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讲义·第五章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展了他的右倾投降错误。
1、抹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区别和两条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
王明强调国内各阶级只有抗日和不抗日的区别，“凡抗日者皆吾友，降日者皆吾敌”，把抗日与否作为划分敌友的最主要标准，这从中日民族矛盾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对的。但是，在抗日阵营中，还有左、中、右的区别，还要进行阶级分析，王明认为这样的区别和分析是“模糊了今天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会“引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垒中的许多不应有的磨擦或裂痕”。他只看到国民党抗日的一面，忽视了他反共反人民的一面，甚至抹杀了国共两党的阶级区别，说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国民党内没有法西斯、没有军阀，对国民党要“抱着诚挚的友谊，充满着热烈的希望”，甚至吹嘘蒋介石是民族英雄。王明的这些错误，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把中共降低到了国民党的水平。
2、进一步反对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竭力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王明主张事事经过统一战线，处处强调征得蒋介石政府的同意，甚至共产党在敌后经过浴血奋战后解放国土上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他也主张要“事先征得”国民党的“统一和批准”。
王明一再鼓吹政府和军队的“统一”，提出：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反对我党独立自主的发展抗日武装。这些主张正适合于蒋介石限制和削弱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的阴谋。
3、王明在抗日力量的估计上，夸大城市工作和国民党军队的作用，轻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敌后游击战争
王明对军队不进行阶级分析，不看军队的政治素质，只看军队数量和装备，他认为最有战斗力的是国民党军队，其次是两广军，第三才是八路军、新四军，因此他觉得蒋介石了不得，要依靠它抗日。他还轻视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主张“确定和普遍的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一方面认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数量少，装备差，另一方面又主张人民军队去打运动战，这在敌强我弱的形势尚未根本变化之前，无疑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也正符合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
王明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运动作为党的工作重心，迷恋于同国民党搞“上层之作”，把建立敌后根据地，发展人民抗日力量这一战略任务置之不顾。
4、王明对抗日战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及其前途作了歪曲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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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不是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看作是民主革命阶段中部分的战略转变，而断为根本的战略转变，他不是把抗日战争看成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过程的一部分，而认为是附加的，后退到某种意义上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同于前次反帝资产阶级革命”，并由此得出抗日战线胜利后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天下，而不是共产党和人民的天下的错误结论。他认为抗日胜利了，“国民党在实际上证明其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蒋先生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那时候，谁能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而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呢？”这充分说明王明对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失去信心，并引导人们走上旧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道路，这完全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翻版。
5、王明为了贯彻他的投降主义主张，提倡党内的自由主义，他不顾党的组织纪律，不尊重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宣言、决议和文章，并拒绝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指示。
归根到底，王明放弃了中共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实际上是引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去迎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适应了蒋介石国民党溶化共产党的阴谋，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的复活。
（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克服
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中共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纠正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中共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和《战争与战略问题》的报告，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予系统而有力的批判。
1、全会号召全党同志要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强调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
2、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坚持战争，同时坚持统一战线总的独立自主原则。为了真正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批判了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批判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迁就主义的错误主张，会议提出，党在统一战线中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独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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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提的，不能因为合作和统一而抹杀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及必要的权利。
3、全会重申全党应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的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会议再一次从多方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针对王明在发言中表现出的革命乡村能否战胜敌占城市的怀疑，毛泽东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抗战时期，党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在民族战争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4、鉴于党在抗日战争的新环境以及党内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人有违反组织纪律和张国焘由反党反中央的分裂活动发展到叛党的情况，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作为党的法规，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在报告中重申了党的纪律，同时指出要党内民主。
