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讲义·第五章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捷克斯洛伐克。4月3日希特勒批准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4月17日，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
德、意新一轮的扩张把英、法逼进了死胡同，迫使他们不得不在三、四月间先后对波兰、罗马尼亚、希腊、比利时、荷兰、土耳其等国提供安全保证，形成了事实上的军事联盟。与此相对应，希特勒宣布废除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和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又于5月22日与意大利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结成所谓“钢铁同盟”，至此，欧洲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1939年8月23日，德在完成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部署后，于1939年9月1日发动了侵略波兰的战争，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欧洲战争正式爆发。
2、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
自1938年起，急剧恶化的欧洲局势对远东的影响是巨大的，英美等国虽然不甘心放弃自己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屡有抗议日本乃至有限援助中国抗战的表示，但是实现对日援助，却是这一时期英美远东政策的主流。
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鼓励了日本在远东的扩张。1938年11月3日，日本公然发表东亚新秩序的声明，面对日本的挑战，英、美等国面临三种选择：其一，大力援助中国，积极介入中日战争，以实力对抗日本，保全自己的在华利益。但英美等国不愿承担与日本全面交恶的危险，尤其是在欧洲危机的情况下，更担心因此而削弱他们在欧洲的地位，促使日本加速靠拢德、意；其二，与日本全面妥协，承认其扩张要求，以稳定远东，集中力量于欧洲。但这不仅意味着英美等国在华利益丧失殆尽，而且会危及其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和战略地位，因此很难为英美所接受，既不愿对抗，又不甘心放弃既得利益，于是只能选择第三种折衷的政策，即利用中国的抗战来挫折日本的扩张锋芒，使其知难而止，在合适的实际，以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的让步，实现双方有条件的妥协，从而保全西方国家在华基本利益。“东亚新秩序”出笼后，英美的反应强烈，1938年12月20日，美对日提出措辞强硬的抗议，申明“门户开放”原则不容某一方面片面取消，反对“新秩序的内容及条件”，英国亦持这一态度， 英美对日本的侵华行动，虽有抗日表示，但举措相当谨慎。
1938年10月以后，日本被迫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进攻，开始改变侵华方针，着重从政治上诱降国民党政府，英美等国视此为与日本达成妥协的良机。1938年11月，英国向日本表示，愿意就中日和平问题进行斡旋。1939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提出建议：放弃满洲，中日实行合作，取缔反日活动，恢复“七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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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前的状态等。西方各国酝酿的“远东会议”虽然尚未实现，但是在他们谋求缓和与日本关系的行动中，确实存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内容。1939年7月15日英日在东京开始谈判，7月24日双方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该协定实际上是英国在东方放任侵略，纵容掠夺战争的又一丑行，使“东方慕尼黑”阴谋活动的严重步骤。
欧战爆发后，英美等国更加急于对日妥协
总之，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前后，由于欧洲危机的加深，英美等国急于与日本妥协，他们奉行了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让步的政策。这一政策是慕尼黑绥靖政策在远东的翻版，它使中国人民的抗战面临严重的威胁，迎合了日本觊觎通过政略和策略来摆脱困境的侵华战略的需要。
3、苏联的远东政策
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以及由此造成的欧洲战争，对苏联的对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苏联放弃了多年的集体安全政策，转而采取了一条以避免战争，维护自身安全为主的外交路线。这个外交路线对苏联远东政策的影响在于，进一步加强了延缓苏日战争、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基本考虑。1938年10月以后，苏联继续贯彻积极援助中国抗战，使之能够长期牵制日本的政策，当然苏联的这种做法也有自身的考虑；苏远东政策的另一方面是如何对待日本。1938年以后，苏联为避免德、日的两面夹击，迫切希望远东苏联的稳定，1938年4月4日，苏建议日本政府通过谈判解决一切争端，这一建议未被日采纳。日本迫于中日战争的困扰，以及苏联对日挑衅的反击，也产生了暂时稳定中日关系的意向。1939年12月31日，苏日经过谈判，签订了《苏日协议》。在苏联政府不断努力下，1941年4月13日，苏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苏中日立条约》。
1938年以后，苏联在欧洲动荡、自身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谋求缓和苏日矛盾的各种努力，对牵制日军地对苏战争冒险，避免两线作战的危险，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而且在此期间苏联缓和对日关系的一些举动，尤其是《苏日中立中立条约》对中国的消极作用是明显的，特别是苏日双方互相保证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内，这是严重损害中国东北和外蒙古领土主权的行为。对日本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北方苏联的顾虑，增进了南进的决心。
（二）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
1、日本侵华方针变化的原因
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结束，日本虽取得军事上的一些胜利，但是，这些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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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态。经过15个月全面战争，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国家的经济基础而动摇，对苏战争的准备受到削弱，日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与此同时，国际形势急剧动荡，日本急欲从中国战场腾出手来，取应付即将到来“大转折”，这些因素，尤其是侵华战略的破产，迫使日本在1938年10月以后，对其侵华方针做出重大修订。
①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中国战场的态势
七七事变时，日本企图通过速战速决的战略，重现甲午战争迅速取胜的一幕，这个战略方针着重依赖武力，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用必要的兵力，在有限的作战空间里，摧毁中国的战争力量和战争意志，一举达到战争的目的。小国寡民，资源贫乏的日本最忌讳战争旷日持久，因为这将造成日本国力的无限消耗，难以实现其世界战略。然而，十五个月的战争结果却是，日本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成为泡影，而其力避的不利状况成为现实。
