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惊动中央领导的“茶埠事件”。２０００年，新沟镇红阳村、龚场镇爱民村、程集镇姚集村又相继发生了因农民负担问题引发农民非正常死亡事件。
俞正声２００２年在监利调研时尖锐地指出：“现在农村的干群矛盾十分尖锐，这个问题不缓解，是要出大事的。我们要把税费改革放到巩固政权的高度来认识。水载舟亦覆舟，覆舟是顷刻之间的事，但又是长期积累的。一旦有事，那就不得了。”
改革破茧：坚定不移地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性束缚
困难重重，矛盾重重，出路在哪里？
监利当时的状况折射了农业大县、粮食大县的普遍困境，是“三农”问题长期积累的集中反映。其中原因虽然很多，但根子在体制机制。
党中央在采取一系列硬措施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着手从制度层面上寻求促进农民减负增收的治本之策。２００１年，中央决定扩大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省委、省政府闻风而动，积极争取将我省纳入了试点范围。而监利作为试点县（市）之一，从２００２年６月开始启动了以“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项调整、两项改革”为主要内容和“减轻、规范、稳定”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这实际上是省委着眼长远，以监利等试点县（市）的税费改革为突破口，为探索化解“三农”矛盾、实现强县富民所下的一着关键棋。
农村税费改革是涉及到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革命，是对农村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在以农业税费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监利县，减少农业税费，不仅意味着各级政府和部门乃至村级组织的经费将更加困难，更重要的是一些靠收费养活的单位就可能揭不开
锅，少数借集资收费谋取私利的干部也被断了“财路”。可以想见，监利的改革将会多么艰难。
２００２年７月６日，监利县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但直到９月中旬，全县大部分乡镇、村组并没有真正开展税改宣传动员工作，省委、省政府致全省人民的公开信也没有按时发放到户。
按照省政府税改试点方案，经过重新测定的税费负担必须在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０日前全部分解测算到户，并发放新的农民负担卡。但到９月底，监利县多数乡镇只搞了一些“路边花”、“领导点”，大多数村组新税都没有分解到户。其中，汪桥镇、上车湾镇新税没有一户到位。其它乡镇少数新税到户的村，也没有真正按规定减负。
省委、省政府要求，２００２年的税费必须按新税标准征收。但监利却是“卡是卡，收是收”，卡外另设负担项目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些乡镇甚至给农民发两个负担卡，上级检查时，让农民拿出“新负担卡”；实际征收时，让农民拿出“老负担卡”。黄歇口镇三台村万其利家负担卡上总税费是８６０元，９月上旬已交９２０元后，却还欠村里１００多元。龚场镇在新税费外又加收了亩平１５元的抗灾费，汴河镇在新税费外要全镇农民分摊８２万元特产税和６０万元排水费。
省委、省政府要求新税测算分解到户的同时，对２００２年多收的税费要及时结算清退。监利县提前征收的税费不仅大大超出新税标准，而且大都列支或挪作它用。有的村干部说：“清退没有钱，要命有一条”。因此，结算清退的重大决策，在监利迟迟没有落实。
监利县税改初期踟躇不前，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关键是当时县委的主要领导和部分干部，没有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税费改革的重要性，并且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像过去一样，走走形式就可以交差。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６日，在党的十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俞正声，半年内第四次来到监利，随行的只有警卫和司机。他手持地图，指挥司机七弯八拐，把汽车开到一个又一个村庄，每到村头，就老远下车，顶着寒风走进一家家农户。他先后调查了龚场镇的王家村、秦场村、爱民村、明星村，柘木乡的南昌村、新庄村，桥市镇的唐段村，和数十位干部群众促膝交谈，摸到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然后走进了监利县委的会议室。
