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选教案（上册）
一、甲骨文
解题：
一、甲骨文定义：甲骨文，是我国已发现的早期文字史料。这种文字，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内容大部分是占卜的记录。甲骨文起初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出士，又叫契文、卜辞或殷墟文字。
二、甲骨文的发现：清朝光绪年间，北京的中药店里出售一种药材，名为“龙骨”，主要来源于河南安阳，当地的农民在耕田、建房的时候，不断地从地下挖出一种甲骨，当时的农民不知它为何物，就把它当“龙骨”出售给了药铺。1898年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首先发现这龙骨并不是一般的东西，而是一种出土文物。上面有刻画的符号，这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关于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还有这样一个故事：王懿荣一次身患疾病，就叫家人去药铺买药。药卖回来后，他发现药中的龙骨上面刻画有一些符号。王氏是一个金石学家，对古玩、文物有着特殊的嗜好，对这种刻有符号的龙骨产生了兴趣，于是就四处查访，得知这种龙骨出自河南，于是亲自到河南进行了考察，又找到了300多片刻有符号甲骨。经过考证，王氏发现许多符号记载的是商朝帝王的名字，而且形状奇特，于是就断定这种龙骨就是商朝的遗物。于是甲骨文被发现了。可以说王懿荣第-个发现甲骨文的人。
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以后，便开始出重金大量收购刻有文字的甲骨，在一年之间就收购了1500片甲骨。后来的著名古董专家刘锷、孙诒让等人也开始了甲骨文以及甲骨的收购、收藏活动。1908年
罗振玉也是一位精于古董的专家，他曾经在1903年在刘锷家中作过家庭教师，与刘锷过从甚密。当他看到刘氏所藏的甲骨时，就劝说他选择一些有字的甲骨拓印出来刊行。罗振玉首先弄清楚了甲骨的出土地点，随后与王国维考定殷墟是商朝晚期的旧都。刘锷于是在1903年就出版了《铁云藏龟》。《铁云藏龟》是第一部将甲骨文着录成书的专着，是甲骨学的开山之作。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等甲骨文的大家相继问世了。甲骨文的研究也在不断的发展。
三、甲骨文发现的意义：
(l)甲骨的发现以及殷墟性质的推定，导致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因此，甲骨的发现，不仅在我国，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有
很重大的意义。
(2)从历史学角度看，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完整的商王世系，证实了历史上确有商朝的存在，《史记·殷本纪》记载基本可信，可以作为史料运用；甲骨文绝大多数与占卜有关，当时人笃信占卜，事无大小都求决于卜法，因而卜辞内容相当丰富，在政治、军事、农业、畜牧业、天文、气象、文化思想等方面展示了商代社会风貌，为我们研究商朝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3)从古文字学角度讲，它是古文字学四大分支之一。
四、甲骨文概况：目前已发现的商朝甲骨，大约有十余万片，所使用的文字，大概有五千字左右，己认识的约有一千五百字左右。甲骨文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商朝王室的占卜记录，也有少量的记事文字。其中涉及到商朝的宗教、战争、农业、牧业、手工业、天文、气象、田猎及政权、方国情况、文化生活等。
五、甲骨文的研究与现状：
从清末刘锷的《铁云藏龟》开始发表材料，接着孙诒让开始发表第一部研究性著作《契文举例》，以后逐渐形成一种专门学问，叫甲骨学，文字上研究有成就有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于省吾等。
著作：《铁云藏龟》、《殷墟书契前编》、《后编》、《殷契粹编》、《甲骨文合集》、《甲骨文编》等用以研究的专着就更多了。
清末刘鄂《铁云藏龟》(发表材料)→孙诒让《契文举例》(第一部研究性著作)→甲骨学→王国维《古史新证》(根据甲骨文字以证殷代历史，开辟史学研究新途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运用甲骨文提供的历史资料“来了解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建国后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甲骨文合集》(集八十年来甲骨文出土材料之大成的巨制，一部十三本)。
就目前研究看来，甲骨文还有许多待作的工作，如卜辞的文例、甲骨文 的分期、卜辞的地理研究、商代历法的研究以及文字的识读等。
本课主要掌握词语：贞、旬、告、鄙、受年。 思考题：
1、甲骨文献的主要内容与史料价值。 2、一条完整卜辞的组成形式。
3、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甲骨文对我们研究中国先秦史的意义。 参考书目：
1、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出版 。 2、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 3、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版。
二、金文
解题：
一、金文定义：金文也是我国己发现的早期文字史料。夏商周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青铜时代”的美称。青铜是铜与锡（或铅）的合金，因其呈青灰色而得名。在此时期，统治者和贵族大量利用青铜铸造各种器具，并在其上铸刻文字。先秦称铜为金，所以后人把铸刻于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由于钟鼎是常见的青铜礼器，因此也用钟鼎来代表青铜器，也把金文称之为“钟鼎文”。
二、金文的发展趋势：青铜器上铸刻文字，商代就有，多数只有几个字，主要是标记该器物的属主之名，如族氏名、作器者、受祭人名等，因此都很简短。商代后期，出现了一些篇幅较长的铭文，但也只是三四十字。青铜器在西周得到极大的发展，铜器上的文字也随之增多，篇幅百字以上的铭文颇为常见，三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如西周早期的大盂鼎有291字，小盂鼎有400字左右，西周后期的毛公鼎有498字。
