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形式。委派到原国民党部队的人民解放军政工干部也很少。从武装力量的稳定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这一角度来看，此类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8.关于知识分子
您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才能完全控制国家，必须通过学校进行教育，用共产主义精神培育工人、农民和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
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政策抱有积极态度。然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很多知识分子采取了观望态度，他们在观察新政府的开局之举。产生这种态度的部分原因是，一些知识分子暂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所学知识的工作，另外没有为正在从事工作的知识分子创造起码的物质条件。高级专家的劳动报酬与低技能工作人员的报酬相等甚至还要低。常有一些大学教授和副教授因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而夜间去当装卸工和人力车夫、做小买卖和从事商业活动。一些知识分子错误地认为，他们不会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工作，他们将被排除在新制度下的积极的创造性活动之外。吸收民族知识分子参与积极的创造性工作速度缓慢为这种看法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也为反动分子和英美帝国主义代理人加紧进行反对新制度的活动制造了适宜的土壤。
那些曾就读于国外特别是美国学校的专家仍崇尚美国及其技术，对我们苏联专家的技术水平表示怀疑。
中共中央对从工人中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还没有采取坚定的方针。现在在北京成立的共产主义大学不接收工人，因为领导人认为他们不够成熟、没有文化、政治上落后，似乎也没有积极参加过革命。
9.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
您建议中国共产党人“不要排斥民族资产阶级，而要把他们作为在同帝国主义斗争中能够帮助我们的力量与之合作。您建议要鼓励中国国内外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贸易活动”。
中共中央在自己的工作中广泛地采纳了您的这个建议。然而，相当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对新政府的措施持观望态度，他们对政治协商会议宣布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权利将不受侵害、他们有权在工业和商业中谨慎使用自己的资本表示怀疑，同时他们担心自己的资本被国有化。具体表现在，部分地缩小生产、减少商业贸易活动、囤积商品物资。另一方面，由于对大民族资产阶级没有采取任何限制性措施，也为其猖狂地进行反动活动创造了条件。就连1949年规定的数额不高的贸易流转税在包括北 京在内的所有新解放区，已有十个月没有征收了。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国家对食盐、烟草制品和酒类制品的垄断。对反动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
10.关于对待外国资本的态度
您建议，“不应当拒绝同资本主义国家做贸易，但条件是不能把可能被用来限制国家主权、扼杀中国民族工业的经济和财政义务强加给中国。”
必须报告的是，中国工商界已作好准备同任何外商进行贸易活动，只要这种贸易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目前中国政府无论对国际贸易还是对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进行贸易都未实行任何限制。而且现在正在实行的政策是在讨好外国资本家企业和贸易公司。没有施加任何税收压力，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的限制性措施。外国企业在所有方面都与民族工商企业享有同等待遇，可是外国人在中国却另行其事。
在上海，掌握动力企业的美国公司在政权转归人民政府后马上将提供给中国民族企业的电能的价格提高了一倍，而为外资工商业企业供给的电能却没有提价。
11.关于阶级斗争
近来在党员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前线的全面胜利阶级斗争将逐渐消失，因为新政府正吸引国内各阶层人士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参与经济合作，这对革命事业和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严重的危险。特别是刘少奇 也同意这种观点。实际上，大量事实说明，各方面的阶级斗争正在急剧尖锐化。
现在，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正愈演愈烈。阶级敌对分子利用新政府手中缺乏对市场关系产生作用的有效手段而哄抬物价，人为制造商品紧缺，收购并囤积粮食，从而引起了居民的极大不满，破坏了新政府的威信。
1949年10月发行6640亿元纸币的做法只能造成经济破坏，它引发了货币流通失调、商品价格暴涨，首先是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恶化。铁路运价在短期内上涨了三倍，这也应该属于怀有敌意的进攻行为，是对铁路运输和正常的货物流通的破坏。
9月，正当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北京的一个发电厂发生故障。在苏联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日，国内最大的吉林发电站功率为7万千瓦的涡轮机出现故障。1949年5月1日，北京市里的一个电车场发生火灾。天津也发生弹药库爆炸事件。一些中国同志之所以想把这些事件看成是纯粹的偶然事件，就是因为他们政治上盲目无知。
反动分子进行恐怖活动的事件时有发生。10月，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恐怖小组从台湾被派往中国的中心地区，他们携带武器和毒药，杀害党和国家工作人
员。在北京就有两名公安人员被害。还有许多关于杀害人民解放军军政人员、通过食品毒死整连士兵的材料。
就在最近毛泽东前往莫斯科之际，在天津车站逮捕了几个人，从他们随身的袋子里发现了炸弹和其他爆炸物。 12.关于对外政策
您建议，新政府不应当拒绝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只要这些国家正式放弃对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政府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
然而，尽管英美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积极支持蒋介石，但中共中央领导人直到1949年11月以前还在对这两个国家能很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幻想。比如这种情绪的反映表现在，刘少奇和李立三反对日本、印度以及 其他受英美联盟控制或与其有联系的国家参加亚洲国家工会代表会议，为的是不去刺激美国和英国。对南斯拉夫向中国提出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的建议一事保持沉默也可以用此来解释。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在一次有毛泽东参加的会谈中说：“如果我们拒绝南斯拉夫的建议并公开指责其政策，那么请问，万一南斯拉夫的主子美国问起此事，我们该怎么办。”周恩来对向上海和天津派遣苏联专家组持否定态度也是这种情绪的反映，因为美国和英国的巨大经济利益都集中在这两个地方。
这类情绪是国内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政治人士向中央施加压力的结果，因为这些人一直都在希望英美尽快 承认新中国，这样，中国资产阶级就可以依靠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来防止中国进一步民主化，不使中苏友谊得到巩固和发展。
[译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卷宗584，卷张123—144]
[责任编辑：文义]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