5、会议根据当时形势，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和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会议决定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北方局常务委员会，杨尚昆为书记。
这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式，规定了党在抗日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三）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关系
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以苏联共产党为中心的，共产国际的基本路线、指导思想都是由苏共领导确定的。那时，苏共同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名义上称作“兄弟党”，实际上并不平等，苏共领导可以通过共产国际任意去干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可以对各兄弟党发号施令。
关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史上的功过是非，总起来应该这样去看，一方面，共产国际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对各国共产党的具体指导上也有不少严重失误之处，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曾经指出：“斯大林对中国做出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斯大林那里来的”。
中共在检讨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重大错误时，一贯的是强调主观上的责任，一般不提或很少提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的责任，1981年7月1日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幼年时期，也就是本世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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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曾经一再犯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国外经验神圣化的幼稚病”，王明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失误，是中共内部出现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外部因素或国际背景，主要有三方面：
1、在对中国各阶级状况的分析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军事力量，过低地估计以中共为核心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错误地认为只有蒋介石的正规军才能在中国战场上钳制和打击日本，根本忽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作用。
2、在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重心应当在何处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过分的强调国统区和敌占区城市的工人工作，而忽视敌后农村工作。
3、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只强调同国民党搞好团结，而不提必须同其反动性进行斗争，如：抗战爆发后，当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主张中共对国民党多迁就、多退让，不同意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和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担心这样会惹恼蒋介石而引起统一战线的破裂。
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曾从多方面支援了中国的抗战，这是中国人民能够坚持持久战和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共一贯十分重视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一贯采取十分郑重、严肃的态度，就是：既要勤于请示和通报情况，竭力在政策上和行动上保持一致；又要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和建议，正确的就办，不正确的就不办，这样才能制定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战略和策略，从而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
一、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
（一）相持阶段到来前后的国际环境
相持阶段到来后，正是国际局势急剧恶化的时期。在欧洲，德意法西斯疯狂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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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法美等国却一昧地妥协让步，终于导致欧洲战争的爆发；在远东，英法美为了应付欧洲危机，奉行一条对日本的绥靖政策；苏联由于西方各国携手遏制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强烈的愿望，但是在西方一些国家一再拒绝集体安全政策的情况下，也以避免战争、维护自身安全为首要任务。这种状况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一种极端不利的地位，也给中国人民抗战带来不利的影响。
1、慕尼黑协定与欧洲战争爆发
1937年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以及英美等国对此所报的“中立”态度，刺激了德意在欧洲的新冒险。
1937年11月5日，德国召开有三军总司令参加的秘密会议——霍斯巴霍会议，会上希特勒提出了今后新的扩张目标是“在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取得成就”，“第一个目标必须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
1938年2月德国着手实现这一计划，向奥地利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3月11日，德军越境进入奥地利，13日，德宣布奥并入德国。对此，英采取默许态度，并于11月2日正式承认奥并入德国，法、美也相继宣布承认，紧接着德又将侵略矛头转向捷克斯洛伐克，并于9月3日命令公开进行对捷的战争准备。面对捷克危机，英法两国一面不断向捷克政府施加压力，迫其向德国让步；一面频繁示意德国，请求举行首脑会晤，探求和平解决的办法。1938年9月29日——9月30日，德、意、英、法四国首脑，在排除捷克以及与捷克问题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苏联的情况下，在慕尼黑召开会议，达成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慕尼黑协定》。
英法在慕尼黑的妥协，不但没有带来欧洲的稳定，却使欧洲分崩离析，战争提前到来。慕尼黑会议引起了国际关系的大混乱，个个中小国家在心理上受到极大震撼，他们深深感到英法不足恃。原有的欧洲秩序已经摇摇欲坠，因此纷纷修订自己的外交政策。
慕尼黑会议及其结局从根本上动摇了苏联对英、法等国长期报有的期望。自30年代初，东西方战争策源地形成以来，苏联一直奉行联合英法，共同对付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扩张的集体安全政策。然而，在捷克危机期间，苏联发现自己虽为欧洲大国之一，却被排除于事欧洲前途的国际会议之外，严酷地现实迫使苏联不得不考虑调整自己的政策，从中立自保的政策出发，1938年8月苏联与德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慕尼黑的又一后果是进一步鼓励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冒险。1938年10月21日，刚刚获得苏台地区的希特勒又为德指定了新的扩张目标，1939年3月16日德军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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