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瓦廖夫就中国问题给斯大林的秘密报
告
王丽华
在中国革命的整个时期里，中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苏联领导人和斯大林本人根据他们领导国家和党的经验，试图通过提供建议的方式来帮助中共领导人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因此苏联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问题，迄今仍是俄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进行热烈争论的问题。
1949年12月—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时任联共(布)驻中共中央代表、中长铁路苏方负责人的伊·弗·科瓦廖夫随团同行，这期间他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秘密报告。该报告的真本一直保存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档案馆中，2004年才得以公布。关于此报告，在中俄发表的有关回忆录和著述中说法不一，记载各异。为了让读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现将几种不同说法介绍如下。
一、秘密报告是如何出笼的
关于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过去一直认为这是科瓦廖夫在毛泽东1949年12月访问苏联期间写给斯大林的反映中共情况的一封信。这可能是来源于师哲回忆录的说法。师哲在回忆录中说：“科瓦廖夫??写了一封诬蔑中国的长信。斯大林收到信后，即刻转交给我们，并说：‘这是科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须知，它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 不适当的。’”[1]
关于此事阎明复的说法与师哲相同，他在《我随李富春访苏见闻》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叙述的：“1949年1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时，科瓦廖夫和苏联驻华大使
罗申陪同前往。在莫斯科期间，科瓦廖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反映他所获悉的中共的情况。
关于科瓦廖夫和他的信，我第一次是听毛主席讲的。赫鲁晓夫访华时，毛主席对赫鲁晓夫说，‘四九年冬我去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坐冷板凳。好多天不见我，我发了脾气，大骂了一通，说难道我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吃饭、拉屎、睡觉吗?’毛主席接着说，‘有个总顾问，叫科瓦廖夫给斯大林写信，说高岗告诉他，中共分两派，刘少奇、周恩来是亲美派，高岗是亲苏派??后来斯大林要见我了，就把这封信交给我了。’毛主席在谈到四八、四九年期间斯大林对中共、对他本人有疑心，认为他是“半个铁托”时，也提到科瓦廖夫和他的信，说直到派志愿军去朝鲜参战，斯大林才完全相信中共。”[2]
另外，《党史文汇》2003年第6期发表的《“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高岗分裂活动败亡》一文对此事也持大体相同的说法。
在这个问题上，苏方学者的说法与中方有所不同。比如，俄罗斯退休特命全权大使、历史学家安德列·梅福季耶维奇·列多夫斯基在查阅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档案馆材料后得出结论说，科瓦廖夫的这份报告是他为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准备的，也就是说是在毛泽东访苏之前写的。
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2004年第1期首次发表了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这一报告，同时还发表了安·梅·列多夫斯基为该报告所作的详细的历史考证文章，对科瓦廖夫这一报告的来龙去脉和主要内容作了介绍。他在文章中说：“1948年初，鉴于中国出现的新形势，需要联共(布)中央特派代表常驻中共管辖区。该代表的任务是负责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络并领导在中国东北(满洲里)工作的苏联专家，这些专家当时正在参与中长铁路的工作并向中共及其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武装力量提供技术援助。伊·弗·科瓦廖夫肩负这一双重使命被派往哈尔滨，他
是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经验丰富的经济工作领导者，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曾担任苏联交通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初，科瓦廖夫作为苏联派往中国的、由各行各业专家组成的更为庞大的专家组的领导人，从哈尔滨调往北京，同时继续担任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的特派代表。
