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革命以来，他在党内一直担负着秘密的情报工作。本来我是不想公开这些的，但是现在人们对他的误解和歪曲实在太多了，我不得不讲一些实话。”
这个曹轶欧，几乎每讲一件事情，都要批驳一下别人对她的指责。我为了听她讲下去，只好耐着性子认真地听她介绍她所愿意讲的过程，只是不段地提醒她：“不要激动，只要讲事实就行了。事实是最有说服力和雄辩力的武器。你不要讲过多的东西。”
她逐步地恢复了常态，缓慢地对我讲起了康生的经历：“康生到中央工作后，多年来担任特科的反内奸和反敌特活动的领导、组织工作。他亲手处决了许多打进来的敌人和革命的叛徒。比如，1933年党中央决定处决的叛徒顾顺章一家，就是康生和周恩来率领特科的人员亲手打死的。当时康生用斧头亲自劈死了他的走狗。在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康生亲自审讯，派人调查，挖出了许多的内奸和混进我们党内的特务和变节分子。当然，由于斗争的复杂，也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一些好人。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领导的审干和清理阶级队伍，也是有很大的成就的。这些都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肯定。现在，有些人要一笔抹杀康生同志，我认为是很不公平的。就连彭真在和我谈话的时候，也说：‘我并不是全盘否定康生，只是现在大家对他有气，等人们普遍地冷静下来的时候，康生会有比较准确的结论的。’康生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是守纪律和有党性的。至于康生的私生活，那更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模范。他是从来不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下流活动的。那还在上海搞地下党的时候，我们党中央就制定了一条铁的纪律，任何党的工作人员都不能嫖娼和乱搞女人。因为那时许多党的干部就是因为生活放荡而暴露了自己，被敌人逮捕的。顾顺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康生自己制定了这一纪律并且严格地遵守。一直到建国后，他都从不乱来。毛泽东曾经当着周恩来和许多同志的面表扬他‘是一个革命的柳下慧，美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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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而不乱’。他生活上艰苦朴素，作风上正派无私。这样的共产党人，却被我们的一些人攻击得乱七八糟，简直是叫人不可理解。”
我对此只能以不置可否来作对付。
曹轶欧继续说：“现在还有人说康生盗窃文物和古董。这也是莫须有的罪名。不错，康生是喜欢鉴赏和收存文物的。他一生的花销没有任何的嗜好，就是爱买图书，特别是古版书和一些古董。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大破四旧的时候，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物和古董都被作为四旧来破坏。康生得到消息，一面和一些红卫兵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文物，同时他亲自到销毁市场去，花钱买或者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当时他就说：‘这些东西如果不保护好就会毁于一旦。我现在把它们先保存起来，将来国家要的时候，我全部送还。’就这样，他是收存了许多的无价之宝。从这个意义上讲，康生不但无罪，还且有功。现在不分是非，把一切罪名加在他的头上是不对的。康生对书法和古画有着特殊的爱好，他的书法本身就是珍贵的字画。但是他从来不以此谋求特殊的荣誉。康生在建国以后，还是保持着他在秘密工作时的传统。他的淡泊名利和艰苦朴素，多次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好评。这一点，江青说老实话，也是人们的榜样。江青的爱好是照相，但是她买胶卷和相机都是自己掏钱，没钱的时候才向毛泽东同志伸手要。她从来不让别人给她送礼。就是朋友给他送来的东西，她都要拒绝。这一点，是现在的那些共产党员干部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在审判江青和林彪的时候，起诉书里也有康生的名字，就更叫人无法接收了。你大概知道吧？康生是和林彪死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讨论四届人大的新宪法的时候，康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坚决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当黄永胜和吴发宪等人再三提出它们的主张的时候，康生质问黄永胜：‘你们军队的同志为什么不听毛主席的指示？不设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改变我国国家体制的重大举措，是借鉴了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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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国家的宪法经验，经过认真地思考和一些同志的研究而提出来的，为什么你们不听？’当听到林彪的意见后，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林彪同志应该参加党的政治局会议，他不参加会议如果是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那就要考虑再增加一个或几个副主席来进行党的正常工作，不然这样下去不利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康生同志的这些意见和斗争，正是对林彪一类人的当头棒喝。同样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如果没有康生和其他同志同林彪的斗争，那文明国家现在的命运是不可想象的。”
