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两个词的意思大有区别。听受嘱托是说别人告诉柏葰有这样一件事情，他没反对，只是接受；而交通嘱托则意味着是柏葰主动去和别人勾结促成舞弊一事。但是刑部的官员亦知此案牵连甚广，非同小可，不肯轻易表态，只是委婉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第一，按照条文上的规定，柏葰应该是听受嘱托，而非交通嘱托；第二，按照适用法律的习惯，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应该参看以往最相类似的判例。可是此案没有相似案例，有鉴于此，刑部认为应该由承审此案的专案组成员自行决定处罚意见。于是，载垣、端华、全庆和陈孚恩以专案组的名义向咸丰皇帝上呈了一个奏折，奏折认为比照《钦定科场条例》的“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柏葰应该被处以斩刑。
此时已是咸丰九年，也就是乡试科考舞弊案发的第二年。这一年的二月十三，咸丰皇帝终于做出了决定，对一品大员、大学士、军机大臣柏葰处以斩刑，与此案有关的罗鸿绎、李鹤龄、浦安三人一同问斩。其实，咸丰皇帝对专案组的处罚决定并不十分满意，他在谕旨中写道，“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泣”，表明自己是不得已才斩杀这位两朝的老臣，思虑至此，不禁潸然泪下。不得已的原因何在？除了此案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之外，还跟朝中大臣不同势力间的相互倾轧联系在了一起。这次受命审案的载垣、端华以及端华的胞弟肃顺素与柏葰政见相左，拥为两派。后人猜测柏葰被杀跟肃顺一党借机陷害不无关系。接到圣旨的柏葰满心以为自己不会被处死，至多改为流放，还吩咐家人要提前准备好行李。柏葰的想法并非痴人说梦，按照清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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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来传统，处于他这样身份地位的人，即使被判处死刑，最后也大都能够降低刑等改判流放，这就是我国传统法律制度中的“八议”。所谓“八议”就是法律规定，凡“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人犯罪后，除“十恶”之外其罪行皆可获得宽免。其中，“亲”指的是皇亲；“故”指皇帝的故旧、朋友；“贤”指当时能够被社会评价为道德楷模的人；“能”是指对国家有功有能有为的人，这是四类，叫“亲故贤能”。而“功贵勤宾”，分别是指对朝廷有大功勋的人、因血统高贵而被册封为贵族的人、勤于国事的人以及前一个王朝的贵族。按照柏葰担任的官职，比照八议制度，至少应该被认定为“贵”一类的人，理应得到宽宥。但是柏葰的希望最终落空，他等到的不是减刑圣旨而是将他押赴菜市口的刽子手。
菜市口是清朝执行死刑场所。古代没有更多宣传手段，刑场便也有了一种类似于现代普法教育的政治功能，成为一个张扬法制，惩恶扬善的重要场所，所以古代的刑场都选择在人员集中的繁华闹市。菜市口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地段。罪犯前往菜市口的路上，要过宣武门，宣武门外有一块石头上刻有“后悔迟”三个字，意思就是说人走到这个地方，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据说旧的菜市口以东路南还有一家药店，名叫西鹤年堂，于是民间把那些在人们看来应该被处斩的人叫做去西鹤年堂要创伤药。这些都是当时的人们对刑场的描述。按照清朝法律规定，并不是所有死刑罪犯都要被押赴菜市口执行死刑。对于有身份的人，即使判处死刑，也往往不会被押到菜市口行刑，除非罪大恶极。自清开国以来，在菜市口处斩一品大员，可谓凤毛麟角，而本案的柏葰却是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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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所以一时间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行刑当日，人们早早云集在菜市口，亲眼目睹这一难得景观。
