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的。’彭真又问道：‘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来北京是干什么的？’康生说：‘研究《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上演问题。他找我谈话都是说京剧革命，没有谈起批判《海瑞罢官》的事。’彭真那个人很多心，到处打听有关批判《海瑞罢官》的事，追查有什么背景和后台。因为有人跟他提起过：‘江青在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张春桥来北京肯定和这事有关。’这才引起彭真的极大不满。他对康生说：‘看来上海搞这些名堂连你也瞒着，这成什么话？老让我们处于这样的被动状态，我们还怎么工作？’康生回答：‘那你就赶快变被动为主动，也开始批判那出戏算了。《海瑞罢官》确实有问题，我听好多同志反映过这出戏的问题，起码在政治上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彭真听康生这话没有向着他的意思，就不再和康生讲这件事情了。直到他们炮制出那篇被毛泽东斥之为‘反革命纲领’的二月汇报提纲，才把这场斗争升级了。所以，这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搞法，有人说是这个策划，那个密谋的。根据我的观察和亲身的体验来看，那完全是根据当时的斗争逐步推进成那个样子的。就是连毛泽东也不知道斗争会发展成什么样式。当然，他对斗争的必胜和周密的安排那是不成问题的。这里，就要提到重用林彪的问题了。其实，林彪在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并没有起任何的作用，倒是康生和陈伯达、江青这些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江青，把斗争一再升级，把中央文革小组一下子提高到政治局常委之下，取代了书记处。这是连我们都没有想到的。但是那也是当时斗争的需要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不是江青蓄谋的。在那个时候，毛泽东考虑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军队的稳定和防止军队被一些别有用心人的利用。他每天都要和一些同志谈话，是秘密谈话，就是到今天，有些谈话的内容也没有公开。你可以找一些当事人好好谈谈，他们会给你提供更多的情况的。不过，这次中央全面地否定文革，把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和档案全部毁掉，他们是利用给一些人平反之机毁掉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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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档案的。这太可惜了。我为什么要给你谈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不谈，今后就没有人会如此全面地了解这起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过程和来龙去脉了。仅仅凭文献和文件及会议上的讲话是远远地不够的。”
我问道：“康生没有给你们留下重要的材料和他的笔记、日记一类的东西吗？”
曹轶欧说：“康生留下的东西我曾经整理过，现在都被中央派来的人拿走了。全部的文件和文字，几乎都拿走了。连我们自己买的东西都拿走了。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意图。康生已经死了几年了，我又不是不服从中央的决定。现在拿我开刀有什么用处？无非是让一些人高兴一下，起个报复的作用罢了。没有意思，一点点意思也没有。”
提到这些令她伤心之处的时候，她的眼睛里似乎有泪水，但是她忍耐着，没有在我面前流下来。是的，我看得出来，她竭力要在我面前塑造一个坚强女性的样子。
“彭真他们搞得《二月汇报提纲》，康生究竟看过没有？”我再次想证实这个问题，因为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里说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的康生通知搞的”，时过二十多年了，我想尽可能地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一再说：“这个问题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你说实话就可以了，我又不是搞康生和你的专案。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你不同意的话，我不会把你的谈话公布出去的。这对康生现在也没有什么妨碍嘛。”
曹轶欧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彭真并没有把二月提纲的文件给康生看，也没有告诉康生是准备把那个文件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当时，彭真在文件起草前连续开会，康生是参加了会议的。但是康生在会议上的一些意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采纳。比如说，康生提出：‘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不要仅仅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要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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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结合起来’，等等。文件一点也没有涉及。会议的记录要康生看时，康生说：‘要把每个人的发言写上名字公布出来’，他们还是没有这样做。直到1966年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康生才看到已经形成文件的汇报提纲里什么要坚持毛泽东1957年3月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那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先立后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等等。老实说，这些话本身并没有多大的错误。问题是用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提出者的用心就很清楚了，那就是要包庇吴晗和那些当时要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刚刚要涉及到要害是罢官的时候，你彭真提出‘不要象学阀那样武断和以势压人’究竟是指谁呢？很明显，是指毛主席嘛。当时有人问彭真，你那个学阀是指谁？他就说：‘谁象就是谁！’你越是不说是谁，你就越是有鬼嘛！这怎么能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呢？