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风神也。” 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论欧阳修的各体文章时说：“碑传之文，随事曲注，而工为提掇，跌宕昭彰，大含细入，不矜愈之奇辞奥句”；“论说之文，因事抒议，
2
而工于辨析，条达疏畅，理惬情餍，不同愈之盛气强辩。” 万若增在《欧阳修散文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1、墓志一类的作品在欧阳修集中占一半以上，虽不乏谀墓之作，“但主要的是在作者为一些好友如石曼卿、苏子美、梅圣俞、江邻几、尹师鲁等人所作的墓志中，却创造出作者特有的情文并茂的风格，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2、序跋一类的作品，最突出的是《五代史》，文笔清洁老练，许多传序“既是沉痛的史论，又是优美的散文”，为好友写的诗文集序，“也摆脱前人创作的规律，创造出自己的风格”。3、杂记一类的作品，与《水经注》、柳宗元等人的杂记文不同，“兼有幽雅和富丽两种特点，使读者
3
如身入景色秀美的园林，极赏心娱目的能事。”
陈尚君在《欧阳修与北宋文学革新的成功》中分析欧阳修各体文章之特点说：“其奏议政论文多步法陆贽，内容充实，概念准确，善于在纡徐舒缓的述理中，提出犀利的见解，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史论则不同，多设疑、多感叹，曲折往复，情理俱胜，史书传记和墓铭碑状文字简略，只书大节，反对繁缛空言，多撷取典型事件以反映其面貌。其记叙文善于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注意谋篇立意，剪裁精当。欧文一般都有笔触多情的特点，而感情色彩最浓郁的当推其哀祭文，多是对文学知己、政治同志的哀悼，声泪俱下，情见于词。”4
唐骥在《欧阳修碑志泛览》中指出，欧阳修的碑志文“可以说是庆历风云录，系乎治乱之文”，它全面地反映了庆历新政前后北宋政坛上围绕革新进行的激烈斗争，借碑志系统地宣传了革新思想，这些碑志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叙事方式以及布局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具的特色，
5
是中唐、北宋中期事实上存在着的变法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黄中梵在《欧阳修碑志文简论》中也指出，欧阳修的碑志文在形式上较为成功地摆脱了碑志文作为古代应用文之一的僵化模式，不少篇章写得感情真挚，语言朴实流畅，人物形象各具特色，从而显示了更强
6
的文学特色。 关于欧阳修的赋，程千帆、吴新雷在《两宋文学史》中说：“一方面他仍然吸取传统辞赋的铺张手法，另一方面却大胆地打破了传统的骈赋、律赋的格律与模式，完全出之以散文。这一尝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文赋的地位从此确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便
7
是接受《秋声赋》的直接影响而写出的。” 王水照在《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中指出，欧阳修的赋“既保持了诗的特质和情韵，又采取了散文的笔致笔调，打破了原来固定
8
的句式、韵律，形成了一种亦诗亦文、情韵不匮的新型赋体，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样式。”
刘德清在《欧阳修论稿》中将欧阳修的散文分为议论文、记叙文、抒情文三大类，说议论文“包括直陈时事，阐述政治主张的政论，以古喻今，用历史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史论，评述作家作品、探讨文章得失的文论”等，其风格是多样化的，其共同的特点是“长于说理，逻辑严密，持论平实，婉曲多姿”；记叙文的特点是，虽长于记叙和描写，但不是文章的重点，它们只是文章的关联点，由它生发议论，引发抒情，而且记叙议论抒情三者往往融为一炉，相得益彰，“叙事写景中寓含深情或哲理，议论抒情又使得记叙的境界得以升华。”抒情文包括祭文辞赋及一部分以抒情为主的序、题跋、书简等，其特点是“感情真挚，哀婉动
9
人。”
12
1
《中国散文史》第243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
《中国文学史》第505、507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原1939年（湖南）国立师范学院铅字排印本。 3
《语文学习》1979年第4期。 4
《研究生论文选集》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
