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们就要做好杀头、坐牢和开除党籍的准备。愿意革命的请跟我们走，不愿意革命的现在离开中央文革小组还不晚。’当时关锋、王力都说江青同志是在开玩笑，康生就说：‘不绝对不是开玩笑，完全有这种可能。我们的毛主席曾经准备好了被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赶下台的准备，他和林彪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几次掉泪。同志们，是哭了啊。这场文化大革命可是史无前例的，要触动许许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不抵触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所以，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很可能要流血，要发展到武装斗争。’有些人不相信这些话，陈伯达把这话反映到毛泽东耳朵里后，毛泽东就对他说：‘你这个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讲的这些是可能的。我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习惯了。党内走资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们打游击去。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是不行的。说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斗争。’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当时政治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问题不是毛泽东同志把问题看的那样地严重，而是那些人就是要把我们要置于死地。”
这些话，我从另外一些当时参与中央文革小组核心的人那里得到了印证，她所说的话都是确实的。康生还在1966年7月的一次小组会议上说：“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一块疤，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用我康生的血能换来群众斗争的胜利的话，我情愿马上去死。”这时，他的话无非是针对着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说的。只是他死得早，但是他的老婆曹轶欧却看到了他所说的那些话。只不过没有他所说的那么严重罢了。
曹轶欧和我谈话的时候，几次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吃药。她不住地说：“我实在是不愿意拖累我的孩子们了，我让他们和我划清界限。跟着毛泽东造反的时候，我说过：‘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现在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但是我不愿意让孩子们跟上我作无谓的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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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我吃药，无非是给孩子们一个信心，证明共产党员是意志是钢铁的。”说到这里，她竟然掉泪了。唉，一个人到了这样的地步，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欠下的债，总是要到一定的时候偿还，不管这种债务是什么类型的，总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看来，他们当初下决心整那些“党内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时候，他们是有所思想考虑的，只不过不希望他们的准备变为现实而已。
我问道：“你能给我讲讲1966年初，更可一追诉到1965年时毛泽东委派江青准备批判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事情吗？康生在这场风云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有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个结论是康生影响了毛泽东的，客观事实是这样的吗？现在已经是历史了，我想如果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对我们认识这场文化大革命很有意义和帮助。以我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件事情，我知道的最清楚。”曹轶欧一边喝水一边跟我谈道，“江青完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还在1963年下半年的时候，江青到我家里谈京剧改革的问题，曾经问过康生：‘有一出新编历史剧，叫《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不知道康老看过没有？’康生说：‘我知道他们写了这个剧本，但是还没有看过这出戏。你看有什么问题吗？’江青笑了笑说：‘等你看完我们再讨论一下。’过了几天，她又约康生谈话，康生已经有了意见了，他说：‘这出戏，严重地违反历史事实。历史上的海瑞可不是那样的。尽管海瑞是一个清官。对清官我们现在也要作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他对明朝的嘉靖皇帝可是忠心耿耿呀！’江青含而不露地说：‘看来你这个肃反专家还是没有看出根本问题所在。在我们党内，有一个人可是自称是海瑞的，你知道是谁吗？’康生说：‘彭德怀嘛，那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什么资格自称海瑞呢？我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莽似的人物。这一点，我曾经和主席说过，彭德怀好象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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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说：‘不管彭德怀是什么人，王莽党内可是有人把彭德怀当海瑞了。我就亲耳听到过这样的议论。我在这出戏上演的时候，在剧场里就有人说彭德怀就是当代的海瑞，总有一天会有人给他平反的。’……”
我问：“江青没有说她是听谁说的吗？”
