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研究
欧阳修在北宋中期的文坛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是当时诗文革新的领袖。他对梅尧臣与苏舜钦的推崇、对太学体的反对，都在宋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对西昆文学的态度，不是简单的否定。本世纪的欧阳修研究，一是分析评价他的文学地位，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初期，还有一场关于欧阳修文学领袖地位的争论。二是分析欧阳修诗、词、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相比于苏轼的研究，欧阳修研究在文章数量上远远不如，因而还显得稍微薄弱。总的看来，研究者都能够认识到欧阳修的重要性，对其文学创作特性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第一节 生平与思想研究中的问题 本世纪研究欧阳修生平与思想的主要成果，是几部传记和几部作品选的前言，专门的研究文章不多。已出的欧阳修的传记有：梁容若的《欧阳修》，台湾《中国文学论集》1958年第4期；刘子健的《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7年印行；袁行云编的《欧阳修》，中华书局1961年版；蔡世明《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张华盛的《欧阳修》，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郭正忠的《欧阳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刘德清的《欧阳修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洪本健的《醉翁的世界：欧阳修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及其《欧阳修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一、生平、籍贯与谪滁前的狱事 研究者一般都将欧阳修的生平按仕途的发展分期，比如蔡世明在《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一书中，将欧阳修的一生分为六节论述：1、西京留守推官时期；2、从贬官夷陵到复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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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庆历变法；4、中年的蹉跎与再起；5、嘉祐治平之治；6、由剥而复的晚年。 施培毅《欧阳修诗选》的《前言》，将欧阳修的生平分为以下五个阶段并描述了其特征：1、三十九岁即庆历五年以前，“满怀豪情，以天下为己任”，反对“西昆体”，倡导古文运动，很快被公认为文坛领袖；2、三十九岁到四十八岁，“思想上开始萌发了消极的因素，但主导倾向仍是对新政失败不甘心”，具有个人思想和艺术特色的诗篇多写于此时；3、四十八岁到六十一岁（至和元年到治平四年）重新被起用，但思想苦闷，报国无方，“归颍”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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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六十一到六十五岁，年已垂暮，又来了一次打击，“虽仍在官身，早已身游家园了。” 刘德清在《欧阳修论稿》中，论述了欧阳修的籍贯与家世以后，将其生平分为青少年、初入仕途、庆历新政、十年辗转、重返朝廷等五个时期，也相应地分析了他在每一个阶段的特点。3
关于欧阳修的籍贯，宋人吴充、韩琦撰写的欧阳修行状和墓志都说他是“永丰人”，本世纪的《辞源》、《辞海》等都说他是“吉安人”，王树、王水根在《欧阳修籍贯辨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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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认为欧阳修是江西永丰人，而非吉水或吉安人。 魏峡在《欧阳修籍贯小议》中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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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籍贯不是庐陵，而是四川绵阳。 关于欧阳修的生平考证文章，还有杨忠的《〈宋史·欧阳修传〉勘误》（《争鸣》1985年第3期）等。
庆历五年五月，欧阳修外甥女张氏因私通仆人而下开封府狱，欧阳修也因被认为与张氏有暧昧关系被牵连入狱，八月落榜龙图阁直学士、罢都转运史贬知滁州。《宋史》对此事含糊其词，古代论者多为欧公辩诬，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为此事展开了一场论争。胡适在《欧阳修的两次狱事》中指出：“欧阳修两次被人用家庭昧事参劾，一次在庆历五年（1045）， 12
《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第17至36页，台湾文史出版社1980年版。 《欧阳修诗选·前言》第2至3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
《欧阳修论稿》第36至6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
《争鸣》1984年第4期。 5
《文史杂志》1986年第2期。
他年三十九；一次在治平四年（1067），他年六十一。”后一次属“无根之言”，而第一次牵涉他的外甥女张氏，王銍《默记》记录最详。胡适认为：“大概张氏一案不会出于无因，狱起时，欧公正三十九岁，他谪滁州后即自号醉翁，外谪数年而头发皆白，此可见当日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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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之多了。” 认为欧阳修与张氏确有暧昧关系。储皖峰在《欧阳修〈忆江南〉词的考证及其演变》中，考证了涉及张氏的艳词《忆江南》是欧阳修所作，且以为“他受了‘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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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便投弄他的轻狂，结下了不少风流情债。” 谭正璧的《恋张女欧阳修受劾》虽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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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可靠性“很脆弱”，但也基本上认为欧阳修与张氏有暧昧关系。 蔡世明在《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中否认欧阳修张甥案与长媳案的可靠性，但他指出，在西京任官时，欧阳修少年得意，心怀大志，可私生活不免放纵，以至成为了日后两件风流案──张生案与长媳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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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诬告的原因。
谢桃坊在《欧阳修狱事考》中，详细考证了欧阳修狱事的始末及其政治原因，分析了与欧阳修“盗甥”之诬有关的艳词，认为“欧阳修因张氏案而入狱，是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守旧势力对庆历政治革新的最后一次打击，采用了卑劣的制造阴私丑闻的手段。案件的审理过程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激烈和守旧势力的阴谋安排。虽然当时欧阳修‘盗甥’之诬已辩清，且有定论，而十二年之后政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旧案重提，煽动下度举子的反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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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附会上似是而非的艳词以广传播。” 认为此案与苏轼的“乌台诗案”一样，事本莫须有，应该加以廓清。