《宁夏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6
《广西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 7
《两宋文学史》第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8
《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 9
《欧阳修论稿》第235至26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四节 欧阳修的诗和词
欧阳修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与后来的王安石、苏轼及黄庭坚相比虽然略显逊色，但仍可然是宋代文学史上的一位自成一家的诗人，对宋诗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他的词，上承五代南唐词的情韵，下启东坡词的疏隽与少游词的深婉，在宋词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除了文学史著作外，本世纪研究欧阳修诗词的文章不算多，所论多集中于谈欧阳修诗词的渊源、特点及成就方面。
一、欧诗的渊源及特点
陈延杰的《宋诗之派别》认为：“欧阳修诗原出昌黎，痛绮靡之作，始矫昆体，以气格
1
为主，故其诗敷腴，宋诗风气为之一变，最长七言古体，幽咽豪迈，不可一世。” 梁崑《宋诗派别论》则直接称欧阳修等人为“昌黎派”，说：“此体作者皆古文家，故曰古文诗体亦可。彼辈生于西昆体盛行之际，目击其弊，自然立帜相抗，为其反动；及西昆既衰，此派势力始继之而大张，实为宋诗最富权威者之一体。后世诗家受其影响者颇不乏人，至其创始者虽为穆伯长，而领袖终当推欧阳修。”又说：“古文家奉昌黎古文如天日，而于诗，欧公既每以昌黎自况，众人亦每以昌黎推之，故其宗主昌黎无疑。诸家近体尽或有不与韩侔者，若古体则多半为韩格。”认为昌黎为诗主气格而贱丽藻，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是也；古文诗派亦主气格，“此于欧、梅辈相互评赞之语可证，如曰古健，曰古硬、曰气雄、
2
曰气豪、曰奇怪、曰奇壮、曰奔放、曰险绝、曰体逸、曰思峭，斯皆气格所致耳。”
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说：“欧阳修与苏、梅过从久，其诗出入二家，则以舜钦豪放之笔，写尧臣瘦炼之之句；而斅李白之振奇，同韩愈之俶诡；非不欲为李也，欲为李而仅得韩也；人巧可阶，天才难为也。”又谓其“大抵以中唐晚唐之清炼，祛盛唐之浮阔；而以盛唐中唐之豪荡，舒晚唐之危仄”。又论其对宋诗 的开拓之功说：“由修而拗怒，则为黄
3
庭坚，为陈师道；由修而舒坦，则为苏轼，为陆游。诗之由唐而宋，惟修管其枢也。” 在《宋诗略说》中，顾随指出，欧阳修诗文均学韩愈，但“欧文不似韩而好，诗学韩似而不好，其缺点乃以文为诗。此自工部、退之已然，至欧更大显，尤其在古诗。故宋人律绝尚有佳作，古诗则佳者颇少，即因其为诗的散文，有韵的散文。此在宋亦成为风气”，他又认为，欧阳
4
修自负《庐山高》非太白不能为，可以说“太白诗真不像欧”。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欧阳修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地畅所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在以文为诗这一点上，他为王安石、苏轼等
5
人奠了基础，同时也替道学家像邵雍、徐积之流开了个端。”
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欧阳修诗歌的单篇论文增多，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欧诗的特点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赵仁圭在《欧阳修的‘文道’观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中，分析欧阳修对“道”的见解所影响于诗歌创作者有四点：一是以“百事”为道，把“切于世事”、“养生送死”作为王道之本，表现于诗歌之内容，是诗歌反映面拓宽，涉猎面“杂”的特点；特别是很多表现经济生活与民风民俗的诗。其二是使创作的形式体制出现了两个特点，即古体诗占的比重增大，古近体诗风呈现迥异之特点。其三是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确定了他诗歌格调上的一些特点，“有时洋溢着乐观豪爽的情调，有时又充满了沉郁深重的激愤之情。”
6
其四便是以议论为诗。 柏年在《论欧阳修的诗歌与宋诗风格的形成》一文中指出，欧阳修在诗歌题材方面的开拓具有开创意义，“欧阳修不仅利用诗歌讨论时政、评说历史、探讨学 12