到1938年底，日本已在中国战场上投入近百万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45万伤亡的代价。换来的却是一种骑虎难下的窘境。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后，形成了正面和敌后战场的格局，在4000公里的正面，日军面对中国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另一方面，在相当于日本本土近3倍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战场后方，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遍布各地。
尽管日军已由战前17个师扩大到34个师，并将其绝大部分投入中国战场，但同时应付两个战场仍顾此失彼，疲于奔命。
在这样一种战争态势下，日本若想继续维持战略进攻的势头，就必须投入更大的兵力和更多的物资补给，即使如此，日军也没有胜算地把握，更何况15个月的战争已使日本的军力、国力不堪重负了。
②捉襟见肘的日本兵员、军需动员状况
经过15个月战争，日本痛感过低估计了中国的抗战意志和能力，战争的实际进程无论在实践、规模、强度等方面均超出它初期的预料，日本的战争能力开始暴露出严重破绽。
战争开始后，日本大规模扩军。先是在1937年扩编了七个师，继而于1938年又扩编了十个师，使其师的总数翻了一番，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扩军，使日军的兵员组成出现问题。日本陆军省军务部门统计：1938年8月1日，侵华日军成员中：现役兵11.3%，预备役兵22.6%，后备役兵45.2%，补充役兵占20.9%。由紧急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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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的这种畸形的兵员结构严重降低了日军的战斗力。
与兵员动员的窘况相伴随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动员补给同样难以为继。开战之处，日本轻视中国，设想无需大规模的军需动员，仅凭现有的军需储备一举击败中国。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持久，各类军需物资的消耗直线上升，日本被迫于1937年10月——1938年3月31日又追加实施“中国事变第一次军需动员”，从1938年4月1日——1939年3月31日又追加实施第二次军需动员计划。
兵员及军需物资动员补给方面存在的种种困难，限制了日军进一步发展起战略进攻。
③战争严重妨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行
日本经济是一种对外依赖程度极高的经济，其工业能力及整个经济的发展直接取决于来自海外的各种原材料，日本历次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重要的是控制原料产地。然而15个月的对华战争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大量的战争消耗却造成日本各类物资的极度匮乏，进而动摇了日本脆弱的经济基础。
1937年7月——1938年3月短短8个月内，日本就连续四次追加临时军费，累计总额74亿日元，是下面四次大规模战争总和163%。
甲午战争：2.00475亿， 日俄战争15.08472亿， 一战8.8166亿， 九一八事变19.3125亿。
这笔巨额战费不仅造成日本经济的拮据，而且给日本带来严重后果。庞大的战争经费支出绝大部分用于武器弹药及各类军需品的生产，这些物资一经产生及脱离再生产之外，成为对发展经济毫无意义的纯消耗，这种消耗使日本的出口产业因原料不足造成出口能力下降，出口下降又造成进口原料大幅度减少，最后使日本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转受到破坏。
由于战争影响，1937年度上半年，日本的进出口分别比上一年度减少32.9%和19.6%，为了弥补贸易萎缩造成的物资短缺，日本只好动员黄金外汇储备。战争爆发后，日本有的388吨黄金仅剩下25吨，其余的都作为贸易决算而输给美国等国家。即便如此，战争带来的物资匮乏情况仍很严重，出于对物资短缺及其对经济影响的考虑，1938年，日本政府有关部门从缓解经济困难的角度建议早日结束战争。
④侵华战争陷入长期化破坏了日本的世界战略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原来是将此作为有利于其对外扩张总体战略的首要环节考虑的，即通过速战速决，建立以日本为首的“日满华同盟”；再依靠这个同盟赋予日本的强大的力量，实现其南下和北进的大扩张。经过15个月的战争，这个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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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破灭了。侵华战争不仅未能帮助日本的总体战略计划，反而成为沉重的包袱，使日本在即将到来的“国际大转机”面前失去了从容应付的能力。
九一八事变后，日苏两国分别以对方为敌手，加紧扩充在远东的军备，以确立自己的优势。然而，侵华战争却是日本的的对苏战备受到严重削弱，由侵华战争而加剧的日本对苏军备的严重不足，极大地削弱了日本对苏的强硬立场。在1938年的张鼓峰时间和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中，日本都因侵华战争的掣肘而被迫对苏作出让步。
总之，经过15个月的战争，日本朝野感到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已经破产，单凭武力无法征服中国，侵华战争已经对日本内外经济、政治造成巨大影响，并成为日本实现其世界战略的沉重包袱。有鉴于此，日本被迫对既定的侵华方针作出重大调整。
2、日本侵华方针变化的要点
①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战争初期，日本盲目迷信自身武力的强大，对国民党采取了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速战速决的方针。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后，日本狂妄地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企望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
武汉会战前，日本的战略进攻能力已经衰落，中国战场的持久态势渐趋明朗，日本军政上层围绕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的作用及局限产生力极大的争论。日本军部也从实际的战争过程中感到武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强烈要求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于是，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被迫将原来的方针改变为对国民党政府“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1938年10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在《关于时局的处理方案中》表示：“今后，不仅要用武力，更要倾注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的总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发表了《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一改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在合作、提携、互助等招牌下，对中国发出诱降，声明说：“帝国所希求者即建立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秩序”，“此种新秩序的建立，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立，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这个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日本已经把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改变为政治进攻为主的方针，企图以承认国民政府存在为条件，利用并扩大中国的内部矛盾，迫使国民党放弃抗战的立场，实行对日妥协，把处于僵局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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