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利县改革发展调查
联合调查组
2007年第5期 ——本刊特稿
长江北岸，洪湖之滨，有一个县叫监利。
监利县历史悠久，自三国吴时设县，县名一直沿袭至今。监利县国土面积３２３８平方公里，人口１３９．７万，是一个人口大县、农业大县，也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县。湖北的一些县名，中央领导不是很熟悉，但说起监利，大家都知道。
不过，监利的出名，却让人感到苦涩：它的出名，不是因为富，而是因为穷。２０００年３月，监利有个乡党委书记，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时间，监利县“穷”名远播，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一个聚焦点。
监利固穷，但非唯一。监利当时的窘况，也是湖北所有粮食主产区的写照。监利，是湖北农业大县的缩影，也是我国中部农业大县的缩影。
２００２年５月，到湖北工作不久的省委书记俞正声，未接受大家的劝阻，毅然选定农民负担重、县乡财政穷、工作矛盾多、发展困难大的监利，作为自己的联系点。他诙谐地说：“毛主席说，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我也想当个好同志嘛！”５年多来，俞正声同志先后１８次轻车简从，到监利调查、指导工作，最长的一次连续在乡村调研了６天。俞正声走遍了监南、监北，湖滨、田埂、堤垸、墩台，绵延的乡间小路上印满了他的脚
印。他先后和５００多个农户算收支、话家常，了解农民的意见和要求；和１６个乡镇、３０多个村的基层干部促膝谈心，了解基层政权的运转及改革与发展的进展情况。许多全省农村工作的思路、政策在这里酝酿、形成或调整??
监利大地春雷滚滚。意义深远的农村税费改革、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在这里轰轰烈烈展开；以工业化、产业化、城镇化为主导的发展大潮在这里涌动。
到２００６年末，和２００２年相比，监利县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４２％，财政收入增长６６％，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４８％，综合实力在全省的排位由６３位跃居到４１位，上升了２２位。
监利，破茧而出。
为茧所缚：昔日因产粮百万而享誉全国，此后又受“农”所困，跌入谷底
事实上，监利并不是一直都穷。
“长江北岸的红宝石，两湖平原的绿玛瑙”，历史上的监利光芒耀眼，素有“鱼米之乡”之美誉。甚至它的县名亦由此而得：三国时期，因其“地富鱼稻”，东吴政权“令官监办”，以收“鱼稻之利”，而设“监利县”。
新中国成立后，勤劳智慧的监利人民筑堤开渠，精耕细作，在与水患的反复较量中，把监利建设成了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常年产量稳定在１００万吨左右，年提供商品粮４０万吨以上。
那是一个让监利人自豪的年代：
——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０年，监利县连续９年粮食总产量位居湖北省各县市之首。１９９０年粮食总产量为１０５万吨，进入全国产粮大县前１０名，居第８位。
——１９８７年，猪、牛、羊产量进入全国１００强县市，居第６６位。尤其是监利优良地方猪种久负盛名，史称“贡猪”，１９９１年饲养１００万头，出栏５２．９万头，位居全省榜首。
——１９９１年，芦苇产量３．５万余吨，居全省第２位。
——１９９２年，放养水面２３万亩，居荆州第１位。
——１９９５年，全县水稻产量跃居全国第１位??
当时的监利，牛气十足。提起监利，全省全国都会刮目相看；监利人出门在外，能在人前高三分。
历史更迭，岁月变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作为农业大县、产粮大县的监利，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种种束缚：
——体制性束缚。在艰难的转轨过程中，计划经济、传统农业经济的体制性弊端日益显现。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难以适应市场竞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农村基层政府实际上是全能政府；不合理的农村税费制度和财政体制，使农业经济成为财政收入和各项事业支出的主要来源；大一统的粮食购销体制，使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十分突出，农业利润大量向工业和城镇转移。旧有的制度安排造成农业积累严重不足，仅能维持自然简单再生产，不可避免地成为弱势产业。
——结构性束缚。计划经济时期，监利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都是生产粮食。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经济结构单一，工业腿短使其逐渐失去竞争力。２００１年，全县工业增加值８亿元，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仅为２１．１％，比全省的平均比重５０％低２８．９个百分点，比全国的平均比重５１％低２９．９个百分点，全县工业税收仅为３２４１万元。农业本身结构也比较单一，主要以生产粮食为主，粮食又以水稻为主，水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４５％。单一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在粮食生产效益不高的情况下，监利这样的粮食大县，粮食生产得越多，比较效益就越低，相对贫困越凸现。
——自然因素束缚。监利不仅是长江流域防洪任务最重的县市之一，而且是江汉平原地势最低、内涝最突出的县市。“九五”期间，长江流域“五年四水”。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监利县抗洪支出达４亿余元，直接经济损失６０多亿元。连续的外洪内涝使本来入不敷出的县、乡财政和持续减收的农民雪上加霜，民穷财尽。另外，监利远离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境内既没有铁路，也没有高等级公路，交通条件比较落后，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集散十分不便。洪涝灾害与交通“瓶颈”严重制约了监利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发展。
——人为因素束缚。由于长期搞农业经济，满足现状、小富即安的思想在监利根深蒂固，锐意开拓、克难奋进的进取精神不足。在“三农”问题日益突出的新形势下，一些干部谋发展束手无策，弄虚作假本领见长。更有一些干部甚至贪污腐败，滑进犯罪的深渊。这些人为因素加剧了监利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也阻碍了监利的改革、开放和发展。
短短的几年时间，监利人发现，昔日的辉煌不再，经济社会发展跌入低谷：
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１年，全县ＧＤＰ年均增幅为６．７％，仅相当于同期全国平均增幅１３．４％的一半，１９９６年竟然出现了负增长。经济发展低迷，直接导致全县财政入不敷出。２００２年税费改革前，全县财政赤字累计达到９０００余万元，县乡两级债务高达１０多亿元，被列为全省７个财政特困县之一。干部、教师工资只能发基本工资，并且是一个季度或半年发放一次，特别困难的乡镇甚至是一年发放一次。同时，财政供养人员又在逐年增加。２００１年，全县吃财政饭的达２．９万人。人浮于事，僧多粥少，使一些部门和单位陷入了收费养人、养人收费的怪圈。该县容城镇财政所就有干部职工１３８人，被戏称为“天下第一所”。
刚性增长的支出和沉重的债务，不仅使县乡政府和部门无力支持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连保运转、保吃饭都有困难。在别无来源的情况下，只有向农民伸手。农业税费层层加码，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屡禁不止，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１９９６年，全县农民负担１８９７８万元，１９９９年攀升到３２１５６万元。经过大力整治后，２００１年农民负担仍高达２５８７８万元，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１年，这三年农民人均负担分别为２２７元、３０６元、２４６元。在当时年景下，农民一年种１亩地的收益只有７００元左右，除去成本２００－３００元和税费负担２４０－３００元，一年到头所得无几。２０００年春节，该县棋盘乡角湖村农民李开明老人贴出了这样一幅春联：“辛辛苦苦三百天，汗水洒尽责任田；亩产千斤收成好，年终结算亏本钱”。
随着农民负担的不断加重，基层干群对立情绪日益加剧，一些地方强行征收税费而发生伤人甚至死人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１９９７年５月，监利县柘木乡茶埠村农民朱长仙因税费缴纳问题和乡村干部发生争吵、打骂，当着税费征收人员的面喝下农药，以死抗争，酿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