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毛泽东??斯大林此举是想表达他对毛泽东和中共的信任。在场的师哲将这份报告给毛泽东口译了一部分，毛泽东不想继续听下去，说没有什么意思，不去理它。”[5]
科瓦廖夫在他90岁时(1991年)接受了俄罗斯历史学家、汉学家С.Н.贡恰罗夫就中苏关系问题的采访。科瓦廖夫回答了一些引起人们种种争议和猜测的问题，在谈到斯大林把科瓦廖夫的报告交给毛泽东这件事时，科瓦廖夫说：“1950年2月，即在毛泽东从莫斯科返回北京之前不久，我得知斯大林把我的这个报告以及其他一些也是对中共中央提出批评性意见的密码电报都交给了毛泽东??1967年7月25日米高扬同我交谈时说，斯大林的这种行为肯定成了后来对高岗进行迫害的原因之一，对于斯大林的这种行为至今米高扬也找不出别的什么解释和可以使人谅解的理由。”[6]
安·梅·列多夫斯基在对有关档案材料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说：“毫无疑问，这是斯大林做出的一种政治姿态。他是想向毛泽东表明，斯大林对中国领导人没有秘密可言，斯大林把这样一份涉及中共内部情况的十分‘微妙’问题的秘密情报交给毛泽东是出于对他的完全信任，斯大林不赞同这份情报，为了证明自己的这种态度，他才透露 出了情报人员的姓名。斯大林想以此种姿态再次向毛泽东表明，他——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希望同毛泽东、同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特殊关系，并希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对此不必产生任何怀疑。然而，这全然不意味着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对毛泽东和中共其他一些领导人对苏联的真诚态度真就不存任何怀疑。这样的怀疑是有过的。我当时负责在中国的外交工作，后来在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工作，我本人就知道，苏联高层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政策就是有怀疑的。而且后来的事件已经证实，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但是，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强调他们对毛泽东和中共及国家其他
领导人经常反复表示的建立‘中苏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般友谊’的真实性的怀疑。
关于此问题目前虽然没有找到更多的材料，但仅就现有的材料来看，不管怎么说，斯大林的这种做法是违反外交惯例的，作为一个政治家此举是无法让人理解的。后来斯大林为了彻底否定中国领导人看到的科瓦廖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否定他对中共一些领导人的种种评定，撤销了科瓦廖夫担任的高级职务，把他从中国召回，而且不再让他担任其他任何领导工作。然而，科瓦廖夫这一报告对中国领导人情绪产生的负面影响却是巨大的。
三、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的内容
从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洋洋万字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斯大林曾就中国内政和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向中共领导人提出的12点建议以及科瓦廖夫对这些建议在中共中央政策和实际活动中得到反映的情况所发表的批评性意见。报告中提供的情况表明，中共领导人在夺取政权后的最初阶段遇到了何等难以置信的复杂问题，苏联专家对此又是付出了何等艰辛的劳动，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来帮助中共领导人，帮助中国解决这些问题，使国家摆脱由于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所造成的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种看法只是从报告中谈的情况得出来的，至于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的情况是否真实客观，还有待于对照其他相关文献作进一步的研究考证。
安·梅·列多夫斯基对科瓦廖夫的这份报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作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科瓦廖夫在给斯大林的这份报告中叙述了中共即将取得政权前夕中国国内的局势，说明了中国在从两次战争转向和平道路上所面临的困难和产生这些困难的原因以及克服它们的途径，但他只是从一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和对本国生产有经验的组织者的角度来说明的，他不太了解东方国家，特别是像中