郑振铎主编《中国文学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27版。 《宋诗派别论》第39至47页，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3
《中国文学史》第515、520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原1939年（湖南）国立师范学院铅字排印本。 4
《顾羡季先生诗词讲记》第272页，台湾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2年版。 5
《宋诗选注》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版，原1958年版。 6
《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
术问题、鉴赏文物书画，而且在诗歌中歌咏和表现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事物，诸如鸟啼虫鸣、捕蝗祁雨、赛龙驯鹿，甚至鱼鹰、蚊子、鸡头、鸭脚、车鳌、竹簟、石枕等都要写入诗，到了苏、黄，题材进一步扩大。”又指出，欧阳修在表情达意上追求深刻创新，“在艺术构思上，不停留在对事物表面现象的描绘，不满足于客观的摹写，而是透过这些现象进一步表现他对事物的认识、对生活的态度。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移情入景或情景交融”。作者认为，“欧阳修的诗歌开创了取材广泛、命意新颖、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一代诗风。这些特点无疑是对传统诗歌意绪表现范围的解放，代表着中国诗歌发展新的方向”，“体现了宋代诗
1
人思想的解放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诗歌史上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秦寰明在《论北宋仁宗朝的诗歌革新与欧、梅、苏三家诗》一文中论述欧阳修诗的地位时说“欧诗抨击时政没有苏诗那样激烈，感叹民瘼没有梅诗那样深切，艺术风格也没有苏、梅那样鲜明，但欧诗的价值以及在当时的诗歌革新中所起的作用是苏、梅所不能替代的。”原因一是他当时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之高之广，二是“他的创作实践力求避免当时诗风的一些偏失，包括苏诗的过于犷悍和梅诗的过于粗拙，而使诗歌归于雅化，使士人之诗具备廊庙之声的资格获取更多的人文品格。”作者还指，出欧诗的特色为“更多贯注着人文意趣，
2
故其诗中人文意象开始取代自然意象在诗歌创作中的主导地位。” 这对宋诗的产生和发展是有贡献的。
在对欧阳修诗歌特点进行阐释时，有人注重阐发其“平易”之特色，有人注重论述其“以文为诗”。胡守仁在《论欧阳修诗》一文中说：“欧诗虽有摹韩的痕迹，却一般是平易流畅、闲淡容与，风格究竟不同于韩。他是宋诗的创始人，也是其中能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3
刘宁在《论欧阳修诗歌的平易特色》一文中专门分析了欧阳修诗歌平易的特征，说：“平易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其核心是追求表达上的深入浅出和明白易懂”，而不能仅仅将其归结为不用难词和难字，“欧诗围绕说理的需要，在深入浅出的原则下，对诗歌语言、构思作出调整，在语言上，能根据内容的不同特点，灵活采用多种表达方式，融合多种语言风格，使人易知易懂；在构思上，能立足人情物理进行议论叙事，尽量将一己的好恶融化在理智的见解中，从而为说理的内容进入诗歌创造了新的表现方式。由此形成的新的诗风，在艺术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宋诗注重说理的革新要求”，这“对宋诗时代风格的发凡起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文章还指出，欧诗不以感情的鲜明热烈取胜，而以思致的宽和通达见长，其近体诗
4
最显著的特色是思致之美。
郑孟彤《论欧阳修以文为诗的美学价值》指出，欧阳修诗的散文化有三种表现：其一是用古文式的章法写诗，讲究转折顿挫、虚实正反；其二是句子结构的散文化，彻底散行，长短句杂出，少骈偶对仗句，故意做得似对非对，句子造成散文调而非诗调；其三是诗中常用散文常用的语助词或在句子中用散文式的介词。又指出，欧诗议论的内容，一是对朝廷政策的批评。二是对小人当道的指责，三是对人生事态的慨叹。欧文议论的方式是，一是把抒情与说理、写景与议论融为一炉，其议论常置于全诗的肯綮处，或出之以形象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因而富有艺术感染力；二是直接铺叙，直抒胸臆，进行议论，语言饱含感情，语句凝练生动。文章还指出，欧诗散文化的美学价值，一是在于开拓了诗歌艺术美的领域，在以均衡对称、和谐圆润为美的唐诗以外建立了一种以参差错落之美取胜的美。二是在于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既保留了诗歌传统的形式而又使之具有较大的弹性，既保留了诗歌相对的整齐凝练，又接近散文的流动潇洒，使诗的节奏、声律多变，语言自然流畅，别有风趣与韵味。其议论化的美学效果，一是能给读者以认识真理、认识生活本质的东西，二是扩大了 12