二、政治态度、处世态度和人格 关于欧阳修在王安石变法中的政治态度，是有关他思想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世纪之初，梁启超在《王安石评传》中虽极力赞美王安石，也不过仅仅说欧阳修是王安石的“诤臣”。而建国以后，一些人则以王安石变法为尺度衡量欧阳修，认为他是“保守派”。至八十年代中期，谈敏还在《欧阳修晚年政治态度之我见》中认为，欧阳修晚年反对王安石变法，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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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是保守的。 该文似乎是针对郭预衡的《论欧阳修》一文，郭文对欧阳修的政治思想作了重新评价，认为欧阳修“不是保守派，而是改革家”，并分析了欧阳修对宋代兵骄吏冗等现实问题的改革主张，认为他针对多年的积弊提出了大胆的改革措施。但没有被统治者采纳，“改革虽不成功，但欧阳修的这些主张，却有文献可征，其思想光辉不可湮灭。”他还认为，青苗法的目的是在取利，是为国家解决财政问题，而欧阳修主张“惠民”，他反对“表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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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钱”，“正表现了他的认真负责，既向朝廷负责，又向百姓负责的精神。”
总体上看，近二十年来，同意郭预衡观点的人占绝大多数。刘德清在《欧阳修论稿》中认为，说欧阳修的政治理论有不足之处，其政治实践有局限性是可以讨论的，但说他思想保守、反对改革，则论据不充分。作者认为，欧阳修的政治活动，以滁州之贬为界限，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后期的政治思想与实践有着显著变化，受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又都有着明显不足。但是，贯穿欧阳修一生政治活动的思想基调，是革弊兴利、忧国爱民。”该书还认为，王安石重国计、轻民生的作法，违背了欧阳修的政治理论──人情说、宽简说、爱民说，况且欧阳修“算不得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他晚年从未对王安石变法在整体上作出否定。相反地，王安石变法却借鉴了欧阳修的朝政改革思想与实践。”作者将欧阳修的朝政改革思想概括为：一，精选官吏，堵塞滥员；二，按察官吏，淘汰冗滥；三，改革科举，复兴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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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月刊》第1期，1924年。
《现代学生》第3卷第8期，1933年。 3
《青年界》第8卷第3号，1935年。 4
《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第19页，台湾文史出版社1980年版。 5
《文史》第28辑，中华书局1987年版。 6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7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四，力戒因循，稳健求变。 施培毅在《欧阳修诗选》的《前言》中认为，不能根据反对“青苗法”而称欧阳修为“保守派”，因为他反对新法的言论仅此一件，不久后即退休，且“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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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了不久以前反对青苗法的错误”。 陈新、杜维沫在《欧阳修选集》的《前言》中也认为，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是欧阳修一生的理想，他是不避危难参与庆历新政的，他为政主张宽简，不务高论，注重实际，书中认为，“如果仅根据青苗法上的分歧，来判断欧阳修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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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趋向保守、反对变革，证据是不充分的。”
此外，在所谓“濮议”中，欧阳修成为言路攻击的主要对象。多数学者认为，这场争论在今天看来是迂腐的，欧阳修的态度也并不值得肯定。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说，欧阳修“能通经文，善言敢言，压倒众人，使人不能抬头，于是众人也以去之为快，反倒把主持此事的韩琦认为次要。”因此，他说“濮议之争是欧阳修政治经历上的一段悲喜剧”。4
施培毅《欧阳修诗选》的前言说：“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欧阳修头脑中的封建糟粕。”5
欧阳修为人处世的态度，蔡世明在《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中概括为：刚正的性格，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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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襟怀，进贤的热诚、谋国的忠实。 刘德清的《欧阳修论稿》概括为：1、性格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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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代行事；2、襟怀坦白，宽厚待人；3、奖掖后进，爱人以德；4，谦虚谨慎，廉洁奉公。
程杰在《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中，将欧阳修的人格个性概括为两个方面，并作了详尽的论述：1、“履之以身”，“施之于事”与“见于文章”。作者认为，欧阳修“道德、事功、文章三者兼求并祁的‘复古明道’思想，有机揉合了儒学复古精神与士人传统中功名、文章两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这是一个道义为本，而又通变致用、积业成德，有著广泛的社会和人生实践性的人生理想，是兼具了学者、官僚、文士等多种角色内涵的‘士大夫’、‘文人’的人格模式，‘明道’的思想，从根本上决定了士大夫淑世仁德的倾向，促进了良知和责任的自觉；事功的祁向，保证了济时泽物社会功能的实施；而‘文章’既是‘施用’的职能，更是润身自饰的内容。这些事业的诸多方面，使士大夫的人生追求不失道德之正，同时又显得左右逢源，进退宽绰。”也就是说，与传统士人徘徊于“仕”与“隐”的两难境地不同，欧阳修的人格理想提供了更多的进退选择机会，“这种多元的价值观包含了对现实处境的理智认取和谨慎设计，其中又体现了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广大庶族知识分子对人生价值的积极执著精神。”2、“达老”、“醉翁”与“六一居士”。作者认为，欧阳修洛阳时期诗酒浪漫的生活，虽然只维持了短短三年，但他在以后的岁月里反复回忆，几乎构成了他的诗歌吟咏不尽的主题，这折射出他“性格深处淘洗不尽的疏漫之气”，但早年放逸不羁中已“有一份感慨多思、达观迈往的理智”，景祐年间贬放夷凌，一反古人悲戚之态，超出了东京士人激进的“明道”观的思想影响，显示了其它方面的精神影响。滁州以后，欧阳修“走向山水须借助于酒的力量，以自己的颓然忘我与鸟兽的自然无知相谐和，从而把握心灵的自由欢乐”，与早年相比，“从自发的青春之乐到‘醉翁’的达理而后为乐，为乐则同，而人格心理已是有了绵历世事的理性厚度”。熙宁三年以后欧阳修更号六一居士，“反映了他开始从早年的诗酒雅放、性气外烁转向晚年的文史自娱、恬退闲适”，显示了高雅的趣味，更见出文化创造的品位，“这种多面的才艺和趣味，给文学带来了多样化的情趣和浓郁的人文气息”。上述人格特点表现于文学创作，使其创作具审美情感和艺术趣味具有多样化和复杂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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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论稿》第页101至11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欧阳修诗选·前言》第4至5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
