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讲义·第五章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再次，毛泽东对如何发动群众，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以及农村斗争同城市斗争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刻地阐述。
最后，毛泽东总结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的经验，正确地制定了解放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政策。
总之，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革命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为马列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作出了伟大贡献。
三、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
在全国性的抗战开始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研究抗日战争规律。
早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战”，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必须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1936年7月，在会见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时预见中日战争形势时也指出：只有经过持久战才会胜利。这一时期，中共其他领导人在研究抗日战争规律时亦提出持久战思想。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对抗日战争其伟大指导作用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一）背景：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国民党执行压迫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和
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由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在日本进攻面前，不能造成有效的抵抗，造成了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因此，在国民党内流行着极为有害的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论调，同时在我们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极力散布阶级投降论调，并成为党内贯彻全面抗战路线的主要障碍。
1、亡国论：全国抗战开始以前，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妥协派即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战场的溃败，他们又继续叫嚷“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败”的论调。当南京失陷后，亡国论更是鼓噪一时，进一步为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借口。
2、速胜论：来自国民党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他们在被迫抗战以后，一方面从侥幸心理出发，幻想依靠外国的干涉和援助而取得速胜；另一方面，他们遇到战局有利时，就头脑发热，叫嚷反共决战。台儿庄战役获胜后，一些人被冲昏了头脑，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当国民党军队一再溃败，外援又迟迟不来，幻想破灭了，他们就由“速胜论”的鼓吹者一转而为“亡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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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和者。
不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其核心都是民族失败主义。
3、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幻想依靠国民党的正规军取得抗战胜利，他们过高的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力量，看不到抗日战争的艰巨性和持久性，不懂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党内这种右倾投降主义思想，对于贯彻全面抗战路线，争取持久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危害极大的。
为了批判“亡国论”和“速战论”和党内情势游击战争的错误论调，使全国人民获得对抗日战争的正确认识鼓舞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毛泽东及时发表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
（二）内容：
1、全面分析了敌我之间的基本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从这个总的根据出发，毛泽东对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进入了深入细致地分析，从而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规律。
第一， 敌强我弱：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当时都是一等的，在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的有利条件，也是他敢于发动侵略战争的基本原因；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中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方面都不如日本，由于敌强我弱，决定了抗日战争不能速胜，决定了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
第二，敌退步我进步：从战争的性质来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来挽救其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决定了它战争的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天皇制和军国主义相结合的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特殊野蛮性；和日本这种野蛮的、退步的侵略战争相反，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的性质就决定了人心的向背，日本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必将随着战争的发展而扩大。由于时代的条件和战争的性质，就产生了抗日战争持久的可能性和胜利的可能性。
第三，敌小国我大国：日本是小国，地小、人少，原料不足，其军力、财力、物力均感不足，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中国则是大国，潜力大、人多、兵多、地大、物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地大有回旋的余地，广大农村在经济上可以脱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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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而相对地独立存在；战争又是进步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此，可以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抗日根据地，把农村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不断壮大人民力量，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第四，敌寡助我多助：由于战争就是敌我之间矛盾着的基本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根据其本性发生变化，最后决定战争胜负。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着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将继续改变着敌强我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势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因此，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根据对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的分析，毛泽东进一步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的三个阶段。
战争的第一阶段：敌之战略进攻和我之防御阶段；战争的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和我之准备进攻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战争的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和敌之战略退却，即战略反攻阶段。
2、规定了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
关于抗日战争客观规律发展的论述，只是指明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可能性，要将这种可能的东西变为现实，还需要发挥主观能性，有意识地争取。毛泽东不仅正确地估计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而且正确规定了适应抗日战争客观情况的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原则。
第一，强调了抗日的政治动员的重要性，规定了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为了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一种特殊手段，中日双方的战争都有其政治目的，中国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日本的侵略战争，则是要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自觉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为了充分发挥全国人民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正确地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争取抗日的胜利，毛泽东规定了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也就是说，必须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国人民进行人民战争，才能取得胜利，“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的人民战争路线，是建立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基础上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广泛的群众性，既有力地反对了蒋介石国民党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又批判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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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第二，军事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指出，中国只能采取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要进行持久战，正面战场必须采取运动战配合以游击战，并必须依靠敌后战场，甚至主要依靠敌后战场才能持久。从这一总的方针出发，他还具体规定了，必须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作战方针，这个方针是为着在强敌面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去争取胜利。
3、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针对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者妄图依靠国民党打正规战、轻视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都十分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把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争，由战术范畴提高到战略范畴，抗日游击战争的作用问题，实质上是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问题，为了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正确地提出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来说，国民党担负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负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因为这样的分工，可以避免我们和国民党发生过早的摩擦，更可以使我们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建立和扩大敌后根据地，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关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是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这样，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
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作出科学的论证，并付之革命战争的实践，这是毛泽东在军事科学上的伟大贡献之一。
（三）意义
《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实际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纲领，它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理论，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广大群众，对中国人民坚定抗日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具有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
四、反对王明新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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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党内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这是在新的形势下出现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翻版，它是要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路线。因此，党中央坚决地对它进行斗争，及时地克服了这种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卢沟桥事变后，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之间的复杂斗争，在共产党内也有尖锐地反映，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同国民党合作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产生了右倾麻痹思想，出现了一些右倾投降主义倾向。
在政权问题上，出现了议会主义倾向，他们主张在陕甘宁边区实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反对实行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制度；在军队中，出现了新军阀主义倾向，个别人不愿严格接受党的领导，独断专行，个人英雄主义有所发展；在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中，出现了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和尾巴主义；在军事战略上，出现了轻视游击战争，主张我军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大仗，打正规战争的错误倾向。
对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这些投降主义倾向，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作了坚决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从而收到较好的成效。
（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出现主要错误
1937年11月下旬，王明从苏联回国，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康生，他们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立即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1937年12月9日——12月14 日，在延安召开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右倾投降主义观点:
1、这个报告抹煞了国民党的反动阶级本质，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进步性。
2、这个报告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左中右三个阶级集团和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认为在统一战线中，只应以“抗日不抗日”为标准，只应区分抗日派和亲日派。
3、这个报告反对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总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这个报告，把当时共产党内存在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倾向理论化，系统化了，从而形成了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纲领。
会后，王明到武汉工作，他利用在武汉公开活动的机会和他所控制的报刊，连篇累牍地写文章、作讲演，贯彻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这些文章和讲演进一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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