《重庆师院学报》1990年第3期。 《文学遗产》1993年第1期。 3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4
《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诗歌的题材领域，增强了诗歌的说理性，丰富了诗歌的构思和布局，变化了诗歌的句法和格
1
调，使诗歌具有了唐诗以外的新的韵味。
此外，意象分析是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黎烈南的《欧阳修诗词中的飞鸟意象》对欧诗中的飞鸟意象作了分析，认为它能折射出欧阳修一生各个时期的心态：早年“清闲、愉悦”，中年“融入了对国事的责任感及对人生的艰险抗争的意识，而显得更加动健”，
2
晚年“高浑深邃”。
二、关于欧阳修艳词的真伪和评价
欧阳修是否创作过大量的艳词，其《醉翁琴趣外编》中的艳词是否属他人伪作？对此问题，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当今学者大多以为这些词并非他人伪作，但对其评价则不太一致。
胡适认为，欧阳修虽称“一代儒宗”，但并非没有侧艳之词，他说：“北宋不是一个道学的时代，作艳词并不犯禁，正人君子并不以此为讳。曾慥序《乐府雅词》，说‘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然曾慥所收入十多首内即有‘水晶双枕，傍有堕钗横’一首，这不是艳曲吗？??欧阳修的词直接五代，仍是《花间》一派，故他的词往往与冯延
3
巳的词相混。” 储皖峰《欧阳修〈忆江南〉词的考证及其演变》说，欧阳修“认定着‘人
4
生自是有情痴’??便在人群里肆弄他的轻狂”，并认为这是他“艳词的来源”。黄畲《欧
5
阳修词笺注》认为，欧词有“二百四十首零半阕”，则是将这写艳词包含在内，以为这些艳词是欧阳修所作。
有些学者则从不同的角度指出，这些艳词并非欧阳修所作。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琴趣外编》中的艳词和六一词的作风太不相同，显然不是出于同一词人的手笔。他认为，这些词相当不坏，真情而质朴，可能是刘煇的伪作，或仅是集了当时的民歌也
6
难说。 叶嘉莹在《论欧阳修词》中认为，欧阳修以游戏之笔写为小词，“在其表面所写的谴玩艳赏之豪兴中，乃往往具有极深远之含蕴”，这是我们要细心体会的，“至于在欧词中所混杂的一些鄙俚俗恶的作品，则就其表现之技巧及情意之境界而言，确实不似欧阳修所宜
7
有。” 据谢桃坊《欧阳修词集考》考证，《醉翁琴趣外编》中的五十五首艳词皆非欧公所作，说“《景宋吉州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三卷，收词一百九十四首，除去混入他人之作五十五首，另加上集外词《少年游》、《桃源忆故人》、《阮郎归》三首，则欧公实际词
8
作应为一百四十二首。”
罗弘基在《欧阳修词集斟疑》一文中，从版本流传的角度考证了欧阳修的词，认为今天我们判断《醉翁琴趣外编》的真伪，一般是先假设《近体乐府》为可靠。但据作者考证，《近体乐府》是欧词的一种选本，已非原貌。而今天我们尚能见到《醉翁琴趣外编》的南宋中期本，保留了大量《近体乐府》所无的佚作。该书有明显的特点，其一是对前人怀疑为他人伪作的欧词一无所汰，这些作品多为艳词，且稍涉淫媟，如《醉蓬莱》之类；其二是除艳词外，所收词多为情感强烈之作，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等，相反，对于联章组词《采桑子》之类感情较为平和的词则弃之不取。作者认为，“《醉翁琴趣》似为南宋后期闽中书坊应妓乐之盛而编的一部欧公词选，当时庆元本《近体乐府》虽已流行，然其祖本及《平山
9
集》之类尚未绝迹，因而选编这样一本词集是完全可能的。”
有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欧阳修的艳词（或说恋情词）。如薛砺若在《宋词通 12
《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 《文史知识》1995年第1期。 3
吴奔星、李兴华选编《胡适诗话》第486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4
《现代学生》第3卷第8期，1933年。 5
《欧阳修词笺注·前言》第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6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4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北平朴社1932年初版。 7