《欧阳修选集·前言》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
《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第页237至238页，香港新亚研究所1967年版。 5
《欧阳修诗选·前言》第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
《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第47至57页，台湾文史出版社1980年版。 7
《欧阳修论稿》第63至8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为“感慨”、“豪宕”与“愉悦”以及“平易”、“融通”与“博雅”的特色。
第二节 欧阳修与诗文革新运动 在唐宋古文运动中，宋代古文运动的成效不仅体现在散文领域，而且影响到诗歌创作，如“以文为诗”的流行，所以人们又习惯于将发生于北宋中叶的这场文学变革称为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在这场运动中起了什么作用？有何贡献？以及他对待“西昆体”和“太学体”的态度，都是研究者很感兴趣的问题。
一、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的领袖地位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在北宋的诗文革新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可以说是古今的一种共识了。如《四库提要》云：“宋初诗文，尚沿唐末五代之习，柳开、穆修欲变文体，王禹偁欲变诗体，皆力有未逮。欧阳修崛起为雄，力复古格，于时曾巩、三苏、陈师道、黄庭坚等，皆尚未显，其佐修以变文体者，尹洙；佐修以变诗体者，则梅尧臣也。”柯敦伯《宋文学史》说：“宋代文坛，修为巨擘，四六诗词，亦所兼擅，尤于古文居于承先启后之重要地位。??故论宋代古文者，莫不知欧阳之后有曾、王、三苏，曾、王与欧阳皆江西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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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皆出欧阳门下，故是时领袖文坛以承先启后，舍欧阳修其谁耶。” 刘大杰在《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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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展史》中说：“士风的转变，古文的复兴，都在他的手中开展起来。” 振甫在《欧阳修散文的艺术特色》中指出，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宋朝人说，‘欧阳子，今之李白也’，这话是恰当的”，并认为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比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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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发展。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说，欧阳修“在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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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北宋中叶文坛的领袖。”
王冰彦在《欧阳修的“道”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中说：“欧阳修作为作家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算不上是一流的，但是他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其文论和创作实践，对当时以及后代的影响却不能低估”，他甚至认为在这一点上，“文起八代之衰，道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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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溺”的韩愈也无法与欧阳修相媲美。 王水照在《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一文中认为，欧阳修“经过二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既反对‘剽拟故事，雕刻破碎’的昆体与骈文的流弊，又吸收了宋代以来古文家写作的失败经验，才把建立流畅自然、平易婉转的风格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基本目标。他开创了一代文风，这是他对中国散文史的最突出的贡献。” 7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认为欧阳修领导并完成的第二次古文运动，确立了散体文的正宗地位，并说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对诗文革新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团结尹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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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年、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诸人，在仁宗年间开创了新的局面。 周振甫在《唐宋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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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论》中也说“宋代六大家中，以欧阳修为古文革新运动的开创者。”
有的学者则从宋诗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欧阳修文坛领袖地位。如胡守仁在《论欧阳修诗》中说“当时有不少与他志同道合的人，团结在他的周围，朋侪如梅圣俞、苏子美，后学如曾巩、王安石、苏轼，都在诗歌上有高度成就，这样一来，便取代了盛行于宋初的西昆体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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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这就是所谓宋诗。” 郑孟彤在《论欧阳修以文为诗的美学价值》一文中也指出，梅尧臣、苏舜钦的努力对纠正西昆派的流靡诗文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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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文革新研究》第180至212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 《宋文学史》第25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3
