并表现出高度重视。由此，转型期的社区民主自治也自然应成为当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诉求。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的23号文件（即《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④]即明确指出社区的民主自治是社区建设的核心。近年来全国各地的社区建设也在实践中也探索出了不同的城市社区自治模式，如上海模式、江汉模式、沈阳模式等。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业主委员会、社区议事委员会等社区自治组织也开始建立并扮演重要角色。可以说，
如何使社区“由守望相助的传统生活共同体角色逐步转变为居民参与城市治理和政府决策的重要公民力量”[⑤]，已成为当下衡量评价社区自治的一个重要尺度。
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城市社区自治却仍处于低水平阶段，主要表现在：第一，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严重不足。与农村基层政权选举竞争的火爆场面相比，城市社区选举一直处于严重的参与不足的尴尬局面，这直接影响着城市社区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居民的公民意识不断增强，但由于街道——居委会所掌握的治理资源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社区居民的很多权益诉求经常难以在社区层面的得到合理解决，居民往往倾向于直接同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博弈，使得其对社区实务的参与严重不足。即使在社区自治有了一定发展的地区，由于社区居委会自身所挟带的行政色彩使得在社区中形成了以居委会为中心的圈内阵营和以社区管理精英参与的自治组织为中心的圈外阵营，两大阵营相互游离却共同存在，在社区形成了社区自治主体二元区隔的局面[⑥]，从而无法构成完善的社区参与机制。
第二，社区行政化倾向严重。在单位制走向消解的背景下，虽然我们在体制变革的规划中，努力将昔日由单位承载的诸多社会职能转向社区，实现由“单位办社会”向“社区管社会”的转变，但在这一转变进程中，由政府控制资源的旧有控制格局却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在现有的区—街—社区体制中，承担着城市基层社会管理重任的社区很难获得居民的高度认同。
第三，社区能力与繁重的社会管理任务之间的不匹配性。社区的主要作用本是在加强其内部自组织能力方面，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快速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社会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频发。出于社会“维稳”的需要，社会治理行政化不仅未得到弱化反而有加强的趋势，这无疑大大限制了我
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发展。
第四，从理论上看，由于始终对社区自治没有一个明确定位，无法理清其与政府管理的关系，我国的社区自治一直在徘徊中发展，难以形成一个成熟完善的实践模式。有学者认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自治（实际等同于地方自治），中国的“社区自治运行系统是一个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多元交叉网络，在居民、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企业等节点之间形成纵横交错的互动网络。换言之，社区自治是一种权利与权力的生态链”[⑦]。因此，社区自治的良性运行与这条生态链上的相关要素均衡和有效正相关。可以说，代表城市基层民主的社区自治与代表政府管理的社区行政所形成的两种力量，相互交叉协作，共同构成了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格局。但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其在基层社会管理方面显示出的优势，恰恰也是行政技术化和规范化的优势所在。由于它主要靠行政力量的支撑，不仅会限制社区多元力量的参与度，而且也必然与尚未健全的社区自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契合之处。
综上所述，可知当下网格化管理模式是在城市社区自治尚处于初级阶段的背景下展开的，其对社区自治不可避免地产生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社区空间区隔化
作为区位中的人类生活共同体，社区实质上是人类的各种社会关系在一定空间结构中的展开，无论是传统农业社会的血缘型共同体，还是近代工业社会以来形成的依靠契约精神所结成的业缘型共同体，其内部空间行动主体之间的有机连接都是其良性运行的内在动力。因此，“社区作为现代化城市文明的重要载体，它既是现代化大生产空间的延伸，又是具有独立行动者进行自主生活选择和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