这一次，对基层干部一向十分体谅的俞正声同志，有些动怒了。他对县里的干部说：“你们要跟乡镇干部讲清楚，这次税费改革绝不是走形式，也绝对走不了形式。群众不答应呀！你们从上到下都要明确，省委对监利的税费改革是下了决心的。既然我联系你们这儿，你们也就死了走形式的心吧。横下一条心，把这个事搞到底。”俞正声强调，必须严肃纪律，对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干部要免职；必须建立机制，县乡干部要包乡蹲村，完不成任务要负责。
按照省委“坚持标准、不走形式、保证质量、务求实效”的要求，监利县的决策者们总结了教训，提请省里推迟检查验收，将前段工作推倒重来。
县级领导和近千名国家干部组成驻村工作队，分头驻点包村，逐村重新制定完善改革方案，进行政策宣传、新税测算，确保新税按时分解到户，据实征收。责任目标到人，不达目标点不撤、人不走。县委还作出了“三个没有”、“八个一律”的硬性规定，并集中３个月的时间抓结算清退，把多收的税费全部退还农民。
为了教育警示干部，监利县委严肃查处了一批违反税改政策和弄虚作假的人和事，共查处违纪干部１５人，处分１１人，其中撤职９人。对教育乱收费负有领导责任的原柘木乡党委书记、乡长被免职；在新税收政策进村入户时指使干部弄虚作假的原县财政局局长被处党内严重警告。此举极大地震慑了顶拖不办、希望蒙混过关的少数干部。
与此同时，省里的有关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和荆州市的领导也多次到监利调研指导，与县里的同志一起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省委驻监利联络组，加大督察力度，帮助他们整改。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针对改革中的相关问题，明确政策界限，提出解决办法。还压缩行政开支，千方百计挤出部分资金，增加试点县（市）的转移支付，连同中央的转移支付资金及时拨付，支持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历尽风雨见彩虹。在省、市的指导和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付出艰苦努力的监利税费改革，终于取得阶段性成果，于２００３年５月通过了省里组织的考评验收。监利农民“头税轻、二费重、集资摊派无底洞”的局面得到根本转变。２００３年，全县农业税费亩平不到１０６元，亩平负担总额下降至１３３元。棋盘乡李开明老人作了一幅春联：“税费一改革，党施仁政民减负；薄田改鱼池，千倾碧水万吨鱼”。
税费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税费改革只是突出解决了农民负担问题，“三农”问题的许多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问题不解决，公共服务缺位的问题不解决，已经降下来的农民负担必然反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仍会停滞不前。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省委、省政府毅然决定，在全国率先推行以减人、减事、减支为主要内容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成果能不能巩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俞正声同志强调：“我们要通过这项改革，使农村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
在税费改革上成就不菲的监利县，又被列为全省率先启动的７个试点县市之一。
但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是“拆庙赶和尚”的事，是要“敲人饭碗”的，谈何容易！监利县改革之初，矛盾多多，困难重重：
——按照改革方案，全县乡镇核定行政编制８６５人，而当时乡镇机关在岗人员多达１３００人，分流比例为３３．５％；财政所核定事业编制３５７人，当时在岗人员７７３人，分流比例高达５２．５％。
——监利有许多特殊群体和历史遗留问题：１８０多名计生专干一直没有落实编制；在党校学习后招录的５０多名大专生，分到乡镇工作不到一年就要参与分流；容城、红城两个财政所２００多人，历次改革抱成团，没有一次改到位。
——监利全县财政供养人员２．９万人，每月仅发工资就需２０００多万元，财政支出的７０％用于养人。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仅分流人员买断身份就需要４０００多万元，办理社会保险需５３３６万元，收支矛盾越来越突出。
２００４年５月，监利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尚未正式启动，由于没有全面了解改革精神和具体政策，３００多名乡镇财政所职工围堵在县城入口处的国道上，时间长达１３个小时，少数人高声喊叫：“谁砸我的饭碗，我就与谁拼命！”在多方劝解无效的情况下，出动数百警力才将其疏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