《中国文学发展史》第6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中华书局1949年初版。 4
《新闻战线》1960年第5期。 5
《中国文学史》（二）第5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6
《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 7
《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 8
《两宋文学史》第33至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9
《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 10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阳修“继承了古代现实主义的传统，以他的理论和创作的巨大影响，又进一步将西昆派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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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专重辞藻的风气扭转了过来，把诗歌重新纳入正轨，使之向健康方面发展。”
大多数学者皆认为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完成者。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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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宋代诗文的复古运动，到欧阳修总集大成，此后的发展，便逐渐分化。” 葛晓音在《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中认为：“欧阳修通过他与后辈文人的交往，致力于纠正从太学流传到社会上的怪癖文风，??将曾巩和苏轼兄弟拔在高等，??使‘场屋之习，从是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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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历时百年之久的诗文革新运动至此才取得全面胜利。”但也有人对这一问题产生了怀疑。朱靖华在《苏轼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真正完成者》一文中指出，这一问题“尚待商榷”。他认为：“衡量文学史上任何一次文学运动的完成标准，都要看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文学的特质和内在规律，看它是否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看它是否廓清了自己的对立面的流毒和影响”，他认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十世纪末，柳开等人提倡恢复古道；第二阶段是十一世纪初至十一世纪中叶，欧阳修等人从理论上矫正了运动初期重道轻文的倾向，并在诗文创作上树立起革新的楷模，取得初步成果；第三阶段是自十一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末，以苏轼为代表，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除旧布新，廓清了西昆的流毒，促成了创作的繁荣，完成了运动的历史使命。作者认为，欧阳修作为文学革新运动的一位杰出的领袖，曾煊赫一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他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有着深刻的矛盾，晚年甚至“大肆吹捧起西昆体的作家作品来”，“转向了保守的立场，其消极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其词也沿袭着词为艳科的传统词风，与诗文革新的积极精神背谬。这些都说明了欧阳修“在领导诗文革新运动中的不彻底性”，只有待苏轼来担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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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运动的重任。
姜书阁在《苏轼在宋代文学革新中的领袖地位》一文中认为，“欧阳修既不是诗文革新的领导者，更不能成为诗文革新的领袖”，原因是欧阳修“学古文较诸友为迟”，且一直以韩愈为式，“对于文论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创见，大抵循守韩愈、李翱之旧，他对时文及西昆的批评也没有超出宋初以来王禹偁、柳开??等人的范围，甚至还不及他们的某些批评痛切”，因此作者认为欧阳修的主张只能说是“复古”，“看不出多少文学革新的内容”，而且其词仍然沿袭南唐遗风，虽与《花间》略异，却仍属于婉约之作，“以艳情为主”，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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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苏轼才能称为文学革新的领袖。 但郑孟彤在《欧阳修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逐一反驳了姜书阁的观点，并指出，第一、欧阳修沿着范仲淹走的道路，利用他在政治上的方便和文学上的崇高地位，吸取柳开等人反对宋初形式主义文风的成果，大声疾呼，倡导新古文运动，逐渐形成了诗文革新运动的声势；第二、欧阳修利用知贡举的机会提倡古文、反对时文，“直接地影响到全国士子读书作文风尚的转变，有力地推动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第三、欧阳修注意团结人才，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第四、欧阳修对革新理论的阐发和提倡有很大的意义，以他为首的文人的创作是在其指导之下，他的创作实践起了很大示范作用。作者还认为，承认欧阳修的领袖地位，并不否认苏轼在古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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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王奇珍《论欧阳修在宋代诗文革新中的领袖地位──兼与姜书阁商榷》中认为：欧阳修领袖地位的确立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历史必然；他解决了诗文革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其创作有不容贬低的艺术成就与革新精神。作者认为，欧阳修的领袖地位在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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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早已确立，推举他的几乎全是这场革新运动的参与者，其中尤以苏轼最具有代表性。 12
《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 《中国文学批评史》（三）第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1版，原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4
《苏轼新论》第148至179页，齐鲁书社1983年版。 5
《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 6
《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 7
《文艺理论家》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