三、金文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西汉宣帝时，美阳(今陕西境内)发现铜鼎，当时京兆尹张敞通习古文字，对鼎铭作了考释，成为第一个释读金文的学者。→两宋“金石学”(吕大临《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元明进展不大→清代汉学兴起，出现了如阮元、吴式芬、吴大瀓、陈介祺、许瀚、方浚益、孙诒让等著名金石学家。
但历代封建学者，仅将青铜器作为古董，进行纯文字学的研究。到了近代，随着考古学的兴起，金文研究才步入科学的轨道：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容庚《金文编》、《续编》、《商周彝器通考》；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建国以后有文物编辑委员会编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等。
四、金文研究的意义
(1)铜器铭文字数从商代中期的几个字到商代晚期几十个字到西周时期百字左右到春秋以后“物勒工名”而已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奴隶主宗法礼治的形成、发展、瓦解的过程。因为青铜器除最初的”实用”外，已成为礼治的象征，天子
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鼎迁国亡，问鼎即挑战。
(2)金文内容丰富，有关于战争、祭祀、册命制度、法律的记载，是研究商周历史的珍贵资料。尤其是关于西周土地制度的资料，为文献所失载，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郭沫若就通过青铜器及其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的综合研究得出西周社会是奴隶社会等论断，取得了前人不可企及的成就。
(3)金文是我国己发现的早期文字史料之一，在语言学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它保存着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早期象形字，形声字占了绝对优势，比甲骨文更适合汉语的特点。
五、《大盂鼎铭》独特的史料价值：
第一，训词通过康王之口，颂扬文武二王克商建邦的功绩，突出宣扬天命，这是周王室对付殷朝遗民和本族臣民的精神武器.
第二，训词通过探究殷王朝覆灭的原因，总结出了周王室巩固统治所必须接受的教训，即无溺于酒，这与《尚书》中《微子》、《无逸》、《酒诰》的记载是一致的。
第三，训词强调“正德”、“德经”，这反映出西周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力提倡并推行德治，而德治又是和当时颇为完备的礼制交互为用的。
第四，一次赏赐奴隶就合计1726人，不仅数目巨大，而是类型多样，既有领头奴隶，又有一般奴隶，既有劳役奴隶，又有农业奴隶，既有本族奴隶，又有外族奴隶。反映出当时奴隶赏赐的情况。
重点词语：唯、宗周、丕显、作、享、祀 思考题：
1、金文文献的主要内容与史料价值。 2、《大盂鼎铭》所反映的问题。 参考书：
1、周法高《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2、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3、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三、《尚书》
一、何为《尚书》：
《尚书》原称《书》，汉代出现《尚书》之名。“书”在先秦有专名、通名之分。在《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
与《鲁春秋》” 此处“书”即是通名。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此处“书”即是专名，指《尚书》。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记载的方面广了，出现了新的不同体裁，有《世》（如《世本》），《令》（《夏令》见《国语·周语》）、《语》（《国语》）《志》（《周志》、《军志》见《左传》文二、文十二等）、《训》（《夏训》见《国语·周语》，《高宗之训》见《史记·殷本纪》）谍《谍记》、谱《历谱》《周谱》，系《帝系》；纪《禹本纪》（皆见《史记》，《世本》和《大戴记》中保存《帝系》）。而编年大事记在各国也有不同的名称，鲁叫《春秋》，晋叫《乘》，秦叫《记》，《楚》叫《梼杌》。既然各种不同的体裁的历史记载都有了自己的专名，于是原来作为各史官记载通名的“书”，就剩下来专指“记言”的词、诰等书篇。“书”就由各种史籍通名，变成词诰之类记言体的专名。
古代“尚”、“上”通用，但在解释“上”字意义时却不尽相同。一种从时间上解释，认为：“《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王充《论衡·正说》）一种以“上下”之意来解说， “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王肃《尚书·注》）还有以“上天”的概念来解释的，“《尚书》篇题号‘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书也，如天行也”。（《经义考》引《尚书璇玑钤》） 。“尚”只是上古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实际是古代保存在官府档案中的文献史料，是中国最早的政治文件汇编。其时代从尧舜禹经夏商西周到春秋中期。按虞夏商周四代顺序编辑。 二、孔子与《尚书》
因为《尚书》是三代的官方档案，所以其数量比较多，相传有三千篇，孔子删去几千篇，只选了一百篇。这种具体数字是不可信的，但说原来《书》很多，可达数千篇，这是合乎事理的。因夏、商、周共一千几百年，统治者进行各种活动，发出各种诰令，既然“君举必书”，《书》的数量应该很多。《尚书·多士》记周公对殷民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商代的《书》到周初还有不少。说孔子删去几千篇，定下一百篇，这一说法长期为儒者所尊信，但这不符合事实。因孔子尝慨叹“文献不足”，收集还来不及，怎么会去删掉？不过这里也反映出，到孔子时期，《书》篇保存己不多。这与《书》的载体有关，古时的《书》主要是由竹简写的，易朽坏，难保存。把零散的《书》篇编辑到一起，这个工作，相传是孔子作的，这也有一定的可信度。因这是孔子做的工作就是整理编排《书》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