朝廷为了慎重起见，同时接受了专案组四位亲王大臣的建议，派要员监刑。监刑是古代死刑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执行死刑的刑场上，朝廷会派员监督死刑的整个执行过程，通常被派去的官员是刑部的副长官，也就是侍郎和都察院的副长官。而这一次斩杀的是一品大员，所以咸丰皇帝特命当时的户部尚书肃顺和刑部尚书赵光两个人前去监刑。前面已经说到，在一班朝臣之中，肃顺一党与柏葰政见相左，势同水火，因此在当天的刑场之上，柏葰见到监刑官是肃顺，自认保命无望，就将满腹的悔恨和怨气都发泄到了肃顺的身上。据史书记载，肃顺很是得意，远远看见柏葰等四人的囚车押到，笑语相迎，说了一句“七哥来早！”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催促行刑。柏葰临死前，大骂不止，诅咒肃顺不得好死。历史就是这样凑巧，柏葰一语成谶，两年之后，肃顺恰恰也是在菜市口问斩，此是后话。
柏葰被斩杀之后，咸丰皇帝将此案引为教训，命令内阁把办理此案的奏折和他最后决定斩杀柏葰的谕旨，恭录承享，“以垂久远，以昭法则”，试图以此来扭转这种官场舞弊贪赃的不良风气。这一次科场舞弊案到这按理应该结束了。但是没有，柏葰问刑之时，另一个案子，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在柏葰案的审理过程当中，涉案人浦安在酷刑之下，又招出了一个重要的情节，他在考场里曾听到过有人说副主考程庭桂烧着纸条的事情，案情变得更加跌宕起伏。咸丰皇帝得到奏报更为愤怒，马上传旨，革去程庭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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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官职，立刻入监受审。这次科场舞弊案进入最后一个审理环节：审查程庭桂接受纸条一事。
这一事件发生很早，在咸丰八年八月初六，就是主考、副主考住进贡院的那一天。程庭桂接了圣旨就吩咐家人，送一些日常起居用品到贡院。仆人在家忙得人仰马翻，他的公子程炳采也不轻松，忙着接受来自各方的关节纸条。一切准备就绪，程炳采嘱咐仆人在送东西的时候，特别要告诉他父亲看好坐垫。按照科场的纪律，进入贡院的人员和物品都需经过专门搜检官员的严格搜查，但因为送来的是副主考的用品，搜检也就是做做姿态而已。程庭桂在他贡院的单间里油灯下，翻来覆去仔仔细细地察看着这个坐垫，终于发现其中的奥妙，他一张一张抽出了五张记载着关节字眼寻求作弊的纸条。程庭桂拿着纸条惊出一身冷汗，凭着多年当官的经验，他知道这万万使不得，如果这五人都被取中，整件事情肯定败露。程庭桂对程炳采这个不肖子简直恨到咬牙切齿，却也不便声张，只能就着灯火将五张纸条烧掉了事，打算来个神鬼不知。合该有事，正当余烟未尽之时，一个杂役推门而入，但是他仅仅闻到了少许纸烟的味道，也没说什么就出去了。可是由此引起的议论却传到了浦安的耳朵里，浦安苦于酷刑，把这个情节招了出来。专案组又开始审讯程庭桂父子，事情也变得越发复杂起来。戊午科场舞弊案的受牵连者越来越多，涉及层面也越来越广，这其中还包括了负责审理这起案中案的专案组成员陈孚恩。
在专案组成员中，兵部尚书陈孚恩专责审讯程庭桂的儿子程炳采。程炳采自视是大员子弟，一开始还挺嚣张，陈孚恩让他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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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交代五张纸条分别来自何人。程炳采脱口而出：“贵公子就送给了我一张。”陈孚恩很是尴尬，与左右低声商量了几句，立刻宣布退庭。他一到家中就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大声质问是否确有此事。儿子在父亲的严厉追逼之下，如实地叙述了事情经过，惹得父亲大为光火。陈孚恩知道此事无论如何遮掩不住，马上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自请处分，并且提出应该回避。咸丰皇帝接到了这个奏折，更加生气，但是考虑到审理案件需要，又要表现出君王对臣子的信任，强压怒火，发布了一道旨意，责惩陈孚恩管教子弟不严，交由吏部议处，其本人继续审理案件，在涉及其子的问题上理应回避。于是，陈孚恩继续审问程炳采，将与五张纸条有关的涉案人员，一一查出。有三张纸条是同僚所送，大家同朝为官，彼此请托；一张纸条来自程庭桂的儿女亲家；还有一张纸条出自程家的教书先生。纸条全部败露，涉案人员纷纷受审。直至咸丰九年七月中旬，案件情况基本清楚了之后，咸丰皇帝开始考虑对涉案人员的治罪处罚决定。
首当其冲的是对程庭桂、程炳采父子二人的处罚。按《大清律例》两人都要被处以死刑，但咸丰皇帝考虑因此一事，连斩父子二人，于心不忍。谕令程炳采押赴刑场处斩，对程庭桂施以法外之恩，改死从流。按照传统的法律观念，皇帝有权临时做出对个别的罪犯予以宽免的决断而不必顾忌既有的法律规定。这样程庭桂终免一死，流放他地。其他几个涉案的大员子弟以及涉案考生，也都法外施仁，减死从流。咸丰皇帝针对这个案件，特别发出了一道谕令，以后凡是官员子弟夤缘纳贿，在科场违法，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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