科瓦廖夫在领导苏联专家的同时，作为驻中共中央的代表还要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斯大林本人报告中国 的情况，主要是中共管辖区的情况、中共及其领导层的情况以及中共的政策和实际活动等情况。向苏联政府报告中国情况理应是苏联大使馆的职责，但是1949年10月2日以前苏联大使馆设在南京，后来迁往广州，而且是派驻国民党政府的，负责处理两国关系问题，同中共的联系和向莫斯科报告有关中共管辖区的情况和中共活动的情况不是大使馆的任务，也不可能是它的任务。而莫斯科需要尽可能全面地掌握这些方面的情报。这首先是因为苏联领导人已被深深地卷入了国民党和中共之间的斗争，而且在这场斗争中苏联领导人给中共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技术等援助，同时苏联领导人视中共为自己的战略伙伴和志同道合者。为了援助自己的伙伴和同盟者，自然就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共领导人经常请求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本人就他们急需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做出‘指示’。当然，苏联领导人直接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那里得到了某些问题的通报。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从自己派驻中共管辖区的情报人员那里获得情报。这是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所肩负的重任之一。
科瓦廖夫参与了联共(布)中央和中共中央联系中的所有重要活动。1949年1—2月，他同米高扬肩负秘密使命一起前往西柏坡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进行谈判。1949年6—8月，他陪同刘少奇率领的、肩负秘密使命的中共
中央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与了毛泽东1949年12月—1950年2月访苏的准备工作。在这次访问期间斯大林指定科瓦廖夫担任他同毛泽东的固定联系人。换句话说，科瓦廖夫是苏中两党关系中最可靠的人之一，他作为派驻中共中央的代表奉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本人之命，向中共提供援助，并监督中共领导人和苏联方面对这些援助(物质援助和以建议形式的援助)的实际执行情况，向斯大林报告两国关系中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情况，提出自 己的批评性意见和建议。
我有机会在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档案馆藏中看到一些科瓦廖夫发回的此类材料。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科瓦廖夫1949年12月24日的《关于中共中央政策与实际情况若干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是科瓦廖夫为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准备的。斯大林在会见毛泽东时将这份报告的副本交给了毛泽东本人。除斯大林外，看到这份报告的(经斯大林批准)只有极少数苏联高层领导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维·米·莫洛托夫、拉·巴·贝利亚、格·马·马林科夫、阿·伊·米高扬、拉·莫·卡冈诺维奇和 尼·亚·布尔加宁。”[3]
一般来说事件当事人的说法是最直接的证明材料，让我们来看看该报告的书写者科瓦廖夫本人对此事是怎么说的：“访问前夕我开始给斯大林写一份关于中国情况的详细报告，到坐上火车后我才把这个报告写完。我在报告中把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在对内对外政策基本问题上的实际做法同斯大林对他们的建议作了比较。在这方面我对中国领导人发表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性意见。”[4]
从以上不同材料中可以看出，关于科瓦廖夫秘密报告的出笼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1.这个报告是科瓦廖夫在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写给斯大林的； 2.该报告是科瓦廖夫为毛泽东1949年12月访问莫斯科准备的，也就是说是在毛泽东出访前写的。
然而，究竟哪种说法正确呢?俄罗斯在公开发表科瓦廖夫这一秘密报告时所冠以的标题是《伊·弗·科瓦廖夫1949年12月24日的报告》(绝密)，从这个显然是编者加的标题中看不出1949年12月24日这个日期是报告的书写日期还是呈送日期。过去在谈到这个报告时，有人把它称为《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但从目前俄罗斯所公开的材料来看，这并不是报告本身的标题，而是报告的第一句话：“斯大林同志：现将中共中央政策与实际情 况若干问题(译法不同——笔者注)向您报告如下??”从报告的原件看，从头到尾也找不到书写和呈送日期，在报告的最后只有科瓦廖夫的签名。如果按安·梅·列多夫斯基的说法报告是为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准备的，那么肯定应该是在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出访苏联之前写的，日期怎么也不应该是访问期间的24日。如果按我国一些人的说法报告是科瓦廖夫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写的，于12月24日交给了斯大林，看来也没有更多的根据，只是来源于个人回忆，对这种说法还有待于查考。
二、斯大林为何要将科瓦廖夫的报告面交毛泽东
据安·梅·列多夫斯基说，科瓦廖夫的这份报告是斯大 林在同毛泽东会面时交给他的。而斯大林将这份材料交给毛泽东时说过什么话，在他所能看到的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中没有任何记载。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把涉及对方国家的秘密情报交给该国领导人，而且还透露出本国情报人员的姓名，这在国际外交惯例中是极为罕见的。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是什么原因驱使斯大林采取这种非同寻常的举动，他把科瓦廖夫的秘密报告交给毛泽东的用意何在?
我国外交部的邱静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一文中，对斯大林此举是这样说的：“会谈末期，斯大林竟将科瓦廖夫写的一份歪曲中共政策的秘密报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