《唐宋词名家论稿》第68、6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8
《文献》1986年第2期。 9
《求是学刊》1990年第3期。
论》中将欧阳修与二晏、张先并称“北宋初期四大开祖”，指出：因为欧阳修的词写得太柔媚，太女性化，与他“文以载道”的古文家身份似乎不太相称，推崇他的人以为是一种亵渎，陈振孙以为是“仇人无名子所为”，罗长源以为是刘煇伪作，“若一定就他的人品，以定词的去取，那就很危险了。以晏元献之刚峻，而词则柔媚如十七八女郎，司马温公与寇莱公之耿介，而其词亦婉柔淡远，不类其为人。何况是最富感情的欧阳永叔呢！” 又说：“我们在他的诗与散文里面，只看到他那副严肃护道的面孔，使我们将要疑心他是怎样一个古板而顽强的人呵！但我们一读他的词集，这种推断立刻就要推翻了。当我们沉醉在他那种轻柔而妩媚的作风里时，我们深深的认识了他的本来面目与心灵──一颗极强烈颤动的心—我们才
1
知道他的文章真正价值与风调。” 徐伯鸿、徐虹的《千姿百态总关情──试论欧阳修的恋情词》说，欧阳修词虽然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对宋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但认为“欧阳修词中数量最多，写的也比较好的，却是沿袭晚唐五代题材，描写豆蔻相思、离情别恨、花前樽下的生活”，其成就在于“洗去无病呻吟之风，继之以情感人，词风清新，自然率真、隽永的恋情词”。说这些词中对所表现的女子特别是青楼女子“持同情、赞美──也有少许是持玩弄──的态度，与他在诗文中所表现出的正统、严肃的儒家卫道者的面目俨
2
然不同。”
认定这些艳词是欧阳修做的同时，有的学者认为它们体现了欧阳修风格的另一面，主张对这些艳词持平允的态度，不必赞美，也不必厚非。如邓魁英的《欧阳修在词史上的地位》认为，曾慥的这个说法之所以在南宋产生，除了人们对欧阳修人品的估计外，还可能和道学家将诗词韵语视为小道有一定的关系。作者认为，欧阳修“这部分‘浅近’、‘浮艳’的词正体现了欧阳修创作中的另一种现象，那就是写离别相思、男女恋情时，不再是典雅婉和的，
3
往往比较通俗、泼辣。” 杨海明在《唐宋词史》中说“在《醉翁琴趣外编》中我们就看到了他那些不同于《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它主要收录其‘雅词’）面目的俗词作品──而且有意思的是，它们又较多采用慢词长调的形式写出。”又说欧阳修的艳词是“市民阶层的
4
生活作风和艺术趣味”渗透到士大夫营垒中来的结果。 洪本健在《醉翁的世界──欧阳修评传》中指出：“欧阳修的所谓艳词中，其实有不少是描写纯洁健康的爱情生活的，以男女真诚相爱之情抗无端压抑人情之理，在冲破传统的束缚，反对旧礼教的虚伪上，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作者认为，这类词的特点是“充满热烈的情感，而活泼率真，善于表现人物心
5
理。”
三、欧词的成就、地位、风格及其它
对于欧阳修的词，古人已有较高的评价。冯煦在《送六十家词选》中说：“宋初大臣之为词者，??独文忠与元献，学之既至，为之亦勤，翔双鹄于交衢，驭二龙于天路。且文忠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江西一派。其词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宋至文忠，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而论，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台静农在《宋初词人》一文中说，在欧阳修同时的词人中，只有他能够“接续晏殊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文章还指出，欧阳修词的成功之处在于：第一是抒情的，第二是描述自然的，第三是乐府的精神。说欧阳修词有着“丰富的感情与高超的艺术手腕，而可以同时得到一种沉著的浑厚的伟大气象，他的这种填词的力量，实在在别的作家很少看到。”又说欧阳修词是天然生动的，是有生命的，不是“照片式的”写景。其天然的音调与婉和不破的情绪，令
6
我们读后“不禁地便生出一种悠然的遐想”。这种评价可谓相当高。钱基博在《中国文学 12
《宋词通论》第87页，开明书店1949年第三版，原1937年版。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3
《光明日报》1963年4月14日。 4
《唐宋词史》第20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
《醉翁的世界──欧阳修评传》第27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6
郑振铎主编《中国文学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