曹轶欧说：“江青从来不轻易地讲什么人的名字，涉及这些重要的问题，她不讲我们是绝对不会主动询问的。康生马上回答：‘彭德怀够格吗？根本不够格！但是这说明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复杂性。我早就听说，彭德怀要翻案，我们政治局里也有人支持他站出来工作。听说主席已经点头了。有这回事吗？’江青不动神色地点点头：‘许多人在主席面前吹风，主席把这个问题压了很长时间。看来这个问题未必能压得住。因为国内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上上下下的谣言很多。不是有一出叫《窦蛾冤》的戏吗？那是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的名作。说窦蛾被冤枉处斩时，发下三桩誓愿，一是血溅白练，二是六月下雪，三是让楚州地亢旱三年。我们神州从1960年开始也是连续三年史无前例的大旱，有人就把自然现象加到彭德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原因上了，说我们反右斗争是冤枉了他们。于是，也冒出一些自称要学关汉卿的所谓秀才和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写戏、拍电影、出小说，等等。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代表人物平反、翻案。’康生当然要表态了：‘对文化界的这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可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呀！’但是，江青和康生之间那次谈话并没有提起她要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
“康生是什么时候知道江青准备批判《海瑞罢官》的活动的呢？”我问。
曹轶欧说：“大约是1964年初，江青问康生：‘你那里有懂文艺的好笔杆子吗？思想和政治上都要非常可靠的。’康生一连提了几个，江青都摇摇头。其中就有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李希凡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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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几个，都没有被江青看上。她当时的要求是：首先从文艺上突破，慢慢地再涉及到政治问题上来。她说得很清楚：‘这场斗争，可能会引起大的政治风波。作者要准备撤职、判刑甚至杀头和被人暗算。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我们给端出来，当然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才会出来讲话。所以，作者一定要有政治觉悟和政治水平。一般的水平是不能胜任这场斗争的。而且这场斗争要象中苏大论战那样有声势和有气魄。’康生说：‘如果这样，作者就太难找了。’当然我们没有想到他在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帮助下找到了姚文元这个笔杆子。姚文元这个人，过去康生对他并不熟悉。但是我们看过他的文章，当时他和周谷城进行过围绕时代精神问题的大论战。对周谷城把时代精神说成是各种精神的汇合才能是时代精神的观点进行过批判和驳斥。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很好，很有论战性，也有一定的水平。缺点是他的知识太杂而不精。所以，康生一开始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康生曾经跟我说：‘姚文元除了能写写文章，其他的政治经验并没有多少。这样的人抬得太高对他对党并没有多少好处。’后来的事实果然证实了这一点。后来江青就是在文化界和文艺界找一些秀才、演员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这不行呀！他们怎么能有治理国家和从事政治斗争的经验呢？包括陈伯达本人，康生对他也是有看法的。康生不止一次地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江青提起过：‘陈伯达、王力这些人不能重用呀。如果把他们放在国家和政党的重要职务上，一但有事情，是顶不住的。’毛泽东是很自信的人，他认为有他自己掌舵，天不会塌下来。他丝毫也不会想想自己总是要见马克思的。他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尽管对江青一再培养和锻炼，但是在用人问题上恰恰没有把他自己的精髓传授给江青。那就是必须在军队里有自己可靠的力量和随时应变的措施。”
我发现曹轶欧已经完全控制不了自己了，她已被历史的结局所吸引，说的话才是她真正的心里话。我说：“我们还是围绕着康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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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来谈吧。康生对《海瑞罢官》的意见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文章发表之前看过吗？”
我没想到这一次曹轶欧笑了，笑得那样开心：“康生当然看了，不看就显示不出他是毛主席最信任的人之一了。那是文章基本定稿后，江青让康生帮助修改和提意见。这篇文章当时对外是绝对保密的。就连周总理也没有告诉。按照江青的解释，这是一篇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先发表出来看看风向。要引蛇出洞，要掀起风波，要逐步深入，要在这场斗争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和自己的理论队伍。当然，也要通过这场斗争来考验和检验我们党的干部的觉悟和力量。这个意见虽然是江青给我们说的，但是康生分析得很透彻：这是江青代表了毛泽东的意图的。事实也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林青山一类的复仇文人根本不了解事实的真实情况，凭想象来写作高层次的政治斗争，用的那些语言都很下流，好象黑社会的东西一样，没有半点可信度和水平。你送给我的那几本书我看了看，好象林青山的文章里还抄袭了你的那本《山雨欲来》里面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谈话里涉及到的东西。你写的康生的谈话好象是从他在文革中的几次谈话里面概括的吧？你写的东西都有一定的根据。这些内容我们在过去都和一些人们谈过，是事实。我这个人，是事实就是事实，不是事实就不是事实。是事实的东西，就是证明我错了我也敢于承认。我这个共产党员，我觉得自己当得无愧。我们搞革命的时候，他们……”
她有点象江青那样陶醉了，我赶快把话题转移过来：“这么说来，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发表之前，康生是看过了？”我见她点头后，又问道：“他没有告诉彭真那些人吗？”
曹轶欧说：“那怎么会告诉他呢？但是彭真在1965年11月20来号，即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专门问过康生：‘你知道上海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吗？’康生回答：‘一无所知。我也是文章发表后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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