国这样的大国，他在中国第一次遇到了在那里发生的一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而复杂的事件。因此，在他从中国发回的报告、特别是我们提到的这份给斯大林的报告中，除了客观和论据充分的情报，也有一些不完全正确甚至有明显错误的评价。但是，在对科瓦廖夫的评价提出种种批评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他对中共在国内战争时期的政策和实际活动中表现出的唯意志论提出了批评，指出在中国成立初期也存在唯意志论，它是中国成立初期出现的经济困难状况和其他消极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科瓦廖夫的这些看法是有一定根据的。”[8]
注释：
[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35、437—438页。
[2]阎明复《我随李富春访苏见闻》，载于《炎黄春秋》2005年第4期。
[3][7][8]安·梅·列夫斯基《斯大林向中共领导人提出的12点建议》，载于俄罗斯《近现代史》2004年第1期。
[4][6]《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载于《党史研究资料》2000年第1期。
[5]邱静《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载于《党的文献》1996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马列部。
[责任编辑：文义]
伊·弗·科瓦廖夫1949年12月24日的报告
伊·弗·科瓦廖夫 韩英译 王丽华校
“绝密”
斯大林同志：
现将中共中央政策与实际情况若干问题向您报告如下：
1.关于国家经济形势的一些情况
您建议中国同志应特别注意恢复和发展民族工业，包括控制在民族资产阶级手中的工业。应当指出，这方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满洲除外。国家正经受着巨大的经济困难。最重要工业部门的产量仍远远落后于年度最高水平。
例如，1949年的煤炭开采量仅为3350万吨，而年度(1942年)最高开采量为5870万吨，或者说是该年产量的57%。在中国主要钢铁基地满洲的冶金厂中，生铁生产量不超过15万—17万吨，或者说不超过这些厂年度(1942年)最高产量的7%，相应的钢产量为12万—15万吨，或者说不超过炼钢设备生产能力的11%。满洲发电站(在目前中国额定发电量中所占比重超过50%)1949年的发电量不超过140万千瓦小时，或者说相当于1944年额定发电量的31%。其他工业部门的情况也不甚好。新成立的几个工业部尚不掌握国营企业的管理权，也不清楚工厂的生产能力及其所产产品的性能和产量，没有发现港口和仓库中还有未被使用的设备(在上海、广州和汉口等城市就有几千台机床)，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建立国家对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监控。
农业方面，由于干旱和水灾1949年收成损失达40%，这给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出口能力急剧减弱。铁路运输情况稍好一些，1949年修复铁路约2650公里、桥梁1355座，总长度为13550米，从而保证了火车在中国北方、华中和华南总长度为9700公里铁路上的运行，恢复了人民解放军在最主要战线上的行动，同时也将中国北方地区同华中及华南连结了起来。
批发业和零售业除满洲外几乎全部掌握在私商手中，从而使国家无法对市场和零售价格施加任何影响，也将导致对居民某些商品特别是粮食的供应工作陷入严重困境，然而却为投机倒把制造了可乘之机。国营商业和合作制商业在总营业额中的比例估计总共仅占5%-8%。在扩大和由国家控制批发业方面以及在扩大国营商业和合作制商业的零售额方面尚未采取任何切实有效的措施。在对外贸易方面，国家只实施了对商品的进出口监控。
国家财政和货币流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目前，尚无统一的国家财政、信贷和货币制度。既没有统一的国家预算，也没有各个经济区的统一预算，只有每个地方国家政权机关的预算，这些预算出现了巨额赤字，而这些赤字只能是靠发行货币加以弥补。例如满洲1949年9个月中的预算赤字为11%，而中国北方地区总支出额的赤字为35.1%。华中地区1949年的预算赤字为29.2%，而西北地区则为43.2%。目前中国没有统一的货币，在解放区就流通着十种不同的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元、东北银行元、原一些解放区银行发行的货币、内蒙古银行和关东地区银行元、新疆元、中国银元和港币、尚未停止流通的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对调节货币流通没有采取措施，还在继续大量发行货币。截至1949年11月1日，就有14 010亿中国人民银行元和94720亿东北银行元在流通。仅1949年10月就发行了6640亿人民银行元和11290亿东北银行元。1949年11月又发行了相当数量的货币。为弥补预算赤字而大量发行货币导致了物价的持续上涨和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同时也造成了货币对外币汇率的下跌。到1949年11月1日，北京1斤小米的价格是1949年4月1日的15.3倍，天津是14倍，而大米价格分别是13.8倍和11.5倍。北京、天津和中国其他城市的所有其他粮食和工业品的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与1949年10月底相比，1949年11月的食品价格又上涨了1-3倍，工业品价格上涨了1-2倍。1949年11月25日北京和天津中国人民银行元兑美元的官方牌价同1949年4月15日开盘日相比下降了93.7%。中央人民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