我怕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就打断她的话问道：“你的评价就不要继续讲了，你谈谈康生对江青的评价如何？她认为江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曹轶欧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我亲自听康生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台骄傲，但是毛主席对她很信任，是想培养她的。毛主席有意识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树立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的每次关键时刻，都让姚文元发表一篇经他修改的署名文章。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是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东西。这就是让它们在全党范围造成影响。你别小看了这些人呀。’当时江青对我插手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很不满意，当着康生的面对我大发脾气：‘中央文革的大事你为什么能不通过我呢？办事组不能另外搞一套，今后要和我商量！’康生看到江青的霸道，也只得迁就她，对我说：‘今后你不要再插手小组的事情了，让江青自己去处理问题吧。整个运动中，江青是说了算的人物。’我对江青的许多不满，都被康生给压住了。为什么？因为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我们顾全大局嘛。我们和江青的许多活动是有区别的。江青有她自己的创造，而康生是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在批林批孔的时候，江青和康生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康生和江青谈过：把一部中国古代史，都用儒法两家来划分，是否妥当？江青武断地说：‘这是毛主席讲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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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亲自去问问他。’当时江青在1974年1月24日和25日的讲话里公布了毛泽东的一首诗，就是批评郭沫若，内容是：‘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我马上问：“江青传达的这首打油诗是真的吗？1976年粉碎江青、张春桥后，人们对这首诗的真伪产生了怀疑。最近听说毛泽东身边的人员，连汪东兴和张耀祠这些人都说这首诗是假的。他们说，他们问过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从来没有写过那样的诗作。”
曹轶欧鼻子哼了一声：“毛泽东能把党内的重大事情和他身边的人员都说吗？笑话！我们党内有一个规矩，凡是保密的东西都说是假的，或者说不知道。江青讲的完全是实话。毛泽东的那首诗作，江青曾经给康生也看过，也给郭沫若传达过。康生最后一次见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说得很清楚：‘郭老虽然是尊孔的，但是那是学术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很多的人不理解和不拥护，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要和传统的观念和旧的文化思潮彻底的决裂。批评郭老是一个和旧的观念决裂的开始。因为郭老的影响很大，我不说话，人们接收不了。但是并不是要把郭老怎样。那首打油诗本身是个观点，不算是艺术。’这话，康生给我讲诉的时候，我们也是进行了一番讨论的。什么汪东兴、张耀祠一类人，他们在毛泽东身边只负责警卫工作，并不让他们参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毛泽东曾经和康生讲过：‘党内的重大事情，我们决定了再告诉他们。某些人喜欢从我的身边人员里打听我的动向。我是从来不和我的身边人员讲诉大事的。这一条，应该成为我们这些最高级干部的纪律。陈伯达在这方面做得最不好。我的许多讲话他自己传给了一些不应该知道的人，甚至传给了王力这些人，我曾经严厉地批评过他。他哭过好几次了。’这些话，不但康生知道，总理和邓颍超这些人都知道。为此事，周恩来还专门给郭老作过解释。”
“你能否具体地讲些事实和情况？”我这样说，“我们还是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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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地谈问题，而要讲事实……”我一口气给她讲了许多的历史事件，希望听听她的介绍。
曹轶欧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她说：“你想知道从1962年下半年，我们党领导的几次大论战吗？反修的主要任务和大论战的具体提纲，就都是经过了毛泽东和康生的过目。有些文章片段，却是康生亲自修改和加上的。比如反修的九篇文章，王力说是他亲自写的，胡说八道，他们搞的东西都被康生推翻了，那都是康生亲自领导的写作小组写好后经毛泽东同志过目定稿的。命题是康生等人和毛泽东亲自决定的。康生逝世后，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加上了光荣的反修战士这样的称号。你好好想想，这是容易的吗？我还可以告诉你，对康生的攻击和陷害，早在建国前和建国后，敌人就有意识地制造反间计，企图利用我们党内同志的手把康生同志打下去。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一次一次地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毛泽东同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有人对康生同志不满，那是他们怕康生同志。康生同志是我们党的活档案。他所经历的各个阶段，都对我们党的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建国前的审干，我们没有多少文字的记载，主要靠象康生同志这样的人来提供资料和证据。于是，有人千方百计地要打倒康生同志，我们不要上这些的当。还有周恩来同志等几个老同志，都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党把康生当作敌人来对待，我敢说，这是干了公开的敌人所想干又不敢干的事情。”
我没有想到曹轶欧竟然是这样大胆地和我谈话，我对她的这些言论只能报之沉默。
“不过，我对我现在的遭遇和所受的攻击毫不在乎。康生生前这样对我说：‘现在我们党有毛主席，一切事情都好办。将来毛主席离开了我们的时候，如果赫鲁晓夫们上台，资本主义复辟，那我们的脑袋就可能落地。我已经作好了准备。’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就这样说过：‘这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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