彭真说毛泽东批准了他的二月提纲，这也是岂有此理！毛泽东明明反对彭真包庇吴晗的立场，怎么会支持他把二月提纲那样的东西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党呢？当然，考虑到当时他们在中央的势力比较强大，毛泽东和江青这些人都采取了稳妥的策略，包括利用林彪来打击党内的一些反对势力。这一点，当时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林彪那时装出一副随时都有可能死掉的模样，毛泽东也对林彪的身体状况缺乏了解。所以，毛泽东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完全是一种权宜之计。一但察觉林彪有可能把大权交给他的儿子林立果的时候，毛泽东的原则性和他的果断措施就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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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清楚了。连陈伯达都没有看到毛泽东在这个稳妥上的原则性，而本来陈伯达应该看到毛泽东的这个原则立场的。”
我感到曹轶欧这个人的不同寻常了，怪不得她会担任康生办公室的主任呢，看来她在共产党内没有白白地停留近六十年。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资历远远地要超过江青和叶群这些人，她是仅次于周恩来的夫人邓颍超的女共产党人。要不是由于康生夫人的缘故，她可能会作为老革命家载入中共的历史上去的。我要她再谈谈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立场和态度，他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才说：“很明显，当毛泽东决定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最初的提法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康生向毛泽东建议：‘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种提法，概念不明确。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有很大的差别，不如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容易解释，也容易被人理解。’毛泽东接收了康生的建议，所以在后来的文章中就改成‘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决定这场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的用心是良苦的，最后的矛头是一定要到了刘少奇那里的。早在1964年下半年和1965年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为了发动这场运动，一直在精心研究和策划。他起初想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九十四清运动来攻破和削弱刘少奇的势力，后来又准备发表在同王明路线和李立三路线斗争时期发表的九篇文章来引起全党的重视和对刘少奇的认识。最后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这就是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现在看来，这个突破口选择得好，打准了刘少奇的要害。所以，这场文化大革命才能那样轰轰烈烈地搞下去……”
我问道：“你现在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运动？你认为这场大革命是好的吗？”
曹轶欧没有正面回答我，她说：“我赞成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你是知道的，我就不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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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主张只讲事实而不谈评价吗？”这个女人的嘴很利害，竟想到用我的话来堵我的嘴。我说：“那好，你就接着你的话说下去吧。”
曹轶欧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呢，他们是想把运动搞成1957年反右那样，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抓右派，抓牛鬼蛇神，抓游鱼，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坏人。如果按照他们的部署搞下去，势必再来个人民群众中的自相残杀。所以，要是说错误的话，他们那套文化大革命的方针也未必正确。这当然是后话，也不再提了。提这些目前用处都不大。只是对你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还有用。我讲这些，就是主张实事求是。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这一套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正是毛泽东要整党内的走资派，所以，这才挽救了许多群众的命运。”
我说：“这也未必。群众里也有许多的坏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些领袖们就都是好的吗？许多的投机分子打着‘造反’的旗号都混进领导班子了去了。真正正派的人，真正安分守己的好人倒是在运动中受到了打击。我觉得，现在还是进行法制，实行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民主制度为好。”
当我第三次访问她的时候，她给我准备好了几份材料，全是康生在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和日志。她很激动地说：“你看看，1966年6月9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和康生一块到杭州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时候，刘少奇当着毛泽东的面就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康生当着常委们的面就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重点是整一些右派？值得研究。如果只是在学校和单位和1957年那样抓右派，是否扩大了打击的范围？也未必符合毛泽东同志这几年来的指示。’那次汇报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毛泽东看到刘少奇和其他常委们对运动都没有提出任何符合他的意思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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